有一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人人都在苦恼人生，但是谁也不愿意多谈人生。为什么？
想来想去，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一、人生的课题与每个人有关，却不是一个专业，因此也没有专家。随口一谈就像是专家了，有冒充之嫌。
二、有能力谈的人一定还活着，而人生课题的焦点却在最后的时刻。未及焦点，谈之浅矣。
我曾设想过，有资格谈论人生的人，一定是一个临终者，而他的思维等级和表述等级又足以让人信任。这样的人当然不少，但在中国，他们失去了谈论的权利。原因是，按照中国民间的习惯，不允许临终者平静地说很多话。只有忙碌抢救，一片呼喊，一片哭声。模式化的临终、模式化的送别，剥夺了太多的珍贵。按照不少人的说法，这是中国亲情伦理的最终暴发方式。但在我看来，也可能是最终遗憾之处。
在病房杂乱的脚步声中，老人浑浊的双眼是否突然一亮，想讲一些超越实际事务的话语？一定有过的，但身边的子女和护理人员完全不会在意。老人的衰弱给了子女一种假象，以为一切肢体的衰弱必然伴随着思维的衰弱。其实，老人在与死亡近距离对峙的时候很可能会有超常的思维迸发，这种迸发集中了他一生的热量又提纯为青蓝色的烟霞，飘忽如缕、断断续续，却极其珍贵。
人们只是在挽救着他们衰弱的肢体，而不知道还有更重要的挽救。
多少父母临终前对子女的最大抱怨，也许正是一片哭声、喊声中没有留出一点安静让他们把那些最后感悟道完。
中国式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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