斌刚告辞，董事长的秘书童薇便打来电话，问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说几位股东和董事长想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我忙赶了过去。见过董事长、陈董和周董，将事件的详细经过汇报完以后，简单说了我的处置建议。
急性子的陈董说：“公司已经交了社保，国家给了赔偿，还有员工捐款，没必要再给钱了吧；何况，影城要给，还有一大笔刑事附带民事的赔偿金。”
我说：“员工是我们的，他是上班时间为工作牺牲的；影院都出五十万了，没理由我们还不如电影院吧？再说，他是家里的希望！现在这样子，他一家老小未来怎么办？”
陈董说：“你想要养他全家喽？”
我说：“有问题吗？”
陈董说：“没问题吗？说句不好听的话：如果不出这事，他那点工资也养活不了他全家啊？”
我说：“人在，你的话没错；人不在了，是不是该讲点人性呢？何况他是为公司为工作失去生命的？”
董事长问我：“你想怎么样？”
我说：“他们家庭的问题可以用国家赔偿和刑事附带的民事赔偿解决。通过法律途径，我了解过，事实婚姻也是法律认可的一种，只要有法院界定，社保赔偿额度就会多二十来万，所有赔偿可能在四十万左右；而刑事附带民事的赔偿肯定会超过社保赔偿额度。这些钱足够小林爷爷、父母颐养天年。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怎么为他小孩的未来着想，我想建一支基金，以保障他小孩从出生到成年，才真正对得起为工作牺牲了生命的员工！也才能给保安部几百人一个交代！”
董事长说：“那得要多少钱啊？”
我说：“我大致算了算，需要二百万元左右；影院愿意出五十万元，内部员工捐款有四十万元，剩下的我建议公司出。”
周董说：“我不同意。公司有几百保安，几千员工，人人都要额外补偿，岂不把老本折光？”
我说：“你觉得我们天天在死人吗？据我所知，公司成立快二十年了，这还是第一次！”
周董说：“关起门来说：像他这样的农村孩子，如果在家乡上坡下坎干农活出了意外，不但没有一分钱，还得自己掏安葬费；要是在他们老家发生今天这种事情，能赔三万五万就不错了。”
我说：“你这话太没人情味了！”
周董说：“怎么没人情味？社保的钱不是我们交的？他们家那些人的往来接待、食宿、交通费用十几万不是我们出的吗？按法律规定，这些钱我们都可以不出。做企业，没必要拿钱买人情。”
“你还要员工给你干事不？还要员工为你卖命不？”我呛了他一句。
“我们付了工资，他们凭啥不干事？卖命还真不要：大家都卖命，我们也赔不起啊！再说，你要处理得好一点，也不至于要命，是吧？事情在电影院出的、命令是你下的、实施是林总干的，要我说，你们都有责任。”
董事长连忙打住他的话说：“大家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人死为大！我们参照电影院，也给五十万元，你们觉得如何？”
我说：“少了点吧？”
陈董说：“你觉得少你个人出吧，你出再多我们都不干预。”
我打量了一下周董和董事长，他们都没说话的意思。我说：“行，我个人出就个人出！”
董事长说：“那就这么定了。趁这机会，我们说说经营方面的事情”。
我说：“你们谈吧，我走了。”
周董说：“经营的事你不参加我们三个谈啥？”
我边走边说：“那就等我把死人的事处理完再说吧！”
我的身后传来陈董极度不满的声音：“你就这样走了？这也太不像话了吧！你把我们几个撂在这里知道有啥后果吗......？”
我没有任何停顿，顺手带上了高大的房门，隔绝了不想多听的声音。进到电梯里的时候，我在想：他们知道我这举动是什么意思；当然，我也明白接下来可能会产生哪些对我不利的后果。
或许，我该休息一下了。
或许，我该想想创业的事了！
事后想来，如果不是因为这次事件没法真正体现自己做人做事的立场和本意，可能我至今依然沉溺于打工皇帝无尚荣光的虚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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