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天下一统
柳宗元的《封建论》认为，周之亡，错在制度，不在施政；秦之亡，错在施政不在制度。
秦废封建，施郡县，使得“天下一统，四海一家，中央集权，分级管理”。
郡县制实行前，天下实行的是邦国制，邦国制不是真正的统一国家，而是国家联盟。邦国时期的封建制度，既不可能有专制(周天子管理范围有限)，又不可能和平(各封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只是保持了一种短暂的平衡状态。
人类社会的全部政治制度史 ，就是人们凭借和依仗某种力量来支配资源和分配财富的历史，也是人类凭借依仗力量、调整分配方案的历史。
中国古代经历了武力社会、财力社会、权力社会。帝国是权力社会的成熟和典型形式，其最大的特点就是集权。邦国制度是帝国的前史，春秋战国是帝国的前夜，所以，邦国是从部落国家向统一国家过渡的特殊形式。
邦国作为半武力半权力社会，重要的东西有两个：权力(祭祀)和武力(战争)，要想实现这两者的强大，还需要财力，所以商鞅变法就围绕政治、经济、军事展开：
1)政治上，废除领主制，实行地主制；废除世袭制，实行任命制；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
2)经济上，废除井田制。
3)军事上，按战功来决定赏罚。
经济体制改革，增强了国君的财力；军事体制改革，增强了国君的武力；政治体制改革，增强了国君的权力，这也是最核心的变法内容--专制与集权。废领主制，行地主制，是将分散在贵族领主手中的权力集中与地主；废世袭制，行任命制，是将原来贵族领主的不同命令统一为国君的一言九鼎；废封建制，行郡县制，兼而有之，这样就集中了权力、财力和武力。
商鞅变法，充满了专制、集权和独裁。变法后的秦国，上有独裁君主，下有芸芸众生，中油官僚机构，全国实行郡县制，编不军队、特务和警察，实际上已变成了一个中央集权和军事独裁的准帝国。
秦最终能一统天下，只能归结为秦用了当时最管用的制度，也就是初具规模的中央集权制或国君集权制。
第二章 中央集权
帝国是权力社会的典型形式，皇帝是帝国的核心。
秦二世而亡，更多的直接原因是不太习惯使用集中过多的权力，汉初，皇帝更多信奉道教，遵循“无为而治”的思想。同时，统治者关于加强中央集权的步伐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比如削藩、土地私有、盐铁专卖、独尊儒术。汉武帝时期，已经可以从多方面来大刀阔斧地开展集权工作：
1)限制民间的财力，即盐铁专卖和官方铸钱。实际上，任何一个集权的社会，一个有可能由集权发展为专制的社会，都不会允许民间资本形成规模，那也会造成一个与自己相抗衡的财力社会。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重农抑商”一直占据着主流意识，汉昭帝时期更是将其确定为国策。对民营工业的遏制和打压，确实维护了帝国的生存，却使我们民族在进入近现代社会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解除民间武装。
3)统一民间思想，即“独尊儒术”。帝国作为权力社会，在本质上是“文治”的(即依靠权力这种非典型暴力来维持统治)，所以文官和儒生就自然成了治国的主要依靠对象。同时，儒生也需要一条好的出路，最好的就是投身政治，修齐治平。所以“独尊儒术”本质上是帝国统治阶级和士人的一个交易，一种妥协。至于汉武帝和董仲舒完成该事件，是因为两者有一个共识：统一的帝国应该有统一的思想。
秦始皇用了法家来做统一思想的事，太过暴力；汉初用黄老之学也不行，太过无为。有此两者前车之鉴，儒家思想就开始慢慢登上政治舞台。
儒家思想是一种蕴含着社会理想的政治伦理哲学。按照儒家的学说，理想的社会应该既有秩序有和谐，既有等级又有诗意，这也是帝国的理想--天下一统，井然有序，安定和谐。儒生可能更看重“仁爱礼让”的诗意，帝国更看重等级秩序，但他们两者可以达成共识。并且儒家思想也有容易施行的特点，所以两者达成了交易。儒生向帝国奉献自己的知识和忠诚，帝国向儒生开放开放自己的官位和俸禄；儒生从帝国那里谋取了生存的空间，帝国把儒生从潜在的反对派变成了国家的支柱；儒生利用自己的知识给皇帝的至尊地位披上合法的外衣，帝国利用自己的权力让儒学在诸多学说中独尊；儒生获得了对意识形态的垄断，帝国则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统治工具。
唐朝有两个制度得到了重要的进度：科举制度和官制制度(三省六部等)，也都利于中央集权。在以后的宋明清，每个朝代的开国皇帝都用不同的方式加强集权。宋朝可以总结为四句：集兵权与中央，以文臣知州事，提高检察之权，优待被征服者。在宋朝，对集中兵权尤为重视，国家绝不允许任何人把军队变成私人武装。但这样做会让军队缺乏战斗力，宋朝也过于文弱。
唐朝解放思想，结果放纵了军人，引来杀身之祸；宋朝加强对军队的管制，却让军队丧失了战斗力。
明清两朝开始改制，来继续巩固皇权。朱元璋是这个时期的先行者，他力行集权制度，提高专制权威，屠杀文武功臣，整顿地方吏治。赵匡胤夺了武将的权，代之以文官，朱元璋也把文官的权给夺了，废宰相制，行阁臣制，皇权进一步加大。明朝专制与集权的另一制度，是“厂卫制度”。清朝在政治集权和军事集权两方面，更甚于明朝，并且将皇权放置在一个非常高的地位上，国成了家。清朝主要用以下方式集权：
1)皇权的行使和皇位的继承属皇室家务,比如秘密建储制。
2)满族在皇帝和太后面前称“奴才”。
秦汉之后，帝国就逐渐在走下坡路，因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民族创造力和生命力就受到了束缚，大唐盛世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得益于动乱的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民族融合加剧，思想又达到了一个繁荣期，儒学不再唯我独尊，玄学风靡一时，佛教文化趁虚而入，这些都为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础。
唐朝时期，“儒道佛并存”替代了“独尊儒术”，“对外开放”替代了“故步自封”，唐朝三个诗人诗仙(道)、诗圣(儒)、诗佛(佛)，各文化融合才铸就了辉煌的大唐。
宋朝时期，理学兴起，儒学重振，思想再度陷入僵化，并且皇权一步步蚕食相权，帝国一步步走向衰败。
第三章 伦理治国
帝国的麻烦在于集权，集权的麻烦在于皇帝。
从秦至唐，多是中央集权；宋至清，则是皇帝集权。古代政治家一直不赞成人治，因为“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政息”，并且人有善恶贤愚。在帝国前期与动乱时期，可以有人治，但却不能依靠人治来治国。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并未有真正的法治。真正的法，是全民约法，即有着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全体公民(或其自由选出的代表)通过充分讨论、民主协商和相互妥协，制定的一种必须共同遵守的“社会契约”。在古代，人与人是人身依附关系，子依附于父，妻依附于夫，下级依附于上级，所有的人都依附于皇帝，这种情况下自然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君主立法，官员执法，百姓受制于法，三者自然不平等。事实上，中国古代之法，是帝王实施专政之法，人民权利自然受到轻视。
帝国的法治不是法治，德治也不是德治。德治原本是原始社会的管理方式，周公把道德变成了伦理，汉武帝把伦理变成了政治。自此以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这样一直传了下来，帝国的制度，就变成了像《大明王朝1566》里的那样：“伦理治国”。伦理治国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四句：小人服从大人，女人服从男人，民间服从官方，全国服从皇帝。这些原则符合集权的特点，就被说成德与礼，变成了“非典型暴力”。那么，为何会如此？
在部落向国家的转变过程中，周确立了“家天下制”、“封建制”与“宗法制”。这样一来，家庭和家族的组织模式被政治化，变成了国家的统治模式，国家政治模式被家庭化，变成了一种脉脉温情的东西。氏族制度不知不觉变成了国家制度，血缘关系不但没有被摧毁，反倒得到了加强。
这样一来，会产生一个问题：泛伦理化，就是把一切关系当做伦理关系，把一切问题转化为道德问题。不同的人对一件事有不同的道德解释权，就会让帝国内的斗争变得持续不断，形成内伤。
即便如此，儒家思想也一直是官方意识形态，统治阶级一直坚持伦理治国，也就是儒学治国(秦证明法家治国行不通，汉证明道家治国行不通)。也正是因此，帝国才维持了二千多年。
帝国之所以一直坚持儒家思想，有以下原因：天下一统和中央集权的帝国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一个钦定的官方意识形态，这样可以防止因思想混乱导致的社会动荡，也可以降低管理成本，增加管理效益。帝国阶级可以大致划分为三种：帝王、官僚、百姓，帝王需要一种冠冕堂皇的理论作为他的统治基础，儒家有“尊王攘夷”；安邦定国的官僚需要一种理论为他们的施政立法，儒家有“忠君爱民”；百姓需要一种能安心接受帝国统治和奴役的理论，儒家有“纲常伦理”。一种理论同时满足所有人要求，它必然要成为官方思想。
帝国统治阶级一方面实施礼教，劝农桑，重耕读，崇孝悌，一方面梳理道德典型，比如“文圣人”、“武圣人”，这样就可以用文化来维护统治。乾隆将其用之最甚，编《四库全书》，大兴文字狱。
焚书坑儒、大兴文字狱这种硬打压在历史上为数不多，大部分时间都是“软控制”，给与文人官与禄。九品中正制之后，士族阶级垄断了做官的权利，于是隋唐就有了改善的科举制，保证了考试面前“人人平等”，这样，读书人就争先恐后地为帝国效劳。
独尊儒术的代价之一便是没有了各种思想百花齐放的局面，学问也因此受到影响。于是在学术界就有这样的特点：鲜有思想，只有学问；鲜有智慧，只有知识；鲜有争鸣，只有争吵；鲜有研究，只有钻牛角尖。没有了思想，骨气便也不再存在，骨气是以自由思想为前提的。
一个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社会也不可能真正有道德。
由于缺乏科学理性(思想)和实践理性(法治)，仁君容易变成暴君，良民也容易变成暴民。这种情况下，王朝还能坚持，全靠帝国有一大批真正信奉儒家学说并忠于职守的官员。
第四章 官员代理
帝国的政治，可以说是官僚(集团)政治。
郡县制与封建制的区别有三：
1)封建制是分权制，天子分权与诸侯，诸侯对自己的治地有独立的主权和治权；郡县制是集权制，集天下之权于中央，郡县是中央在地方的代理机构。
2)封建制是领主制，诸侯的邦国和大夫的领地都是他们自己的；郡县制是地主制，地方官对自己管辖的地区无产权无主权。
3)封建制是世袭制，郡县是任命制，所有官员均由中央政府或上级部门任命。这也是帝国区别于邦国的紧要之处：邦国的政治是贵族政治，帝国的政治是官僚政治。
实际上，邦国与帝国的区别也是三个：
1)邦国的国家体制是封建制，帝国则是郡县制度。
2)邦国的政治形态是贵族政治，帝国则是官僚政治。
3)邦国的统治阶级是领主阶级，帝国则是地主阶级。
帝国体制的管理有两大特点：中央集权和官员代理，官员也可分为中央官和地方官。中枢官员可分为三个系统：行政、司法和监察。
真正体现“官员代理制”的是地方官员，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宣布德意，推行礼教，征收赋税，征集兵源，维持秩序，维护治安，并在特殊情况下向臣民提供福利(如赈灾)，前两条体现了德治和礼治的精神，后几条是帝国的任务。
地方官要盘剥百姓，除了俸禄低外，他们还要孝敬上级；同时上级地方官之所以要接受下级的孝敬，是因为他要笼络京官，打发钦差。
帝国是一家没有股东和股权的大公司，它的财富产权不清，权力来路不明。明明靠赋税来支持运作，却不承认纳税人是主人，明明要靠暴力来维持统治，却偏要说是皇恩浩荡。最有资格进行监督的人(人民)无权监督，最该接受监督的人(皇帝)不受监督，加在中间的官僚集团可以上下其手两头通吃。
官员作为皇权的代理人，应该竭力维护帝国的利益，但实际上却为自己谋取利益，原因如下：
1)帝国及其利益都是抽象的，官员自己的利益是实际的。
2)帝国对官员奖励的唯一方式提升他们的官职、品级和爵位，但实际上官员升迁往往不是根据政绩。
3)官僚集团是职业经理人，官僚集团不会因帝国的兴亡牺牲自己的利益。
官僚集团人数众多，势力极大，关系复杂，垄断了帝国所有的资源，包括权力和信息。
科举制度的一个弊端是：中举做官被看作读书人的唯一出路，至少是唯一正当、有效益有前途的出路。一个国家和民族决不能没有知识的创造和文化的传承，知识阶层该做和可做的事情也很多，比如科学的研究和艺术的创作。在帝国，哲学被看作误国误民的清谈，科学被看作标新立异的末技，艺术不是被当做宣传礼教的工具，就是被看作玩物丧志的祸根。读书人除了做官几乎无事可做，帝国还鼓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如此下去，官僚机构必然膨胀，进而导致内部的腐败与斗争，帝国唯一能控制的就是官位和官职，根本抑制不了官僚集团的扩张。
第五章 内在矛盾
从春秋战国的爵位世袭，到秦汉魏晋的官职半世袭，再到隋唐洗后的科举选官，是一个不断强化共有意识和代理制度的过程。
只有当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是单独的、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个人时，全民公约才既有必要，又有可能。因为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人，都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如无共同约定，大家都自行其是，社会就无从组织，最后必然每个人的人格和意志都不能得到尊重，每个人的生命和权益都不能得到保护。这是社会必须约法的原因。
自由意志是一种心理能力，一种能够按照自己的真实愿望自由地进行选择，并对这种选择的结果复杂的能力，这里面包括了：真实愿望、自由选择和承担责任。
最适合帝国制度的国家状态是：疆域不大不小(如秦国开拓的疆域)，人口不多不少(如2千万到5千万)，经济水平不好不坏(如一般民众正好维持温饱为宜)，政治状态不好不坏(好不能好到强大无比，坏不能坏到民不聊生)。疆域太小，人口水平低，历史选择的就是邦国不是帝国。如果疆域太大，人口太多，中央集权的管理成本就会大幅增加，直至帝国无法承担。经济水平太高，会形成破坏帝国秩序的异己力量，政治状况太好，国家力量国胜，君王就会穷兵黩武，侵略扩张，同样会导致王朝的覆灭。可见，帝国制度的合理性，是以普遍的贫穷落后为前提的。帝国宁肯普遍贫穷落后，也不远发展国民生机，更不愿发展工商业。
第六章 共和之路
民主关注的重点是授权，宪政关注的重点是限政。按民主的原则，主权在民，治权民授，国会的立法和政府的行政都必须经过多数的同意。宪政要考虑的是，如何防止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和绝对的专制。宪政以宪法为最高依据和唯一依据。
民主授权，宪法限政，协调二者的是共和。共和的任务，是既要保证由人民授权的政权不被窃取，又要保证宪法限制的政府有工作效率。因此，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是共和、民主、宪政三位一体，民主解决授权问题，共和解决执政问题，宪政解决限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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