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往事》是83岁的老父亲以散记片断形式写成的回忆录。年纪大了，写写停停，想哪写哪。他写出来了，我就原封不动地转发到平台上。
文中有些是繁体字，有些是七十年的那次业已中止的简化字，那时候，父亲正在农村教书。也许，这也算是时代的烙印吧。】
一，幼子出生
我的小儿子付刚生于1973年8月中秋节后的几天，姥姥前几天已从河那边红军五队的家里来到我家，作好了接生前的准备工作。
出生那天的前半夜，老伴已有了分娩前的预兆，我的心也紧缩起来，手足无措之下，我只能到尚店卫生所找医生，刚好新集卫生所的妇科包医生路过尚店借宿，天佑人也。包医生到我家里，顺利地接下了新生儿。这时天色朦朦亮，大约是辰时时分，桑树湾的邻居们正好在我家门前的井窿子挑水，新生小子的哇哇啼哭声引来了邻居们的恭喜声。打这天辰时起， 付家又新添了一名男丁。
二，割疝气
付刚的出生真可谓是“生不逢时”。 实话实说，那时的生产队粮食产量低，只能勉强达到毛粮（即壳粮）人均360斤，还需用工分去获取粮食分配量。我家无劳力、无工分，只能分到一点基本口粮，粮少糠也少，就没有喂猪，过年只能到尚店食品所买点供应肉，大概人平1斤肉罢；菜园子也是又窄又小，蔬菜产量供不应求，生活营养供给不足，所以孩子出生时又瘦又小，兄姐几人唯他身体最差，我们戏称他是“精人娃”。
孩子的出生，标志着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添人进口是非常高兴的大事，但老天爷捉弄人，说句迷信话，真是“福无双降，祸不单行”，出生后不久，孩子的阴囊鼓起一个疱，不红不肿，鼓起后用手轻轻揉几下就消失了，过几天又慢慢鼓起来，再揉下去。医生诊断为“疝气”。孩子小，不宜手术，说待到3岁左右才能进行手术治疗。
1976年的秋季，付刚已长到三岁了，我和老伴打点好行装，准备了一担箩筐，孩子坐在里面，另一头放一石头，挑着担子，翻山越岭，到三里岗卫生院实施外科手术，执刀医生叫杨绍恩，内科辅助医生高品安（后调随州市一医院小儿科，曾多次给付刚的儿子付昊天看过病），医院手术室简陋，设备差，但毕竟是乡镇一级的卫出院，也不能求全责备，手术十分顺利。据医生说，疝气的引起并是什么卵子鼓气，而是胎儿在母体中生长时，阴囊两边的盆骨中有条缝隙，腹部则为小肠，孩子分娩前的一定时间内，两条缝逐渐收拢后，孩子就分娩了。但有些孩子直到分娩时这条缝还未合拢，就留下了后遗症，小肠经常从缝隙中穿进阴囊中鼓起来，这就是常见的“疝气”。我明白了这个医学概念，估计还是在母体中缺乏营养而导致盆骨缝不能合拢，这大概是我的猜测罢。
手术后住院，每天早上我安排好他们母子后，便赶回30里外的尚店天子岗家里，照料付琳和付凯的生活，付强则暂居在姥姥家，下午天黑前再赶到三里岗医院，同室的病友们都夸奖地说：“你的小鸦雀天天在喳喳叫。”这大概是疝气消除了，身体舒适了的感觉。住院七天后出院了。
三，手被烧伤
付刚3岁时，我在8里外的马家祠堂红岩小学教书，老伴在家照料孩子做家务，还要做缝纫给别人加工衣服，只能是孩子引孩子，蹲着久了，所以付刚的疝气毛病时而发生。
某天，在堂屋边的火塘旁，6岁的付凯抱着3岁的付刚，坐在椅子上，有节奏地左右摇晃着，两人口里还唱着自编的儿歌：“毬啊毬，付老毬……”，付刚突然从付凯的手中滑下去，一支手杵在火塘边的灰烬中，哇哇大哭，正在缝纫机上作衣服的老伴赶紧抱起付刚，发觉一只手被烧伤了，所幸治疗及时，未酿成大祸，但却留下了点点烧伤的痕迹，几十年后的今天仍隐约可见，这些伤痕似乎还在诉说着当年的痛楚。
四，小儿子陪我去土门
小儿子3岁多时，便陪伴我外出谋生活。那时我在随南三里岗的土门供销社画广告，家里孩子多，老伴在家里实在照顾不过来，小儿子只得跟随我一起外出。
天子岗距离三里岗30里，土门又离三里岗10里地。从家里到土门共40里，孩子只得叉开双脚，骑坐在我的肩上去走完这几十里地的山路。
土门是一个小街，长不足100米，东面是供销社、卫生所、信用社......路西边是旅社和一些民房，我们在旅社就宿，共三间房，两间为餐饮用，一间为旅店，内置三张铺位，我和小儿子睡一个铺，室内放置绘画的画版和颜科等什物，每天我将纸和铅笔交与孩子，让其写写画画度时光。
我当时经济待遇是“亦工亦农”，说直接点，我是农民，但自己的手艺特长享受职工待遇，每月工资37.5元，这在当时算是高的了。那时区长镇长也不过40多元的工资，我每天在供销社买两个黄酥饼，每个5分钱，给孩当零食吃，每天的伙食则在供销社食堂搭伙，端来饭菜与儿子共享，比家里的伙食要强得多，孩子也吃得不亦乐乎！每月的休假天便带看孩子回尚店天子岗，不知不觉在土门度过了两个年头，一直到接了返城通知时才离开土门。
在土门时，我们父子也在闲暇时去逛逛土门河边，清澈的河水穿公路而过，对面的高山便是大洪山。晴天时，洪山顶峰便清楚地映入眼帘，山顶的天线杆一清二楚，近在咫尺，可要到达顶峰，从土门乘坐汽车也需一个多小时，俗语说得好：“看山不走山，走山跑死马。”一点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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