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最早最清晰的记忆就是下放。下放的官方称谓就是父亲下文中的“上山下乡”。为区别于当时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人们把从城镇举家迁徙到农村的家庭称为“下放”。
清楚地记得，我家下放是1970年7月14日，我年方6岁，刚刚记事的年龄。父亲下文中的二三事，我历历在目。
我不想把这段经历归纳为“苦难”。相反，我感谢这段经历，它让我懂得了什么叫“成长”。在我的文集《记忆中的物事》系列里，那个叫“尚店火石冲”抑或叫“红岩”的故乡，那条尚店人称为碾子河而地图上名叫均水的小河，都是一种亲切的存在。
《父亲的往事》是父亲以散记片断形式写成的回忆录，许多年限和故事可能有所交集，我也不作改动，就用他的原作发表吧。】
简忆长子童年一二事
长子付强生于1964年正月，1970年还只有6岁，刚送城关三幼儿园上学，就遇“上山不乡”大风暴，令人措手不及。小小年纪无知幼稚，只顾玩耍之事，姥姥家落户碾子河西的栎树湾，老伴杨志英怀身大肚，身边还有一个次女付琳刚3岁。付强只得随姥姥家居住，在红军大队小学读书，逢星期六下午便回到我们身边，度过星期天，星期一再去姥姥家，遇下雨时碾子河发洪水，便顺其自然。
老伴谈不上针线活，付强平时只得赤着脚走路，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也只能看看而已，疼疼而已。天气暖和倒也能应付过去，遇天气变冷时还得穿鞋，这得助于我下乡后认识的一位姓付的自家姐姐付显英，几个小孩包括我们穿的鞋子基本都出自于这个姐姐之手。这些故事将在另外的篇幅中专忆。
（一）
在农村里最紧张的莫过于钱，钱的主要来源就是养鸡下蛋。
记得一次我与桑树湾的会计朱永庆商量好，各挑一担糠到均川镇赶集。半夜约2点钟出发，付强打着赤脚跟着走，从天子岗到均川约30里地，还要不断地过河过桥，约摸五更时分到了均川，在集上卖掉糠，给孩子买了一支钢笔，一把算盘和一双合脚的小解放鞋，付强喜笑言开，心花怒放，当时的朱会计也笑得合不拢嘴，我心里却十分难过：这点东西算得了什么，就那么得意忘形。我万分愧疚，要不是我这个户主，你怎么能随我下乡，我的成份要是个贫下中农，孩子啊，你也不会随我下今啊，我务农，你还要跟着当农民，愧杀我也！
（二）
也不知从啥时起，付强开始咳嗽还伴有温烧，学校和老师都把情况及时告诉了我们。我们当机立断，在尚店卫生所经诊断后，建议我们到随县卫生院检查究竟。我迅速带着付强到县医院找曾凡顺（院长）诊断，经X光透视检查，确诊为“双肺门淋巴结核”。曾院长说这种肺结核与常见肺结核有所区别，治疗得当，痊愈较快。后来开了些“异烟肼片”之类的特效药，服后复查透视，病就好了。
在来随县治疗过程中，歇脚成了问题，因当时社会环境十分紧张，视下乡居民为社会不稳定的隐患，因为当时返城的下乡居民众多，都在城上搭棚子度生，不允许城里居民随意容纳下乡人员住宿过夜，当时付强还只有6、7岁，我就背在背上走，到哪里过夜呢？一个人好办，随便找个地方坐上一夜就可以了，这么小的孩子，么办？想了半天，只能找原来的下乡老朋友王正茂，他借老婆张啟芳（塔湾人）在缫丝厂理发室的关系，下乡在缫丝厂边的生产队落户，离城10多里地，我背着付强到王家。老朋友老面子还是过得去的，到王家后夫妇二人还做了夜饭供我们吃，饭后在堂屋中放一平床，摊上被子，我父子二人便安歇了，孩子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半夜里，由于时值寒冬受凉，我从半夜便开始拉肚子三、五次，短裤子脏了，我只得在门前堰塘里洗净了拧干，穿在身上把短裤由湿焐干，凭着毅力熬到了天亮。经复查，孩子的肺结核好了，这是我最大的幸运。
（三）
这是一个夏天，我所在的红岩一生产队杨家祠堂地处碾子河边，紧靠河边有几处深潭，听当地人讲，碾子河水中间较浅，人在河里捉鱼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河岸边的深潭要千万远离，深潭底不可测，人一旦落入深潭，水凉得惊人，易使人腿部抽筋，影响划水，曾发生过多人深潭溺水而亡。
我记得那天是祠堂的肖德宝来家告诉我：“付强在河里捕鱼。”我三脚并作两步，跑到河边，找到了付强，上岸气打心中来，随手折了根黄荆条抽打。孩子小，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间学会了游泳，打在孩子身上，却疼在父亲的心里，由于父亲下乡，带着你下乡当农民，人活着是个人，要是溺水淹死了还是什么人，这难道不是父亲的罪过吗？到那时我到哪里去买后悔药。孩子随我下乡当农民，再发生意外抛骨于山乡，我到那里去追悔我的罪过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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