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们是一条船上的
——与毕飞宇对话
我对毕飞宇的熟悉程度，可能不亚于我对自己的熟稔程度，甚至不亚于毕飞宇对自己的熟悉。相同地域的文化背景，相同时代的读书人的眼光，相同的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决定了我对毕飞宇的熟悉。从他的处女作《孤岛》开始到《玉秧》，他的每一篇作品，甚至一篇简短的随笔和创作谈，我都没有放过。
对他不熟悉始自《青衣》。当然，更确切地说，是评论界对毕飞宇的陌生让我感到不熟悉。后来评论界总算有人来关注了，可是一说话却卯调了。譬如说对《祖宗》和《青衣》的最初的解读与评价，两个非常著名的评论家都让我觉得他们的误读与歪论简直不可原谅。
关于毕飞宇，我还熟悉他的另一点，每年，他的作品都不会很多。他写作的认真近乎神圣，每年只认真地打磨一两篇东西。写完一篇后，便奖励自己一次，给自己放很长时间的假，消消停停地过几天。我知道，他这是在换脑子，为过去的写作思绪作一次清理，别让自己在后面的写作中撞了自己。
但我还必须承认现在我也还有对毕飞宇不熟悉的一点，毕飞宇近来在很多地方都在说自己年纪大了。而且，还语重心长，总是对我唠唠叨叨地说，什么年纪就得说什么话，这时候不同那时候了。这真是我不熟悉的毕飞宇了。难道文学真有青春期吗？上了年纪的作家就没有冲动了吗？好像没有太多的道理。让人不熟悉。
不多说了，对话开始。
2.写作是一种等待
——与叶兆言对话
我对叶兆言的情感可以用得上“仰慕”这两个字。毕飞宇有一次与我戏言：“毕飞宇这名字天生就是一个作家的名字。”这句话我发现用在叶兆言那里更加合适。出生于1957年的叶兆言，父亲叶至诚时任省文联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是当时文联机关最年轻有为的干部；其母姚澄是省锡剧团的著名演员，“兆言”这个名字，就是各取父母名字中的“姚”和“诚”的半边组合成的。这个来源于兆言的令人尊敬的父母名字的名字，无疑是带着叶氏家族的幽远的书香芬芳的。
但走进叶兆言所创造的世界，绝不能只凭他的名字。名字只是一个符号，而他的作品才是解读他的钥匙。我很早就研读叶兆言的作品了，说实话，最初我对叶兆言的感觉是，这个书香之家走出来的作家，其作品有点书卷气而离生活远了点。他在精心构筑着历史，巧妙设置着各种人生的起承转合。
不得不承认的是，叶兆言颇有一种“伤逝的英雄”的孤独色彩。他坚守着小说的文化品质与文化立场。这在泛文化的消解年代里，是难能可贵的。
遗憾的是由于对话的时间问题，我们还没有能涉及他在《收获》2002年最后一期上的长篇小说《没有玻璃花的花房》。这是一篇蕴藉多年的带有作家亲身经历和烙印的题材，描述一代人的成长经历。有人说他可能是叶兆言的自传小说，兆言则认为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可能就是“成长”。我到现在还没有读这本书。我不好说什么。就留着这份遗憾吧。
3. 典型的时代已经过去
——与刁斗对话
90年代中期，刁斗发在《作家》上的一篇叫《捕蝉》的小说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清楚地知道那时是一个先锋话语极盛的时期，而刁斗的名字让我想对这个作家花点儿时间。我很想知道这个极富古代军旅气息的名字下面会展开怎样的惊心动魄。然而我失望了。刁斗的小说完全没有他名字里的那种刀光剑影，却往往不动声色中蕴含着智慧。但我非常喜欢刁斗小说里那种大波若平的情节设置与细腻的细节安排。他像一个高明的向导一样告诉你我在这里设了个什么标记，在那里我又将提示你前面我们曾注意到过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刁斗是一个非常讲究技巧的作家。
还有一点我想说的是，在与我对话的诸多作家中，刁斗是我碰到的第一位诗人。刁斗小说的诗性是不容质疑的。但是他对此非常谨慎，他觉得写小说写得像诗也是寒碜人。但我觉得小说中有诗性的光辉照耀是一件多么好的事呀！
我不能说刁斗是唯美主义的，但刁斗的小说确实是美的。既然是美的，就必然引导到诗与真、真与善的角度。这篇叫作《典型的时代已经过去》的对话出来之后，刁斗曾与我谈及我们的对话中有关真善美的话题，他认为这可能是我的误记或误读。他不是一个喜欢在这方面置喙的作家。但我确乎从《证词》里读到了这个时代人的心灵的真善美的证词。
我承认，对作家用道德主义去限定显然是非常不明智的，这是我对话中的败笔，也绝对承认作为一个评论家，我可能在某些方面还有局限。
那么，你权且只当我是一个普通的读者吧，哪怕只是一个笨拙的读者。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