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五朵金花”
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在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过程中，提出了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是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土地所有制问题、农民起义问题和民族与疆域问题。一、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要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建国后，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了中国史学界的指导思想。但是，中国历史上是否经历过这五种社会形态也引发了许多讨论。
（一）奴隶社会问题
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奴隶社会，一直存在着争论。最开始，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存在奴隶社会，但对于其起始时间存在争议。奴隶社会起始时间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夏朝说，另一种是殷商说。但是最近十几年，又有人提出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明确一个问题，那就是奴隶与奴隶社会的问题。中国历史上一直有奴婢，一直到清末才禁止蓄奴。但是，奴隶在社会中占到多大比例、发挥什么作用，才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关键。所以说，有奴隶不代表是奴隶社会。例如，美国历史上曾有大量黑奴，但没有人认为美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奴隶社会。
（二）封建社会问题
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封建社会的争论，要比上一个问题还要大。从秦朝到清朝，这两千多年的社会形态比较特殊。因此，这一时期的社会性质是争论的焦点。这一时期一直被认为是封建时代，但近十几年来却被质疑。如果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封建社会，那从何时开始便是讨论的重点。关于中国封建社会起始时间的说法主要有八种，被称为“三论五说”。“三论”是早期的说法，为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魏晋封建论。“五说”是后来的说法，为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东晋封建说。
但是，从秦朝到清朝这两千年的社会性质存在着极大争议。历史唯物主义所提到的封建主义是西欧的社会形态，在政治上，君主将土地分封给诸侯，是地方分权的政治体制；在经济上，土地所有制为庄园地主所有制。而从秦朝到清朝，在政治上，君主高度集权，没有地方势力，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在经济上，大量土地为农民所有。这两种社会应当不是同一种社会形态。因此，有人提出了中国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的观点。这也对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性质提出了质疑，如果中国没有封建社会，那就不存在半封建社会了。
现在对于秦朝到清朝的社会形态，学术界往往称之为中国式封建社会或中国特色封建主义。对于这一时期，也提出了很多新的说法，但哪一种说法恐怕都不太准确。
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中国应当会进入资本社会。但从中国的历史事实看，中国并未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是，有学者提出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时间共有战国说、汉代说、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代前期说、明代中期说、清代说八种说法。这些观点都将出现商品经济及雇佣劳动关系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表现。
对于资本主义萌芽一直缺乏一个明确的界定，商品经济及雇佣劳动是否是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必要条件，近年来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出现商品经济及雇佣劳动并不意味着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此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有人认为，可能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
三、土地所有制问题
从中国历史上看，土地所有制一直较为模糊。按照家天下的政治模式，全国的土地都应为帝王所有。天下百姓对于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然而从实际情况看，恐怕并非如此。中国历史上的土地赋役形态共经历过井田、编户齐民和不抑兼并三种形态。除井田外，其他形式的土地所有制下土地都没有使用限制，且可以自主买卖。按理来说，家天下体制下应当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制，或者说所有制为君主所有制。然而，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私有制和私有权的观念，在法权上土地为君主所有，在事实上土地为农民所有。
四、农民起义问题
对于农民战争的作用，近年来有着比较多的讨论。农民起义到底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什么作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原来我们说农民战争推动了历史进步，但从实际情况看，农民起义后的中国总体上没有显著变化，只是改朝换代而已。如果只是改朝换代的话，那农民战争只是古代社会的稳定器，并不能推动历史进步。即使推动了历史进步，那也只是量变，而不是质变。
从历史来看，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除了斗争，也有妥协。在农民反抗乃至起义的过程中，剿抚之争从未停歇。在和平时期，地主也会减租减息。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要仔细分析一下。这些互动对于我们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大有裨益。不过，古代中国农民所面对的最大敌人恐怕不是地主而是官府。一是农民往往最担心的不是地主的租子，而是官府的赋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往往都是因为朝廷赋役过重。二是在地主当中，只有那些有官方背景的豪强地主才能够压迫农民，而没有背景的庶民地主往往无法压榨农民。官民矛盾可能才是中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矛盾。
五、民族与疆域问题：汉民族形成与周边民族关系
（一）民族问题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民族成分也比较复杂。研究中国历史，民族形成与民族关系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古代史学以中原为正统，对民族问题的叙述往往秉持着夷夏观，最关心的是华夷之辨和夷夏之防。这也导致了我们对于汉民族的形成比较清晰，但对于其他民族了解甚少。拉铁摩尔提出了内亚模式，与中国史学中的中原模式大为不同。对于中国历史中的非汉因素，我们要多加关注。
其他民族曾多此入主中原，建立王朝。对于这些政权，魏特夫提出了渗透王朝和政府王朝的概念。渗透王朝是指入主中原后全盘汉化的王朝，五胡十六国、北朝、五代十国时期的民族政权都是如此；征服王朝是指在汉化同时又保持自身民族特征的王朝，主要是辽、金、元、清的问题。不过，对于元朝和清朝的历史定位存在争议，这两个时期究竟属不属于中国历史的范围一直存在争议，尤其是新清史提出以后。
对于边远地区，古代王朝往往难以采用和内地一样的模式进行统治。为管理边疆民族，开创了边郡制、羁縻制度、土司制等制度，用多元化的政治模式对各地进行治理。但这些模式能否对边疆地区实行有力的管理与控制，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
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了民族冲突。除了战争冲突外，和平时期也发生了许多冲突。在这所有的冲突中，最重要的就是文化冲突。因为夷夏之防的存在，文化冲突往往被视为最危险的冲突。汉化与胡化的问题在各个民族中都是最为尖锐的问题。在一些政权中保留着这两种文化因素，但也未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二）疆域问题
对于中国古代的疆域问题，最常讲的便是统一与分裂的问题。这个统一与分裂的界定，主要是针对秦朝以后的中国历史疆域问题。有学者将中国历史按照统一帝国模式进行分期，将秦汉称为第一帝国时期，将隋唐（宋）称为第二帝国时期，将明清称为第三帝国时期。与此同时，有些学者将中国的分裂期称为南北朝时期，第一次南北朝是魏晋南北朝，第二次是五代十国，第三次是明朝。第一次南北朝并没有什么争议，但对于后两次却存在争议。当然，中国历史上对于统一与分裂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这里面就得明确中原与边疆、中国与天下、小中国与大中国的概念，因为这是都是在谈到统一与分裂标准经常讨论的概念。
在中国古代，一直都没有明确的边界。学术界将这种边界称为“虚边”，因为没有明确的边界及界碑等标志。古代中国的边界线一直飘忽不定，没有相对固定的范围及面积。寺田浩明提出了瞬间大帝国理论，说明这种情况。古代中国的领土往往更相当于现代所说的势力范围，而不是本土范围。对于现代意义上的边界往往称为实边，中国在清代才开始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实边。实边的确立是从清代前期一直到民国后期才完成的，是通过条约划界、改土归流、边疆建省、移民实边、自主划线等方式确立的。
总体来说，“五朵金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研究的体现。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欧的历史基础上所分析得出的理论，在分析中国问题时不能生搬硬套。要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在结合中国历史自身特点的情况下，对历史进行分析。
第二节中国古代史上的历史线索
在上一节中，我们讨论了传统史学界在研究古代史时所关注的问题。历史是连续的，有一些问题一直贯穿始终。这些问题也是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切入点，应当引起我们关注。
一、历史分期问题
在所有的问题中，最重要的就是历史分期的问题。一般我们认为，中国古代史是从史前时期到清朝中期。关于中国近代史开端的问题，我们在后面的部分还会提到，这里不再展开。之前我们提到了中国古代历史分期的问题，但由于对于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问题存在较大争议，便不建议采用唯物主义的划分方式。在中国传统史学中，王朝模式是主流的叙述方式。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采用王朝模式往往争议最小。
对于从史前到清代的历史研究，要重点关注一些历史节点。这些节点往往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因为这个节点前后中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疑古思想，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派发起了古史辨。从目前的研究情况看，夏朝及以前的历史是否真实存在，且真实性如何一直存在较大争议。近十几年来，虽然进行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等学术活动，但仍未能解决这个问题。下面，我们将重点从商朝以后的历史去分析。
（一）重要变化节点
第一个变化节点是禹启之变。启继承了禹的地位，改变了传统的权力继承模式。夏朝建立后，中国才算正式进入了王朝模式。在政治上，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最高权力彻底掌握在了君主及其家族的手里，这种情况一直到清朝灭亡才结束。
第二个变化是殷周之变。商朝和周朝的制度不同，文化不同。商朝是一个神权社会，崇尚鬼神；而周朝的神学色彩大大淡化，崇尚抽象的天命。周朝创建了封建制、宗法制、礼乐制等制度，改变了原来商朝混乱的管理模式。与此同时，周朝的文化也十分成熟，有了一整套道德规范。
第二个变化节点是周秦之变。秦朝建立后，皇帝制度开始确立。秦朝之后，邦国时代变为了帝国时代，集体社会变成了个体社会。从此，所有人不再从属于地方领主，而是直属于皇帝，直接对皇帝效忠。在政治上，国家权力集中在中央，最高权力集中在君王，官僚政治取代了贵族政治；在经济上，土地不再由地方政治势力垄断，而由个人经营；在文化上，文化专制也得到了确立，天下思想定于一尊。
第三个变化节点是唐宋之变。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在国内外都有着极大的反响。尽管唐宋变革论也曾遭受过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唐宋之际中国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政治上，科举官僚称为官僚队伍的主流，世家大族退出了历史舞台；在经济上，租佃关系取代了部曲制度，城市因坊市消失而发展；在文化上，平民文化取代了贵族文化。
第四个变化节点是清民之变。辛亥革命后，中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政治上，帝国时代进入了共和时代；在经济上，工业文明取代了农业文明；在文化上，西方文化冲击力本土文化。对于这段历史，我们将在近代史部分讲述。
（二）历史分期
我们在王朝模式的基础，对中国古代历史进行分期。在中国历史上，将夏朝作为文明时代的开始，禹启之变是王朝模式的开始。我们将夏朝以后的历史分为邦国时代、帝国时代和共和时代，分别以周秦之变和辛亥革命为分界线。中国古代史主要包括邦国时代和帝国时代。
邦国时代主要是先秦时期，主要是夏商周三代和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主要特征是邦国林立、层层封建。在这一时期，贵族掌控着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君主手中只有有限的权力。对于这一时期的经济模式，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帝国时代是指从秦朝到清朝这段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是大一统、君主集权、官僚制和王朝更迭。在政治上，官僚政治占据主流；在经济上，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在文化上，一种文化统治全民思想。在这一时期，也有一些变化节点，分别是汉魏之变、周隋之变、唐宋之变、宋元之变。汉魏之际，士族门阀政治占据了主流，庄园经济占据了主流；周隋之际，官僚政治开始恢复，小农经济占据主流；唐宋之变在前面已提过，不再赘述；宋元之际，南北政治模式合流，开创了新的政治局面。这些变化除唐宋之变外，变化都比较小，但对于中国历史也有一定的影响。
二、中国古代政治变迁
（一）政治势力
在中国古代政坛上，各派政治势力轮番登场。在本文中所说的政治势力，主要是帝国时代的政治势力。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舞台上，各派势力都有着精彩的表演，左右着政治的走向。
1、贵族势力
在先秦时代，贵族势力一直是政治的主导力量。周秦之变后，君主专制不断加强，贵族退出了政治舞台的中央。但是，贵族还是可以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有时会占据舞台中央。中国古代贵族主要是宗室和外戚，其他贵族在数量和话语权上都远远不如这两大贵族势力。古代人的亲属关系大致分为父族、母族和妻族三类，父族称为宗室、母族和妻族称为外戚。在帝国时代，这两股贵族势力也能控制朝政。宗室由于拥有皇位继承权，可以被皇帝视为政权的保卫力量。宗室控制朝政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控制地方掌握朝政，另一种是通过控制中央掌握朝政。而对于外戚，只能通过与皇帝的关系掌握中央以控制朝政。
在贵族势力中，后妃势力是比较特殊的一派势力。后妃通过自己与皇帝的关系，也可以达到掌控朝政的目的。皇帝还活着的时候，一些后妃在获得皇帝信任后就可以参与决策中；皇帝去世后，后妃可以通过控制新皇帝掌控朝政。
2、官僚势力
在帝国时代，官僚是帝国政治的中流砥柱。在帝国时代，贵族要想参与朝政，也需要获得一个官僚的身份。在古代中国，政府机构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国家政治机构，称为朝；另一部分是皇家事务机构，称为廷。在朝工作的官员称为外官，在廷工作的官员称为内官。
内官也叫宦官，是在为皇家事务工作的官员。原来，宦官并不都是阉人，但在东汉之后全部换成了阉人。宦官若是能得到皇帝的信任与授权，便有机会参与朝政，甚至把持朝政。外官也称朝官，按其职权主要分为文武两类，是帝国运行的主要力量。朝官中若出现权臣和朋党，对于皇权便是极大威胁。权臣是指把持朝政的大臣，往往通过掌握最高军政大权控制朝政。权臣也分两种，一种是宠臣，凭借皇帝宠信掌握大权；另一种是重臣，通过辅佐皇帝谋取大权。朋党是指官员们所形成的政治帮派，其领袖往往是身居高位的官员。不同现代政党之争，朋党之争往往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朋党之争往往会影响皇帝权威，致使皇帝命令大打折扣。
在官僚集团中，有一种官员比较特殊，就是功臣。功臣因辅佐皇帝而获得大权，但也因其政治资本而被皇帝忌惮。古代帝王对于功臣的处理主要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用功臣，即让功臣继续担任要职；第二种是退功臣，给予功臣优厚的经济待遇，将其放在闲职上，剥夺其政治权力；第三种是杀功臣，对功臣进行屠杀，彻底免除其威胁。
总体来说，各种政治势力都能为皇帝所用。各派势力相互牵制，恰恰能平衡朝廷中的政治关系，以维护君主集权。但是，一旦失控，将对朝廷造成毁灭性打击。正因为如此，皇帝对各派政治势力都是严加防范。各派势力若做大，将会架空皇帝。但是，如果要废除皇帝，相关政治势力将会失去合法性，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在帝国模式下，所有的政治势力都是皇权的衍生品，一旦离开皇权，这些势力将难以为继。
（二）权力分配
在政治关系中，最重要的权力关系的分配。在邦国时代，权力与君主共享，谁都无法独享最高权力。进入帝国时代后，最高权力由皇帝独享，但皇帝却难以完全控制天下，围绕着权力进行着一系列的制度调整。
1、君主与臣僚的权力分配
对于皇帝来说，最高权力的分配往往是最为关键的。有可能对其构成威胁的主要是离皇位最近的贵族和离最高权力最近的官僚。对于这些人的防范，是君主集权的重点，于是便有了皇权与王权、相权、将权的矛盾。
宗室中的王爷们拥有皇位的继承权，对皇帝的威胁最大。皇帝们要限制王爷们的势力，这就导致了皇权与王权的斗争。王爷们被封爵后，可能被分封在地方。为防止诸王在地方做大，往往不让其参与到地方管理中，便是“越国不临民”。若要将王爷们留在中央，便不让其参与到朝政的管理中，即“封爵不赐土、食禄不司事”。
在官僚队伍中，宰相们掌握着最高行政权或军政权，离最高权力只差一步。广义的宰相包括最高文官和最高武官，狭义的宰相只包括最高文官。最高文官掌握最高行政权，最高武官掌握最高军事权。皇权与相权的矛盾，重点在于最高行政权的分配。皇帝为应对繁杂的事务、提高行政效率，在中（内）朝设立秘书机构。后来，出于分权的需要，将宰相的决策权逐步转移到这些秘书机构手中。但随着行政事务的增多，这些秘书机构逐渐掌握了执行权，便成为了新的外朝机构。随着新的外朝机构的出现，这些机构的首脑又成为了新的宰相。在帝国时期，这一幕反复上演着。对于军队的控制，引发了皇权与将权的矛盾。将权主要两类，一类是最高军事权，便是最高武官掌握的权力；另一类是地方及出征将领的军事权，地方及出征将领往往能迅速掌控一支庞大的军队。对于将权的限制，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分权，将军队的后勤保障划归行政系统，将统兵权与调兵权分立；另一种是将从中御，用监军制度制约主帅，并对各军将领实行远程控制、遥控指挥。
2、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
在邦国时代，中央通过分封制管理地方。在帝国时代，郡县制成为了地方管理的主流方式。分封制是将地方分封给贵族进行统治，是一种地方分权的贵族政治模式；郡县制是将地方交给中央委派的官员进行管理，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模式。在帝国时代，分封郡县之争从未停息。但是，郡县制一直是时代的主流。但是，中央仅凭郡县制难以控制地方。由于地方最高行政区划数目过多，中央不得不派遣官员进行监察。这种监察模式往往秉承着“小大相制”、“内外相维”的原则，保持了政治平衡。但随着集中地方力量的需要，这些派出机构逐渐在地方固定下来，并插手地方行政事务。最终，这些机构变成了新的地方最高行政单位。
要想消除地方割据，就必须要削弱地方力量。在地方可以削弱中央影响力的力量主要有强藩、悍夷和豪强。强藩是指有能力割据地方的政治军事力量，悍夷是指在地方有着极大影响力的民族，豪强是指在地方有着极大影响力的家族或团体。这些力量一直是中央政府打击的重点，甚至会对其进行毁灭。在打击地方势力之外，对于政区划分，中央政府也致力于消除割据条件。原来的地方政区划分遵循“山川形便”原则，利用自然分隔线作为政区的边界，而这些高山大河恰恰成为了绝佳的军事屏障。元朝时，出现了“犬牙差互”的划分方法，在平原地带划分边界，使得地方失去了屏障。
中央对于地方要实行全方位的控制，要将其地方的人事、财政、军事等权力收归中央。其中，对于人事和军事的争夺往往是重点。地方文武官员都要由中央任命，但实际吏部与兵部却难以完全掌控地方人事。在实际情况中，地方文武官员的任命都要事先与地方军政长官商议。
（三）政治制度
邦国时代实行贵族政治，贵族与官僚是一体的。而帝国时代实行官僚政治，官僚与贵族分离。在官僚政治中，官僚是帝国治理的主力。在政府体系中，主要有三类人，分别为官员、吏员和幕友。官员虽然主管行政工作，但是却难以应付繁重的工作。吏员是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主要执行官员的命令。幕友是官员招募的人员，主要是从事参谋与秘书工作。在整个官僚队伍中，文武之争一直存在。文武关系有时是相互依附的，有时是相互斗争的。两类官僚支撑起帝国大厦，其内讧严重削弱了国家和政府的力量。
在邦国时代，基层主要由领主负责。但在帝国时代，县成为了最低一级行政单位。在县之下的基层则是另一种管理模式。在基层设立了保甲制、立甲制等基层制度，但里长、保长等基层干部并不是朝廷的官吏。古代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认为基层一直是自治模式。近年来，也有人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但不得不承认，古代官府并未对基层实行最为有力的管控。在基层主要有宗族、豪强、士绅这些力量，他们和官府的关系也比较微妙。宗族是指地方大家族，豪强是前面提到的地方势力，士绅是不在职官员、退休官僚及预备官僚的统称。这些力量可以帮助官府对基层进行管理，但也会称为官府的打击对象。
中国古代的外交体系是朝贡体系，不是一种平等的外交体系。中国是东亚大陆文明的核心，其他国家必须要称臣纳贡。在这种外交体系下，对外贸易是朝贡贸易，往往政治意义远大于中国古代军事制度中，最大的争议就是兵制。中国军事史上出现了两种兵制，一种是以军户为代表的义务兵制，另一种是以募兵为代表的雇佣兵制。对于两种兵制争论主要集中在人事、财政、战斗力的问题上。义务兵制省钱且将帅与军士之间的政治联系弱，但战斗力不强；雇佣兵制能打造成职业军队，但军费好大，而且招募将领与军士间的关系过于密切、不利于朝廷对军队的掌控。在军事问题上，和战之争一直是焦点。在传统史学的叙述中，和战之争一直被视为忠奸之争。但从历史事实看，两种观点可能只是政见不同。是和是战，都要从历史的实际情况出发。
三、中国古代经济变迁
中国古代经济以农业为主，工商业一直不占主流。总体来看，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重点一直在农业生产上。因此，国家的经济政策也往往围绕着农业制定。但是，对于其他领域也有相关政策的制定，这些政策也对中国古代经济发展造成了许多影响。我们在这一部分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各经济领域的参与者进行介绍。
（一）中国古代农业
农业主要分为种植业、畜牧业、林业和渔业。中国各大地理板块的环境不同，导致了各大民族所选择的农业生产模式不同。古代史学的叙述采用中原模式，种植业所留下的材料最多。因此，我们对于古代农业的讲述也以种植业为主。
邦国时代农业生产关系较为简单，只有贵族和庶人。贵族是土地所有者，庶人是土地经营者。在帝国时代，地主是土地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农民是土地的经营者。中国古代地主若按照身份划分，分为官僚地主和庶民地主。官僚地主也称豪强地主，主要是拥有官僚身份或准官僚身份的地主，往往与官府关系密切，有权力压迫其他地主及农民。庶民地主是指没有官方身份、通过购买获得土地的地主，没有压迫农民的权力，往往会受到官府的压迫。地主经营土地的方式也有两种，一种是租佃方式，将土地租给农民收取租子，选择这种经营方式的地主被称为租佃地主；另一种是经营方式，雇佣农民经营土地获得收成，选择这种经营方式的地主被称为经营地主。中国古代农民主要分为三类，分别为佃农、雇农、自耕农。其中，自耕农拥有土地，自己经营土地。佃农和雇农没有土地，只能在地主手下工作。佃农租种地主土地，向地主缴纳地租；雇农为地主雇佣，通过经营地主土地获取报酬。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奴婢是比较特殊的存在。在邦国时代，贵族拥有自己的奴隶。在帝国时代，奴婢也得到了保存。奴婢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官奴婢，主要来源于俘虏、罪犯及其家属；另一种是私奴婢，主要来源于人口买卖。但是，这两类奴婢是可以转化的。在古代社会，奴婢主要从事家务工作，但在农业工作中的参与度尚不清楚。
（二）中国古代工商业
在邦国时代，工商业为政府所垄断，称为“工商食官”。在春秋战国时期，独立工商业开始出现，官营工商业仍然保留。在帝国时代，政府以农为本，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在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等级体系中，工商业社会地位非常低下。后来，官府与民争利，对于一些商业领域进行了垄断，称为禁榷制度。
（三）中国古代财政
在帝国时代，政府才有了财政的概念。在财政制度中最为重要便是赋役制度。赋役制度包括赋税和徭役两种，赋税是国家税收，徭役是国民劳役。赋税分为赋和税，赋是人头税、税是土地税。在两税法改革之后，赋税的课税对象从人丁过渡为土地；在白银货币化后，赋税缴纳对象从实物过渡为货币。古代国家没有多少预算的概念，但赋税征收却有些预算的意思。赋税征收计划有“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两种，前者是根据收入确定支出，后者是根据支出确定收入。徭役分为兵役、吏役、力役，兵役是指参军义务，吏役是为政府工作，力役是参加国家工程建设。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免役，就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对于财政政策的制定，重点是围绕着赋税制度展开的。在中国历史上，轻徭薄赋一直是财政政策的指导思想。但从实际情况看，每次实行赋税减免政策后，所征收的赋税比减免前还要多，这就是黄宗羲定律。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上，儒家有“制民之产”的思想，要让民众拥有自己的财产；法家有“疲民之术”，要减少民众手中的资产以便于控制。这两种思想一直贯穿于中中国古代财政政策中。
（四）古代中国区域经济
中国古代区域发展不平衡，各地经济类型和经济水平都不一样。在先秦时代，邦国林立，但各国的经济发展区别不大。进入战国时代后，小农经济得到确立。关东和关西的经济差距也拉大了，关西成为了经济中心。汉朝以后，关西因过度开发而衰落，关东经济迅速发展。这时，中国的政治对峙从东西对峙变成了南北对峙。一开始，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北朝。但从晋朝开始，中国的经济中心开始南移。在两个南北朝时期，南方经济大力发展，在南宋时期彻底完成了经济中心的南移。
中国各大地理板块的自然环境不同，也就导致了经济模式的不同。中原地区以种植业为主，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森林地区以林业为主，沿海地区以渔业为主。在中国历史上，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最高。
四、中国古代文化变迁
中国有五个地理板块，也就出现了五种文化。这就是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南高原文化和沿海岛屿文化。我们所讨论的文化主要是中原地区的文化。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主要有这么几件大事。第一件是百家争鸣，这既是对于之前文化的总结，也是帝国时代文化的起源。这一时期所产生的思想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件是独尊儒术，这深刻影响着整个帝国时代。这件事主要有两大影响，一是确立了帝国的文化专制，二是对于儒学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第三件是三教合流，深刻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状态。魏晋南北朝时期，本土的道教和外来的佛教发展壮大。儒释道三家在冲突之后，在唐朝完成了融合。第四件是宋明理学，是对古代文化的总结。宋明理学是三教合流在儒学上的体现，是新儒学最后一次改造。宋明理学渗透在社会各个领域，内部的争论也往往是社会思想领域的变迁。
在中国文化史上，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间交流未曾断绝。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是两件事，一件是佛教进入中国，另一件事西学传入中国。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佛教也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实行了本土化。西学传入中国，但中学也传入了西方。但是，中国对于西方的学习并未深入。总体来看，中国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一方面呈现出兼收并蓄的特点，但一方面也呈现出了削弱异质的特点。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只吸收了物质文化，并没有吸收制度文化，这是因为在朝贡体系中帝国制度永远被认为是最优越的制度。
五、时代评价问题
对于各个时代的评价，在中国古代有很多说法。在历史上，盛世、治世、强世、中兴、中衰、衰世、乱世、哀世、末世这一系列说法屡屡出现。其中，最好的时代被称为盛世，其他时代都是在与其比较后得出的结论。这一时期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但主要是太平安宁、国家统一、政通人和、野无遗贤、朝无缺政、尽善尽美、人尽其才这些标准。大治在大乱之后、皇帝在位时间比较长、稳定安详的社会生活环境、符合社会发展的理性治国理论、较高认知度和认同感的社会价值观、能够自我调节、自我完善、具有修复功能的行政制度和运作机构、崇高的国家地位和影响力、包容开放的社会风气和昂扬奋发的社会精神等这样的条件出现后，盛世才有可能出现。但是，中国历史上是否真的出现过盛世却存在争议。
古代帝王治国讲究道与术，道主要用于发展国家，术主要用于控制天下。帝王使用道术是为了维持其统治。盛世是帝王的盛世，但是否是百姓的盛世就不得而知了。帝王们用经世之道建设国家，但同时用驭民之术控制百姓。在政治上，帝王们标榜着民本仁政，却用胜民之术对百姓进行着严密的控制；在经济上，帝王们既发展生产以富民，又通过赋税压榨百姓，以使百姓疲于奔命，以便控制；在文化上，帝王们打这教化万民的幌子，推行愚民政策，在思想上控制百姓。正因为如此，对于盛世的争议就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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