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开国根基里有一种敬畏精神。这样一种敬畏的精神，展现出一种宽容的气质，这种宽容的气质就会体现为对普通老百姓不敢残虐之，对士大夫则宽容之。宋太祖立宋朝“家法”，其中有一条就是不杀大臣及言史官，由此而构造了一个非常宽松的局面。而宋朝的“养士”经过了太祖、太宗、真宗朝以后，到仁宗朝开始结出硕果。
然而整个北宋的格局是积贫积弱的，这有多方面原因。虽然一方面，北宋王朝因为优容老百姓、不敢残虐百姓，所以整个社会生产发展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所以国家经济是鼎盛的。但是民间的富庶并不代表着国家实力的增强：由于冗官和冗兵这两项巨大的开支，导致北宋王朝一直在积贫的状况下；又由于北宋的制度性选择，在面对北方和西北方少数民族时一直处于军事上的劣势。所以，这就造成北宋给人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积贫积弱”的印象。
“积贫积弱”的现状形成了北宋士大夫精神里独特的一股气质——承担天下的责任。具体体现，一是范仲淹的“忧”，二是程颢的“仁”，三是张载的“感”。这三个字都指向对他者责任的承担，是宋代士大夫人格的伟大精神力量。
宋代虽然佛教、道教依然有很大的影响，但儒家已经复兴，最主要的成果是宋明理学。
佛教把世界本身看成虚幻，质疑世界本身的真实性，它指向的是“解脱”。至少最早期的佛教是指向解脱的，而解脱是围绕“彼岸”来展开的。只要是围绕“彼岸”来展开的文明，此世的生活是要被抛弃的。所以这样的文明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找一个正确的、抛弃此世的方式。当然首先这个方式要正确。佛教的“空”、把天地万物理解为幻象的思考，引生了一种生活的方式，一条生活的道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种思想，指向的都是一种生活道路的论证。
道家与道教是不一样的。唐宋时期，很多儒家思想家把道家与道教混在一起加以批判，但其实他真正要批判的是道教。比如张载的哲学，他批判的“老”，就是混淆了道家哲学和道教思想，把两者都纳入到佛、老当中的“老”字之下加以批判。但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最简单的不同有两点：第一，道教是宗教的传统，道家是哲学的传统，宗教传统强调信仰，哲学传统强调道理，强调证明；第二，道教是“技术主义宗教”，因为道教的基本观念是只要技术达到了一定地步，人就可以永生。所以道教关注的问题是永生的问题，而道家是反技术的。我们读《老子》、《庄子》都会有个非常强烈的印象，就是反技术主义的哲学传统。如果说中国文明里有一种反技术主义的倾向，那么这种倾向就集中体现在老子、庄子的哲学里。
理学是格物致知，厚德载物，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典型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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