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商与智商到底哪个更重要？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讲的是公司对那些口若悬河的所谓“高情商”员工不是很感冒的事，作者认为，只有一张说得天花乱坠的嘴巴，但却干不了实事、大事的人，其实是不受企业欢迎的，并且举了很多的例子说明那些做出大成就的人并没有体现出所谓的“高情商”，比如乔布斯、伊隆.马斯克等就是一个个的“暴君”，根本看不出情商高在哪里，作者借刷Linkedin 的一句话：“如果你觉得情商很重要，那是因为你能力太差。”来表达对情商与智商的看法。

关于情商与智商到底哪个更重要的问题，其实一直是悬在我内心的一个很大的疑问。

当然，有人会说这两者都很重要，这样的话就没有继续讨论这个话题的必要了。讨论这个话题的前提假设是那些要么在智商上有所欠缺，要么在情商上有所欠缺的人在找答案。

作为一个情商欠缺的人，我一直都对情商的巨大作用表示怀疑，或许是想借智商来为自己挽回一些颜面吧。尤其是对那些“高情商”人士打“太极拳”的那一套很是有一点微词与腹谤，我认为有问题就应该解决问题，不要扯那些虚头巴脑的文字游戏，毕竟最终问题不会自行解决。可那些“高情商”人士偏不，硬要绕一大圈，碰上我这种情商低的，他们的弦外之音都没有听出来，悟性严重不够，无法领会领导意图。

我就纳了闷了，做企业讲究效率至上，为什么不能明明白白地讲清楚？硬要玩文字游戏。记得之前听过樊登讲的《可复制的领导力》，里面讲了日本人的领导力特点，比如交待一项任务会重复五遍，目的就一个，让接受指令的下属切实明白具体的任务，而不是让他去猜。管理中的smart五大原则强调任务指标的“明确具体性；可测量性；可达成性；相关性；时间限定性。”无论是制定工作目标，还是安排工作任务，都要明确具体，而不是模糊不清。为什么我们的领导风格不能这样明白浅显，反而要故作高深？是领导能力不够，无法准确定义问题与任务？还是领导怕担责，故意出谜语，到时候好甩锅？我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我隐约觉得，如果一个企业全部都是这些“高情商”人士占据高位，估计企业发展方向会跑偏。管理学关于领导风格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关注人际关系，另一种是关注任务的达成。从管理效果来看，关注人际关系的领导的绩效并没有超越关注任务达成的领导。如果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全部都是人际关系导向的，那么对于任务完成与否就没有强烈的意愿，反而会为了让员工满意、减少人际冲突，故意淡化任务。这样的企业估计是存活不了多长时间的。现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甲骨文裁员事件”暴露的就是这样的事实，当马云们在讲996的时候，甲骨文们是准点下班，高薪高福利，典型的养老机构，这样的企业如何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这样的员工又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据说，一些企业接收了部分甲骨文被裁员工，根本就没有什么竞争力，当初引进来时以为捡到宝，事后才发现根本值不了那个价钱。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课上，翁教授问了我们一个选择题，当企业需要招聘一个总经理时，在给出的候选人之间如何选择的问题，绝大部分同学给出的答案是人际关系好、情商高的候选人，由此可见情商在社会上的被重视程度有多高。而翁老师给的答案是能力强的候选人，观点就是：企业请人过来是为了解决问题的，而不是为了让企业一团和气的。

关于情商与智商的相互比较问题，翁老师也给出了答案，西方国家做过专门的研究，在初级阶段、低端水平上，情商的作用大于智商的作用，随着阶段上升、层次上升，智商的作用大于情商，尤其是越到顶层，智商、能力更重要。比如说，在和平年代，邱吉尔被视为一个政坛笑话，基本上都是靠边站，根本不是那些高情商政客的对手，但是，战争年代、危机重重时，挑重担的责任无人愿意承担，最后落到了邱吉尔的肩上，邱吉尔用他的勇气、智慧领导英国人民战胜了纳粹德国的进攻，成为二战五巨头之一。二战一结束，又没邱吉尔什么事了，岂不是一个笑话。法国的戴高乐总统也是同样的例子。

当然，我不是故意抹黑情商的作用，我只是觉得，没必要将情商摆到那么高的位置上，尤其不能唯情商至上。前段时间读的《别逗了，费曼先生》，如果用情商与智商来评价的话，那么费曼先生就是一个低情商高智商的人，按社会上对情商的评价来看，费曼先生应该是一个一事无成的人。事实证明，这个结论错了，而且错得很离谱，费曼先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是一个取得特大成绩的顶尖大人物。

因此，在无限抬高情商的作用前，先冷静冷静，看看那些没情商的人创造的功绩，或许，是该给高情商降降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