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与南怀瑾先生
本文作者与南怀瑾先生
南怀瑾大师的启示
Inspiration from Master Nan
作者：（英国）Dhammachari Lokamitra（世友居士）
中文译者：（新加坡）刘宜霖
我1990年代初期经常走访台湾，时常安单于台北十方禅林，寝室就在禅堂后面的一个小房间。我每次走向房间的时候，都会经过一面墙，墙上挂着一张南大师闭目禅坐的肖相。我暗想这应该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师级人物，但未曾想过此生竟有机遇亲自拜见他老人家。我何其有幸，能于大师晚年两次拜会。这两次的交谈，的确是丰富了我的人生，让世友时刻铭记，内心无限感念。进入正题之前，我必须略微介绍一下我从事的工作，以及与太湖大学堂结缘的经过。
世友出生于英国，自1977年以来一直生活在印度，活动于数百万所谓“贱民”（现俗称“达利特”）的新皈依佛弟子当中。第一次的皈依大典发生在1956年，安贝卡博士引领了50万追随者参与三皈依。尽管出身贱民，其卑贱的身份为他带来了巨大的不利影响，但他却透过自身的聪慧睿智与精勤努力，成为上世纪受过最高等教育的印度人。此后，更成为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位司法部长，兼任新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期间拟定了许多改善社会以及有利贱民的条例。然而，在他生命接近尾声之时，他相信唯有透过佛教，印度方能经由和平的途径，转型为真正平等的社会。虽然他皈依佛教仅数周便撒手人寰，但那次皈依大典的效应却持续至今，新皈依佛弟子的数量目前仍在大幅增长。据估计，现阶段新皈依佛弟子的数量已经超过五千万人数。
大约1977年，我于马哈拉施特拉邦西部地区积极传扬佛教、建立佛教教学设施以及推动相关计划，而当时的皈依也都集中于此。然而在过去25年当中，皈依已经蔓延至印度的每一个角落。这些新皈依的佛弟子绝大多数家境贫穷，备受社会剥夺。而且令人惋惜的是，能够为这些新佛弟子开示佛法的老师极少，佛教界也鲜少对他们伸出援手。若想凭一己之力深入印度各个角落去弘法，的确是件不可能的任务，但是我们可以接引年轻人来接受培训。因此15年前，我们开始于中印度龙城（译音：那格浦尔）建立龙树学院，开始培训年轻人基础佛教教义和禅修（以观呼吸和慈心禅为主）。我们的课程包括为期八个月的住宿培训，以及为期三年，由那格浦尔大学颁发文凭的佛学学士学位。学生在学期间，亦学习如何将佛法落实到社会工作上。从2002年至今，龙树学院住宿培训的毕业生已经超过1200位，遍及全印度29州的25州。这支学生队伍，目前已组成了全印度的“法行者”网络。
我们希冀给予学生的精神象征，就坐落在校园的中心——一座33英尺（10米）高的铜铸弘化大佛，身呈往前行走之状、手持施无畏印，底部是20英尺高的基座。佛法的实践不仅意味着自身的改变，更意味着世界的改变，二者必须相辅相成。我们不可能将正法占为己有，而必须效仿佛陀，积极地将正法传达给他人。这尊释迦佛像自2009年落成之后，就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善信到此朝圣。此塑像的雕塑家詹文魁先生于2005年拜访龙树学院之后，便发愿要担此重任，将此计划引介给南大师和他的弟子，才让这尊庄严、独特的佛像矗立校园中央。
我于2008年11月会晤南大师，向他汇报印度佛教复兴的背景，同时感谢他大力支持筹建佛像的事宜。那是我第一次拜访中国。就在那个湿湿冷冷的黄昏，我从浦东机场直接来到了太湖大学堂。我曾于台湾的许多道场安单，因此猜想太湖大学堂也大致如此，但事实却让我吃惊。我当天作了简报，但南大师显然并不满意，因此我只能够草草结束了演讲。之后，在茶叙之间，南大师详细阐述了社会的变迁。他认为想要根除种姓制度，其重要途径不外乎权力与金钱。他接着说，若想消除种姓制度，首先就必须以经济变革作为后盾。他认为印度当前需要的佛教并非过去传统那种柔性的佛教，而是一种具备大威势力的佛教。接着还谈到我们的学生必须了解“业”（因缘条件）的运作。然后又随顺弟子的提问讲解了念佛法门与禅修的结合。他认为念佛并非宗教仪式，它是超越宗教的，“南无阿弥陀佛”意味着礼敬大智慧的无量光明。另外，他还强调印度佛弟子学习中文的前瞻性，并承诺支持龙树学院的学生学习中文。他最后希望印度某些学生能因此走入汉译佛典，从博大精深的中国佛教传统受惠，同时作为联系中印佛弟子的桥梁。龙树学院亦藉此因缘，现阶段已经有好几位学生正在学习中文。想要培养出真正能够深入中国佛教经藏的学者，相信还需很久，但我们会朝这个目标前进。那次的会晤，南大师在我告辞时特地送行，给了我满满的祝福与鼓励。
2011年5月份，我再访太湖大学堂，特为“行禅中的佛陀”塑像落成等事向南大师报告并表达我与同事们的感激之情。这次让我大为宽慰的是，南大师对我的简报相当满意。我报告完毕，他站起来告诉所有在场的弟子必须支持印度佛教之复兴，同时自己还承诺予以巨额捐款。当我回到印度之后，收到的金额竟比他早先的承诺多出了许多，让我们有余额建造一栋漂亮的建筑物作为培训之用。南大师问了有关印度的现况。大师的提问，让我惊叹于其学识之渊博。他说佛陀是第一位强调人类平等与众生平等的人，并提出佛教是唯一一个不涉及“主宰者”的宗教，因此并未营造一个不平等的制度。他说，在印度，我们必须透过三十七道品以及十波罗蜜了知法义。他强调，达利特因其特殊的因缘，得以透过正法而成长。在详细阐述了四念住之后，又把观点带回到平等观。他强调我们必须因地制宜，根据印度当地的实况引介佛法。这一点真是说到了世友心坎里，让我深受感动。这位长者，竟然仅于一顿晚餐的时间，就深入浅出地把佛法的奥义阐释得清清楚楚。
那次的会晤，发生了另一件对我影响更为深远的事情。就在我作简报的时候，南大师凝视了我一小段时间，而实际的经历很难用语言来表述。我感觉大师透过他的眼眸，对我敞开了他的心扉，源源不绝地将他的慈心毫无条件地倾注到我的身上，而就在那片刻之间，我得到了我所需的一切。与此同时，我感受到他湿润的双眸。假设他眼中的确有泪，无论如何我宁可相信那是真的，因为他对于佛教能够回到印度，回到其发祥地而感到欣喜。在他面前，我犹如蝼蚁般渺小，他的心意识远远地超乎我能触及的广大。这个经历让我感觉我肩负的任务完全得到他的应许。自那次之后，我无缘再拜会这位长者，但那次的启迪，的确是让我生命的每一天更为丰富充实。
自第二次拜见南大师之后，我便开始关注并阅读其著作（英译），也与他的一些弟子谈起他老人家。从他的修行、理解与见地，我感觉他就是现代版的维摩诘居士。他认为文明已然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而佛陀教义的本质必能为这个时代作出贡献。我非常希望他的著作以及其前卫的精神能够走出华人的世界，尤其是进入印度，成为当前印度佛教复兴运动的一部分。我希望能够在这方面有所作为。首先，我们可以在龙树学院举办研讨会，探讨南大师对现代佛教所作的贡献与意义。
这里还牵涉另一个原因：中印两国皆为亚洲巨子，无论是物质或是维系和平的发展，中印关系都有可能对世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两国透过佛法的交流与联系，必能为世界的和平有所贡献。我深信这个理念绝对不违背南大师的本怀。
注：本文作者世友居士（Dhammachari Lokamitra，原名Mr. Goody Jeremy，1947-）生于英国伦敦，爵士，师从僧护居士（Dhammachari Sangharashita，原名Mr. Dennis Lingwood,1925-），1977年到访印度，从此开始继承印度首任司法部长安倍卡博士的遗志，以“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舍己利他”的菩萨道精神，在印度持续帮助达利特（俗称贱民）阶层，领导印度佛教复兴；在龙树菩萨的家乡——印度龙城，创办了印度龙树学院，开展多专业教育、慈善、公益等工作，迄今40余年，成就卓著。（印度贱民阶层系四种姓之外的社会底层，有2.3亿人口，承担着印度最底层的劳动工作。）
本文转自南怀瑾学术研究会、南怀瑾文教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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