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志刚（预计阅读时间5分钟）
南方科技大学的贺建奎副教授，现在应该是热度最高的一个人了。这一切，都是源于昨天（2018年11月26日）的一条科技新闻。
贺副教授在接受美联社专访时宣称，他的实验室利用一种基因编辑技术，在至少七对夫妇的受精卵上修改了一个名叫CCR5的基因。其中一对夫妇，于这个月成功诞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
重点是这对双胞胎女儿，因为基因编辑的缘故，具备了对艾滋病的天然免疫力。也就是说，正是因为贺副教授的基因编辑技术，让这对新生儿从一出生开始，就对艾滋病免疫了，一生都不会染上艾滋病（有部分媒体报道，这对双胞胎中有一个基因编辑并未成功）。
原谅我是一个文科生，所以对这些已经很通俗的解释，依旧有点摸不清头绪。只能按照我自己的理解，简单通俗的解释一下这个事件。其实就是说贺副教授利用一种基因编辑技术，可以让一个人在处于受精卵的阶段，就自主选择要或者不要哪些基因，这或许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私人订制吧。
在报道第一次出现时，媒体的声音似乎还处于亢奋的状态，仿佛又一次改变人类的历史机遇落到了中国人头上，甚至大有一种扬我国威的民族自豪感。然而仅仅一个小时之后，网上的一份122名科学研究工作者的联合抵制声明，就彻底翻转了剧情。
目前大家关于这件事情的讨论点集中在以下两点：
1、这项技术其实在科学研究阶段早已开始了，而且单纯的技术上来说早已经达到了较为成熟的阶段了。也就是说，在科学研究阶段，基因编辑技术一直都在不断尝试和发展着，只是没有人进入人体实践阶段。
之所以不用人体做实验，最大的障碍就是伦理。因为一旦在人体上试验的话，就不可逆转，你无法因为技术存在的某种不确定的隐形风险，就将“试验对象”毁掉，毕竟那不是一株西红柿，而是一个人。更何况，人类一直以来试图扮演造物主，而这在社会容忍度上几乎为零。
再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基因编辑技术这件事，不是你贺副教授的开创式壮举，因为很多科学同行在科学研究阶段早已完成了技术试验。只是大家都没有突破伦理和道德底线，偏偏贺副教授比较大胆和前卫而已。
2、尽管这项技术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却依然会有一些“脱靶”的风险。脱靶也是一个专业名词，我们姑且理解为这项技术本身的风险。即在编辑某基因时，可能会破坏人体中其他无关的正常基因。
最为令人感到不安的是，贺副教授这项“成功”的技术，这些修改极大可能会直接进入到婴儿的生殖细胞。也就是说，他改变的不仅仅是这一对双胞胎——如果两个孩子的基因编辑都完成的话——而会改变两个孩子的所有后代，这些改变会一代代的传下去。
基于以上两点，很多人对这件事表达了深深的忧虑和担心。
当事件已经发酵了24小时之后，贺建奎副教授本人尚未发布任何新的回应。倒是跟贺副教授相关的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深圳市卫生计生委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等各个机构纷纷出示对这项事件没有任何关联的证明。一时间，仿佛是贺副教授靠一己之力完成了这项惊动世人的举动。
截至到以上，是我对这件事件所理解的始末。接下来发表一点自己的个人见解。
任何时代，科学都是推动时代发展的最大源动力，当然在发展的过程中，同样伴随着质疑、阻碍、牺牲、妥协。无论是哥白尼，布鲁诺，还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都是如此。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科学发展总是要与现实发生摩擦才可以前进。不可否认的是，社会会不断演化出一套渐进的法则——无论是舆论舆情还是伦理道德——来适应科学的进步。所以，这个时候一味的靠科学从业者的自律，我想是难以为继的。
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约束、监督、鼓励机制的话，这件事情很可能到最后依旧谁也无法说服谁。那些联名抵制的百余名科学家们，认为自己是在践行科学与社会与人类的某种协同性发展，是对伦理与道德的捍卫。而贺副教授同样也可以以创新、突围以及哥白尼、布鲁诺自居，将自己包装成一个“个人一小步，人类一大步”伟大创新。到头来，又会一场热闹的吵闹而已，就如同当年克隆羊多莉的出生引起的骚动一样。
当然，我这并不是为了替谁洗地，因为从情感本身来说，我是难以接受在胚胎或者受精卵阶段的基因编辑的。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似乎提醒我们，建立一套人们可以认可和遵循的某种机制，显得尤为重要了。就像谷歌从一开始研究人工智能的时候，就有意识的联合了业内的一些知名计算机专家，试图建立一种人工智能法则，以便在人工智能开发研究的同时，将人工智能与人类达成某种很好的协调，以便可以坚守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大定律。
毕竟，目前来说，基因编辑技术仍旧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且不具备实践性的技术。我想，贺副教授之所以这么自信的向媒体报道自己的成果，背后应该还是资本的推动。诚然，科学研究，也会注重收益率，会有投入产出比的考量。
但从这次双胞胎女孩的基因编辑来说，父亲是HIV携带者，母亲是阴性。也就是说以目前的技术，只要母亲在孕期注意得当的话，两个孩子完全可以避免一出生就携带HIV。即使母亲是病毒携带者的话，现在已有的科学也可以通过阻断等技术手段达到超过99％的几率生出健康的孩子。在退一万步讲，纵使成年后接触和感染HIV，目前的研究已经开始介入成年人的基因阻断等手段来积极治疗艾滋病了，而且已经取得了非常有效的成果。
也就是说，贺副教授针对这一对双胞胎女儿的基因编辑，其收益是微乎其微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单从投入产出比来说，这是一项不成功的科学实验，更何况实验对象是人。
贺建奎副教授目前尚未针对此次舆论发表任何回应，只是简单宣称舆论会站在他的这一边。所以我也无意将贺副教授夸张化甚至妖魔化，更不愿意联想出那些影视剧中的科学怪人们，但是针对大众的担心甚至是恐慌，我觉得无论是贺副教授本人还是科学界，似乎都应该给予大众一些信息披露。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一套科学可行的机制，以维持社会与科研之间平衡与协同，应该是最重要的。
最后，真诚地祝福两个小女孩儿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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