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塞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是“令人恐惧的常常像地狱般的世界”，但“能听到他的音乐和飘荡在音乐中的安慰和爱”。鲁迅则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类灵魂的伟大审问者”，说他“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还不肯爽快地处死，竭力要放他们活得长久”。关于这一点，《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科利尼科夫无疑有着最切身的体会。
原在法律系就学的拉斯科利尼科夫，靠母亲和妹妹从拮据的生活费中节省下来的钱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终于，出于对“心狠手辣”的高利贷者的痛恨，也为了证明自己是个“非凡的人”，他将斧头砍向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和她的无辜妹妹莉扎薇塔，制造了一起震惊彼得堡的凶杀案。他杀人的精神支持是自创的一套理论——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平凡的”低等人，他们只是繁衍同类的材料，必须俯首帖耳地做奴隶；另一类是“非凡的人”，他们是统治者，不受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可以随意杀人。他杀人的动机，一是要实践一次自己的“理论”，检验一下自己是否也是一个“平凡的虱子”，二是不想让困境中挣扎的自己再连累母亲和妹妹。第一个动机让他在棺材般租房里冥思苦想了一个月，第二个动机却因为母亲的一封来信而迅速触发，让他决定立即付诸“实践”。
在信中，母亲向他诉说了在一个地主家做家庭教师的妹妹杜尼娅的一段“狗血剧情”经历。先是受到男主人斯维德里盖洛夫的无礼骚扰以及他的夫人玛尔法的仇视和侮辱，然后剧情反转，了解真相后玛尔法又大张旗鼓为杜尼娅恢复名誉，还极力促成了自己的远亲、七等文官彼得.彼特罗维奇.卢任与杜尼娅的婚事。虽然经历了与母亲“在一起考虑了整整一天，犹豫不决”、“整整一夜在屋里踱来踱去”，杜尼娅答应了卢任的求婚，并且收到了母亲的肯定和祝福。但就是这桩被母亲描述为近乎完满的婚事，让拉斯科利尼科夫“痛苦到了极点”。还在看信的时候，他头脑里已经形成最主要的实质性意见，并且连一分钟都没怀疑过：“只要我活着，这门亲事就不会实现，让卢任先生见鬼去吧！”
循着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思路，看看他满怀愤恨的质疑：借口多么冠冕堂皇，“彼得.彼特罗维奇是这么一位大忙人，所以得赶快举行婚礼，越快越好”？同时在两处供职，而且赞同我们最新一代人的信念，“想要迎合我，让我对卢任先生产生好感”？妹妹“爱你胜过爱她自己”，为了儿子便“同意牺牲女儿”？母亲不惜花掉最后一点点钱作为路费来彼得堡，他却只愿承担托运行李的运费（说不定根本不用花钱），是心地善良还是极端吝啬？说从穷人家娶受了丈夫恩惠的妻子大有好处，而且几乎是初次会面的时候就说这样的话，这样的人也可以忍受？于是谜底便明摆在拉斯科利尼科夫心底了：为了自己，为了自己过舒适的生活，甚至为了救自己的性命，妹妹绝不会出卖自己；而为了哥哥，为了母亲，她会出卖自己！
拉斯科利尼科夫终于在彼得堡见到卢任时，正被杀人罪恶折磨得喘不过气来，大病一场，刚从连续四天发烧、说胡话的半昏迷状态醒来。卢任现身狭小、低矮的“船舱”，以一种过分的威严姿态让拉斯科利尼科夫“看清”了卢任：全新的全身衣服——“太新了”，只拿在手里、摆摆派头的呢帽和手套，相当漂亮而庄严的脸。卢任是故意等了几天，深信拉斯科利尼科夫已从母亲的信中已知悉一切后才来。他一进门便感受到了拉斯科利尼科夫的不友好态度，没一会儿又因为洋洋得意的夸夸其谈被指为“背得真熟”的老生常谈，终于，拉斯科利尼科夫毫不留情地提到“因为娶一个穷人家的女儿对您更为有利，以后您好控制她……可以责备她，说她受了您的恩惠”，他窘态毕露，转怒于拉斯科利尼科夫母亲在信中的“歪曲事实”，换来拉斯科利尼科夫的一句：“滚，您给我见鬼去！”
两人再次见面是在母亲和妹妹在彼得堡租住的小旅馆里。卢任让仆人送给母女一封短简，定于第二天晚上八点准时到访，但届时拉斯科利尼科夫不得在场，因为他的“横加指责、无礼辱骂”。他郑重表示，如不顾他的请求与拉斯科利尼科夫相遇，“将被迫立即告退，则夫人咎由自取”。信的末尾，他还特意提到一件事：他亲眼目睹，拉斯科利尼科夫借口安葬一个在马蹄下丧生的醉汉，竟将随身所带几十卢布巨款悉数该醉汉之女，“而伊乃一行为不端之女人”，这让他“深感震惊”。
但当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母亲和妹妹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坚决表示要参加会面。卢任正八点钟到达，在走廊碰见了拉斯科利尼科夫，但并没有如其所说“立即告退”，进门后“不脱大衣、立刻就走”的惩罚想法也没做到。会面的结局可想而知。卢任从自以为是的神气开始，威严地提出“那个主要的和恳切的请求未能得到遵守”，并且否决杜尼娅“解释清楚”的建议，换来杜尼娅的“要么选择您，要么选择他”；他提出那个“十分重要、而且带有侮辱性的问题”——与一个经受过生活苦难的贫穷姑娘结婚较为有益——指责杜尼娅的母亲授意“夸张到了荒谬的程度”，换来杜尼娅和母亲的同力驳斥；他对索尼娅——那个丧生马蹄下的醉汉的女儿——品德的诽谤和对杜尼娅获赠遗产的恶毒猜测，换来杜尼娅一句“可耻，您出去”；气得发狂的他，以一句“由于这件事，我还花了一笔钱”，和另一句“为了您，我不顾社会舆论，而且恢复了您的名誉”，换来杜尼娅“您是个卑鄙和恶毒的人”！
于是，后面便有了卢任实践“卑鄙和恶毒”的拙劣表演，并且完全自导自演。
索尼娅父亲葬礼的那天，他将一些债券换成的现钞放到桌子上，让共同租住的列别贾特尼科夫把索尼娅叫过来——他们与索尼娅是同一房东的租客——当着列别贾特尼科夫的面，说要表达一下心意，把一张摺着的十卢布的钞票打开，递给索尼娅。在通过列别贾特尼科夫确定拉斯科利尼科夫也在葬礼酬客宴上后，宴会中间他突然赶到现场，说索尼娅刚才去过他的房间后，有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从桌子上不翼而飞了。
天生胆小的索尼娅在卢任咄咄逼人的严厉追问下，除了瑟瑟发抖还给他那张十卢布的钞票，已百口莫辩。相信女儿清白的母亲在当众翻看索尼娅口袋时，却找到了那折作八层的一百卢布的钞票。面对满场四面八方的惊呼声和索尼娅裂人心肺的辩解，卢任“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声音高声”质疑索尼娅“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并立刻表示怜悯而不再追究。
只是卢任做梦也没想到，他故意留下作为见证的列别贾特尼科夫这时站了出来：他看到了卢任是怎样偷偷地把钱塞给索尼娅的！卢任在房门口和她告别的时候，趁她转身与自己握手时，用另一只手偷偷地把钞票塞进了她的口袋里。 “这是多么卑鄙！”列别贾特尼科夫对卢任喊出了与杜尼娅同样的评价。
可以想像卢任灰溜溜逃走时有多么狼狈。拉斯科利尼科夫还当众揭穿了他污蔑陷害索尼娅的目的：如果现在他的阴谋得逞，证明索尼娅是个贼，他就可以证明对她的怀疑几乎是对的，甚至可以重新离间拉斯科利尼科夫和母亲、妹妹的关系，另一个目的自然是他还希望能再次博得她们的好感。
当了半辈子律师的彼得.彼特罗维奇.卢任大概完全没料到会有这样的结局，“他太相信自己，太相信自己的权力，也太相信他的牺牲品处于完全无依无靠的境地了”。套用拉斯科利尼科夫的关于人的分类——且不管其是否武断与极端——卢任无疑只能算在“平凡的人”之列。比之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拿破仑式的“远大抱负”，他只不过常常自命不凡而已；比之诸如干草广场上眼睛被打得发青的妓女、污浊河水中挣扎着投河自尽的女工、穷困潦倒被马车撞死街头的小公务员、带着孩子沿街乞讨的发疯的女人，他又变成满怀优越感的市侩，浑然不觉一身让人恶心的铜臭；比之榨干穷人的最后一滴血汗的高利贷者等“大恶”之徒，他的内心的恶却往往被道貌岸然的外衣遮蔽，但总脱不了冷酷卑鄙和极端自私的底子，偶尔或者必然有一天膨胀露出无耻的马脚，又应了苏仙东坡的“凡人为恶，不自毁而人毁之”。
凡人为恶，归根到底还是要统一到明确的利己主义。卢任曾说：“你爱人，首先爱你自己，因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广大卢任们并非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没有认识，但绝对的利己与自我中心，总是让他们把别人放在自己之后——无论规划目标还是评估后果，甚至不惜诱骗、诬陷的手段。
孟子说：“人之性善。”荀子说：“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耶稣说：“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是没有。”到尼采时，则宣布重估一切价值：“人之生命是超然于善恶之外的。”尼采又说这世界已进入到一个“贱氓时代”：“贱氓不知道是什么是伟大，什么是渺小，什么是无枉，什么是正直。”他渴求“恶”，渴求一种“恶”的未来，不过此恶是“大恶”而非“小恶”。如卢任一般的“凡人之恶”自然入不了尼采的法眼，还是套用鲁迅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时说的一句话吧：他们“固然并无堕入地狱的危险，但也恐怕进不了天国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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