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因其在位时间长久且所建功业不凡而被后人尊称为千古一帝，可谓是实至名归。我总结他的治国经验，一曰诚，一曰和。诚者，取信与民，以诚为正道。和者，和而不同，不走极端。康熙作为清军入关后的第二位君主，同时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儒家理想主义者，首先在思想文化上，其在执政后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如何在思想上笼络广大汉人的人心。他并未像多尔衮一样采取暴力与专制来镇压和收服汉人，而是采取了较为缓和的态度。他首先就尊程朱理学为圣学，这一做法立马就赢得了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的赞赏。我们都知道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时代的主流思想，一直被历代统治者尊为圣学。纵观中华上下几千年的历史，每次但凡政权非汉族掌握时，统治阶级总会努力学习汉族文化，更有甚者甚至完全汉化，北魏的鲜卑政权就是如此。康熙则采取了折中的办法，他既保留了游牧民族的一些特点，同时也身体力行地学习汉族文化。康熙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便是经筵日讲，所谓经筵日讲，其实就是先行日讲，次举经筵，选择儒臣，分班进讲。这项最初由刘汝汉提出的举措在康熙朝前期由于四辅臣的原因而过于形式化且内容空洞，并未取得良好的效果。康熙皇帝甫一亲政就一改往日的做法，不仅从内容形式上大量选用汉族文化经典和汉臣，而且还讲究经世致用，倡导百家争鸣，各抒己见。正是由于康熙采取了诚的治国方略才使得一大批具有反清复明思想的汉族知识分子甘愿为大清服务或者对立情绪淡化，缓解了民族之间的矛盾。
其次，在反腐倡廉上，康熙也采取了儒家的治国思想，正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康熙朝前期，由于采取尊满排汉的做法而加剧了官场的腐败现象（主要是满臣），四大辅臣倒台后，康熙则开始倡廉。他的主要办法是立典型，重嘉奖，这种方式非常符合中国古代官吏的为官心理，他把于成龙等作为典型，重提升嘉奖，由此开创了康熙朝中期的廉洁之风。当然，用现在的治国理念来看，依法治国必然是主要的，而辅之以道德。
康熙治国之道的一个重要方略就是采用了和的态度。这一点，孔子早有论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谓和，就是求同存异，而所谓的同，则是完全一致，这显然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一个重要例子就是在靳辅治河这件事上。当初漕运阻塞作为康熙朝的三大隐患（三藩，河务，漕运。）之一，颇受康熙皇帝的重视。靳辅当上治河的总督之后，由于他注重实地考察，不闭门造车，因此在前期的考察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花费了大量时间，当时的官员由于未看到治河的具体效果而弹劾靳辅，并且当时于成龙对于治河方案与靳辅产生了重大分歧，此时，康熙的智慧便显现出来了，他并未依大部分意见罢免靳辅，反而对靳辅更加器重，同时把两个方案同时实验，择优采纳。这是因为康熙对靳辅治河颇有了解，并不浮于表面，同时他采取了和的态度。后来靳辅治河取得重要成果从而证明了他的方案的正确性，同时于成龙也不得不服。由此看来，儒家的和的观念也颇为康熙所运用。
诚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尊贤举才上。康熙用人从正道出发，任用施琅便是一例，当初台湾郑氏作乱，收复台湾已是迫在眉睫，而当时的福建总督姚启圣大力推荐施琅。施琅何许人也?他本是福建水师的一员勇将，后来投降了台湾郑氏，而如今康熙要用他，不免受人诟病，而康熙以为他的经历虽然不好，但其德才非同一般，于是一举任用施琅而收复了台湾。康熙用人以诚，才使得大臣毫无顾虑，诚心诚意的实施康熙的政治主张。
总结康熙一生的功绩，南平三藩，北定葛尔丹，并与沙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东南收复台湾，实现了中华的大一统。其次改善漕运，编纂《康熙字典》和《古今图书集成》，发展了社会的生产力，为康雍乾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其治国之道而言，诚和二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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