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老屋

    老家的新房子已经盖了六七年了，但我在梦中常浮现从前住过的老屋。而且一想起老家，首先跃入脑海中的，并不是后来建的新楼房,而是那狭小、破旧的老屋。家乡有句老话：“金窝、银窝，忘不了穷窝。”我怀念老屋，因为它承载了我儿时的全部时光：苦乐交替的童年、酸甜苦辣的日子、也有贫穷的自卑、伤痛的记忆……
     老家那座由木头为架、土坯为墙的四间房老屋，建于清朝末期，经历了一多百年的历史。听说盖那屋子的时候，我爷爷还没有成年，连七八斤重的“泥包”（运载糊土坯缝用的稀泥）都拎不动。在那经济极度匮乏的年代，即便是中等人家，盖几间土坯房，也要耗尽一家人的全部心血。据说我曾祖父王鸿信，为盖房子每天起早贪黑。所有垒墙用的土坯都是他一人亲自挖土、和泥、用木模子一块一块脱出来，再晒上好多天才可以用，屋顶上的檩条、椽子还有苫屋顶用的“斜笆”，也是他去大华山深山老林一根根砍伐、一步步拖曳回来的。还有瓦片，也是曾祖父支上制瓦筒的木头架子，用泥巴一块一块拍出来，送到“缸窑”(我们老家一个烧制砖瓦、陶器的窑场)烧制而成。房子盖好不久，曾神父就累得大病了一场。以前我小脚的奶奶，常跟我们提起那些辛酸的往事，讲着讲着就老泪纵横，年幼的我也似懂非懂地眼泪跟着扑簌簌落下来。
     老屋布局原是坐西朝东，到了我父亲这辈，因和大伯们分家，堂屋改到后墙，变为坐东朝西，前面又加了个小院。南侧是厨房，我记忆中厨房门最先是向东边开的，擅长书法的父亲在厨房门口书写了相关的对联：“一饭常思陇上苦，终生是惜盘中餐。”
     进门便是个土坯修的老式灶台，嵌了两口锅，我们称之为大锅、小锅。芭茅杆做的锅盖，密封得不严实。在蒸馍时，母亲常常将锅沿用抹布围一圈以减少漏气，再压上装了小半桶水的木桶。灶台右边还有风箱，柴禾填进去后，拉一拉风箱杆，灶内就升腾起旺旺的火焰，为了防止冒出的火焰产生的热量白白浪费，我们还在外边吊了个陶制的温水壶。饭做好了，温好的水可用来洗手脸和刷碗。灶台一边的墙上，挂着铁铲、铜勺、筷笼、笊篱等灶具；锅台另一边放着案板、脸盆架、大水缸，缸里面有葫芦瓢，用来舀水盛水。
    那锅灶从我记事时就很陈旧了，少说也有二三十年的历史。后来又请邓县一个技术高明的师傅，扒了旧灶台，新修了的水泥、砖头锅灶，外边加了个烟囱。空间上不够用，就把原来的风箱、温水壶都淘汰了，靠近烟囱的地方还可以嵌入一个陶罐儿，继续用来温热水。老辈人说砌灶台是个很强的技术活，不但锅与灶台要严丝合缝，而且烟囱通风也要好，砌得不好不仅费柴禾，而且会满屋烟气呛人。
     新修的锅灶果然比原来整洁省力一些。我幼年时，就是家里的“火头军”。常常会帮母亲烧火做饭，往灶膛里填柴禾，有麦秸、花生秸、芝麻杆、苞谷杆和树枝等等，有时填树枝时总会把燃着的火压灭了，只得鼓起腮帮子使劲吹，眼睛时常会呛得流泪，火却总是燃不着。父亲告诉我：“人要实心，火要空心”，要把树枝架起来，中间留个空隙这样火才会燃起来。那时我会埋怨：还是保留着风箱好，遇上柴禾燃不着时，拉一拉风箱不就好了？
     当然用柴禾做饭也有它的好处，我现在还总觉柴灶做出的饭菜格外香甜。那时间还多用猪油炒菜，老远就能闻得到扑鼻的香气，叫人馋涎欲滴。我当“火头军”，还享受到了许多别人没有享受到的好处：冬天顺便烤火。有时将母亲打鸡蛋后扔掉的蛋壳收集起来，将里面残余的蛋清统统倒入一个鸡蛋壳里，放在柴火上烧熟吃；还将小沟渠捉的鱼去掉内脏、鱼腮，里面抹上一层盐，用蘸了水的纸一裹，放在灶中烧熟，就成了一道上等的美味。还有烧红薯、烧嫩玉米……收获季节，如果烧的是硬柴禾，饭做好后有剩余的炭火，我们常常在灶洞里放进去几个红薯，或玉米。用草木灰覆盖起来，不久后取出，去掉外面那黑乎乎的一层皮，也不怕烫手，掰开就吃，在那金黄柔软的红薯瓤上咬一口，又甜又面；烧玉米又香又甜，更让人回味无穷，在少粮缺吃的年代，能吃上那种东西，别提有多爽了。时至今日，那香喷喷、热乎乎的烧红薯、烧玉米，依然是我记忆中最佳的美食之一。
      而今随着液化气、电饭煲、电磁炉等各种电器化厨具的普及，如今也很少见到记忆里那样的土灶台了，烧红薯、烧玉米……这一切都淹没在时光深处了。如今的我们只有花钱去“农家乐”，才能体验那种生活了吧？那灶台里熊熊的火光、母亲慈祥的笑容，都是我们心中永恒而温暖的存在！
    向北挨着厨房的是父母的卧室，室内面积仅一丈见方，是父母当年的“洞房”。床边有一个红色的大木厢，是母亲唯一的嫁妆。靠东有一方木制的窗户，窗台上放了一面用了三十多年的小镜子。母亲和姐姐用它来照脸、梳头。每逢大雨，常会有雨水飘进来，我们就在窗上钉了塑料布。下连阴雨时，常会有泥土从屋顶掉下来，雨水也一直往下滴，母亲只好用水盆接着。只有等天气放睛时，才请会泥水匠活计的二堂哥上房帮我们补漏。靠里放着一方木梯，与顶棚相通，上面常堆放一些农具、杂物等。
     在往里就是堂屋，（现在叫客厅），早先的记忆中，那里放着一个大棺材，堂屋越发显得狭窄。靠后墙有一个八仙桌，是外婆家一个老木匠做的。这间屋子顶棚上安了个“亮瓦”，自然光透射照耀进来，堂屋才明亮一点。堂中央曾有一张巨大的毛主席像，我儿时常心存疑惑：为什么毛主席只有一个耳朵呢？后来父亲解释说是画像角度原因，另一个耳朵被脸遮住了。中堂也有副对联，上书：“红太阳光芒千秋照，毛主席思想留人间。”堂屋门框上也有一副：“春前有雨花开早，秋后无霜叶落迟。”
     堂屋前面的院子是我儿时的乐园，爱养花的父亲在庭院里种上各种花，记得主要有月季花、木槿花、喇叭花、夹竹桃等。还有棵高大的杏树，两棵低矮的桃树，还有枣树。有花有果，有香有色，清贫的日子也就显得有滋有味。又有两棵高大的白杨树，却不是我们的，因为那树种得比院子还早，长在领居四爷家的宅子上，我家建院子时一部分占了人家的宅子。众多的花草树木，也为小院增加了许多光彩。院子里还有水泥桌、石臼等。靠边还修有鸡笼，养了五六只鸡。庭院、台阶前静悄悄的，有时晒着新打的麦子。年迈但身体尚且硬朗的祖母静静地独坐在那里守着。馋嘴的小鸟不时飞下来啄食，祖母便嘴里“嚎示！嚎示！”地驱赶着它们。
     夏日的夜晚，高大的月季花树的影子交杂错落，微风吹过，树影摇动，姗姗可爱。我们就露天睡在院里的春凳上、凉床上或竹制的睡椅上，沐浴着清凉的夜风，聆听自然界各种声音。十五日的夜晚，明月高悬，照亮半截墙壁，我们姐弟三人便在墙前玩手影戏：将手臂比成狗头、莽蛇、小鸟的样子，兴致勃勃地玩着，或者互相讲故事，直到夜深才睡去。有时半夜会变天，电闪雷鸣，我们慌忙收拾东西进屋去睡。
   北边最里的屋子是祖父母的室，听祖母说，1958年，河南大面积闹灾荒，我祖父王恩锡就是因贫病交加，饿死在这间屋里的。第二天，他的长子——我的大伯文重也紧随他过世了。祖父去世得早，连我姐姐也还没出生。多年以后，祖母的卧室也同时成了我们姐弟三人的书房，墙上小书架上摆满旧书，识字的姐姐、哥哥仰头高声吟诵诗歌，低头无声地看小说、读文学名著。我们的六口人之家，就住在这狭窄的老屋，度过了好多平凡难忘的日子。
    我们住在老屋，有许多悲欢交替的经历。在这以前，各间屋子相通成为一体。等到大伯的三个儿子——堂哥们各自成家、又分了家。我们厨房的门也改了方向，父母的卧室也和厨房隔开了。后来姐、哥也经常在外地工作、求学，父亲也在远处教学，家中只剩下八十多岁的祖母、母亲和我三人。夜晚，我趴在那张掉了漆的旧小桌上，在煤油灯下做作业、画画等。不识字的祖母常常走到我身边说：“你趴的这张桌子，多年前你姑姑、爸爸也曾经趴过。他们有时会猜到老师来家访，故意大声读书，为了能让老师知道自己在下功夫。”奶奶又说：“那年你哥哥还小，晚上给我一起睡，问你妈晚上去哪儿了。我说，‘你四爷死了，你妈去帮忙料理’。你哥不懂事，说：‘四爷死了，为啥不杀杀吃了呢’？”我后来在荆紫关读初中，有一次周末回去，87岁高龄、久病卧床的祖母神志不清，已认不出我了。我说：“我是您的小孙子建昌啊！”她说：“你骗我的，建昌那有你这么高的个子呀？”等到她神志清醒些，忽然明白过来，哭着说；“真是建昌回来了，我都糊涂得认不出来了……”如今我有时回到老家，瞻仰祖母的遗像，回顾那些历历在目的往事，就像发生在昨天，让人忍不住心中的酸楚和悲恸。
    几年后，姐也出嫁了，后来哥也迎娶了新嫂子。再住后，他们的女儿姣姣出生了，我们又成了六口人之家。后来我上了大学，父亲将院子括建了，又盖了两间小房子，还打了一口压水井。我参加工作两年后就结了婚，简单的婚礼时就在老家进行。
       我们老屋在1988年夏天还经历过一场火灾，门前麦场那年发大火，幸亏有大门前两排白杨树抵挡，人们又及时救火，老屋才没被焚毁。十年后又经历了两场水灾，堂屋进了水，泡倒了一堵墙。2005年，父亲去世，就是从这屋送出去的。后来我们将孤独的母亲接到荆紫关买的新屋居住了。多灾多难的老屋仍挺立在老家的村庄，因长时间没人住而院中杂草丛生，墙皮都剥落了好几层，有几处都严重裂缝。而四周邻居们大都换了新房，陈旧的老屋成了一道极不协调的风景。直到2015年，我们才请人推倒了老屋，我们兄弟两家合力盖了二层八间的新楼房，老屋终于结束了她一百多年的沧桑历史。
        老屋承载了我们好多悲欢离合的记忆。我没有诗豪刘禹锡的才情，能为它书写一篇《陃室铭》，也没有归有光的感怀，为它写篇像《项脊轩志》那样的悲情小品文。在这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普通不过的小村庄，我们三代人居住在这小小的破屋中，创造着平凡的家史，世人有多少人能知晓？父亲是名教师，我们多多少少受他影响，从这座老屋，共走出了我们兄弟两名大学生，和连我姑在内的四名教师，俨然成为了一个教师世家，虽然摆脱不了平凡，但也称得上是知识分子之家。

新屋盖好过了五年，母亲也去世了，是从新屋送出去的。新屋因暂不常住人，我们也没认真装修，一直到去年暑假，我和哥哥才计划着整修房子，我带着我九岁的小女儿，在老屋所在之处，我常向她时讲关于老屋的一些往事。受读书的女儿天真地问 ：“爸爸，你以前发表在《情漫荆紫关》上那篇《亭亭白杨》上说：家乡老屋门前有两排高大的白杨树，现在我怎么看不到了呢？”幼小的她哪里知道，白杨树和老屋一样，早成了一种回忆了。　
如今家乡变化太大了，连门里那一片碧绿田野，也不是旧时之面貌了。那百年沧桑的老屋，那庭院中的花草、果木、鸡笼、水井、连同祖母、父母亲都成了沉淀在记忆中的影像了。（2022年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