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清楚了韦伯的一个重要命题，“祛魅”。这个词说的是从古代到现代有一个重大的观念转变。过去人们相信万物有灵，相信冥冥之中有一些难以言说的神秘事物，构成了宇宙的整体秩序。现代的科学理性驱散了这种神秘的气氛：人们认识到世界是物质的，我们可以用科学理性去认识世界。科学理性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
但是，这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要探索的韦伯另外一个重要命题：诸神之争。这里的“诸神”并不是指多种神灵，而是指人们各自信奉的价值观，诸神之争就是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这个比喻很形象，我们现在信奉某种价值观，就有一点像古人信奉神；观念的冲突，就像是神灵之间的战争。
那么问题来了，科学理性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如果说有一场观念的战争，那么科学理性不是已经获胜了吗？
若亦书
这是一场终极价值的战争，科学理性并没有获胜，实际上，“价值之争”根本不是它的战场。用学术语言来说，科学理性发挥自己的作用有一个范围，它不能为人类生活的终极价值提供答案。科学理性发挥自己的力量，是在事实判断的领域，而“诸神之争”的战场在这个领域之外。
什么叫事实判断，就是你做的判断是在描述一个事实。比方说，“清华大学在北京”。这就是一个事实判断，清楚明白，只要到清华大学看一眼就能验证。事实判断是在回答这样一类问题：一个事物“实际上”是什么。
但在生活中，我们还会做出另一种判断。要是我说，“清华大学应该搬到上海”，这就不是在说“实际”了，而是在说“应当”怎么样。这叫做“价值判断”。在这种说法里，隐含着一种价值高低的取向。说“应当搬到上海”，其实是在说“在上海会更好”。不过，大部分北京人都不会同意这个观点的。
若亦书
价值判断的问题就在这里。事实判断，我们很容易达成一致，客观现实摆在那里，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而价值判断不一样，我说上海更好，你说北京更好，我们都有自己的理由，很可能谁也说服不了谁。
因为在逻辑上，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之间存在一个鸿沟：它们的判断标准不一样。
事实判断，有一套客观标准去验证它。梨子甜不甜，吃一口就知道；清华大学在哪里，去一次就知道。在这个领域里，科学理性是无敌的高手。
现代科学发展了几百年，有一套成熟的事实检验手段。有科学仪器、有实验方法、有学术审核机制。只要是说事实，就可以回到现实中去检验。比如“黑洞”，最初是物理学家提出的一个理论预测。但它是在预测一个物理现象。那么我们去测量各种数据、去给5500万光年外的黑洞拍照片，技术不断发展、进步，事实问题总能搞清楚。你看，在事实领域，科学理性能让我们把握到高度的确定性。
若亦书
价值判断就不一样了。价值判断是要分辨好坏对错、高低优劣。这也需要一套标准。在古代，我们相信世界有一个统一秩序，即使这个秩序一般人说不明白，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基本观念，就是终极答案是存在的。然而在世界“祛魅”之后，我们知道了自然世界就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没有什么神秘的终极答案。
现在我们做价值判断，依据的是个人形成的一套价值标准。这套标准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受到各种个人因素的影响：国籍、文化、性别，甚至职业、家境、爱好都会影响到个人的价值标准
事实判断有确定性，是因为它有章可循，这个“章”就是公认的判断标准——客观世界。而价值判断，相对来说无章可循，或者说没有一个公认的“章”，我们没有办法说，哪一个价值观是唯一正确的。唯一的答案没有了，留给我们的是无数个不确定的选项。于是我们就进入了一个价值多元化的困境。
平时说起“多元化”，一般是正面表扬，而这里多元化可能是一个“困境”。
若亦书
当然，多元化有好处：多元价值给了我们更大的选择空间，让个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举个例子，在中世纪的欧洲，如果你不信教，可能会很危险；但现在你可以自由选择相信或是不信。这就是多元化积极的一面。但是，价值多元化也有消极的一面。
个人层面上，价值多元化增加了人的困惑和迷茫。
人总要寻求意义。韦伯有一句名言：“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在价值多元化的处境中，我们好像有很多选择，可以相信A，也可以相信B，但没有人能说，A或者B就是最好的。现在很多时候“我喜欢”变成了最重要的标准。这何尝不是一种无奈？有些问题我们自己也给不出确定无疑的回答，最后只能说，我喜欢。
若亦书
但建立在“我喜欢”上的选择是脆弱的，个人意愿是一件善变的事。其实，选项不一定就糟糕，糟糕的是，我选了，但永远也不知道选的对不对。这种长期存在于内心的动摇和不确定感，是现代人最显著的精神特征之一，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的病症”。
科学理性打破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没有建立起新的价值标准。这造成了一种“价值真空”，这种空虚的不确定性，让现代人很容易被焦虑和无意义感所困扰。
在社会层面，价值多元化也带来了棘手的问题。
公共生活中有许多激烈对立的议题，本质上都是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比如，美国政治辩论中有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堕胎的合法化。有人依据宗教信条，认为堕胎就等于谋杀生命；但也有人认为，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怀孕女性有没有权利处置自己的身体”，而人的身体理所当然由自己支配，这是个人的基本权利。你看，这两种观点背后都有它的道德依据，像这样的价值观念冲突很难用理性来化解，我们不能确定无疑地说，哪个道德依据一定“更正确”。
若亦书
在更基础的政治问题上，价值冲突也不会缺席。比如，是安全和秩序更重要，还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更重要呢？如果是前者，就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来保障秩序；如果是后者，政府的权力就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在美国政坛，这个话题争吵了几百年，目前看来，不仅没有“真理越辩越明”，反而是政治分裂和派系对立变得越来越严重。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来寻求共识、弥合这些分歧呢？韦伯给出的回答有些冷酷，他说：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如此的深刻，以致于许多冲突无法化解。终极态度彼此互不相容，它们之间的争斗也不会有结论。
若亦书
总结：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是科学理性，科学理性在事实领域给我们提供了把握确定性的强大武器，但到了价值领域，它给不出一个确定的回答。结果是，价值观念之间不断冲突，这在个人层面和公共层面都造成了严肃的问题。至于科学理性给现代社会是否还带来了别的麻烦，我们下期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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