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

我们有个群，叫“边缘”，“边缘”的群主是一个叫老谭的人，我觉得他是那种在我们这个滨海小城，以严重的人情关系为纽带的社会中活得最洒脱的一个。几十年过去了，我身边的朋友人来人往，不断地有新人加入，旧人离开。我和谭哥也江湖相忘了有几个年头，基本上也不大联系，他忙，出奇地忙，但更像个不断进化的妖怪，有一天与你相见的时候，发现他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很有一种得道成仙，仙风道骨的假模假式。而我是被禁锢在一种叫做工作的模板里，日子平稳如水，丝毫激不起任何波澜。他的笔名或者网名也不断的更改，比如年轻时叫“狂澜“，那时热烈，璀璨；中年时经历过一些故事，变得深沉起来，一种看破红尘世间的架势，取名叫“夫唯不争”，头像换成一个骑驴的大圆头和尚。再后来，起名叫“悲土”，以悲悯的情怀关注人间的花红草绿，其实内心里还是泼洒着一腔热血。

真的，你就没见过这么一个燃情的人，他每做一件事都会恰到好处的点燃你的热情，你的专注，然后他又会没事一般地把另一件事杂耍般地办好，一切都干净利索，绝不拖泥带水。当然喝酒这事除外，他有量，但有时会耍赖，把别人灌得七上八下，他在一旁点上一支烟，得意洋洋地吐着烟圈。

我认识谭哥的时候，是1991年，我那时在龙口港客运站对面的布鞋厂工作，因为没啥根基，被领导下放到车间干活。这一干就在车间里呆了有小两年。其实那时我觉得真挺好的，布鞋厂属于轻工业，活也不是特别的累。我选择了常年夜班，白天我就呆在家里，读书啊，写作啥的。那时我单独住在我家新房子里，房子盖好了好几年，是爸妈准备给我娶媳妇用的，就是简单地装了一下，说等结婚时再好好装修一下。其实那个时候，我缺的不是房子，而是女朋友。布鞋厂有很多年轻的女孩，但能跟我谈文学的几乎找不到人，所以那时我觉得自己挺孤独的。

这一年龙口市作家协会同针织厂搞了个“青天杯建党70周年文学大奖赛”，我写了一首诗，题目叫《普罗米修斯之梦》，讲一个老矿工负责给井底下掌子面的工人送饭，他每天丈量着脚下深邃的矿洞，一天走好几十公里。当时是得了诗歌一等奖，老谭得了二等奖，我还有个同在鞋厂工作的同学仁群得了散文一等奖。我们这个不起眼的大集体企业，一出手就拿了两个一等奖，在二轻系统还是蛮轰动的。颁奖的时候，是张炜亲自讲话发奖，会后我们同剑平老师，华亭老师（有没有相惠老师我不记得了）还有得奖的一帮人合影，那时咱年轻也不懂事，创作室的老师说一等奖居中间，我们就在中间站了，后来听别人说，有个老师说我们不懂事，中间位置都是让领导站的，就姜海那小破个子还站中间了，弄得我挺惶恐的。

得奖之后，我的生活暂时没有大的变化，该在车间干活，还是在车间干活。有一天传达的大爷喊我，说外面有人找。我出去一看，看着面熟，楞了一会想起，是同我一起获奖的谭哥。谭哥那时年轻，豪放，骑着一辆铮亮的粗轱辘的山地车，让我羡慕不已。他把车子随意地一放，坐在我们车间里用来压鞋垫的软毡上，激情四射地给我讲他的文学梦想。好多话我都不记得了，但他真的让我热血沸腾。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哪个不怀揣着作家梦呢？当他说要成立一个组织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响应的。我觉得真好啊，从此我们有同行的人了，在这个滨海小城里，文学替代了孤独。那时，我真挺单纯的，我没想文学女青年的事。

谭哥果真拉起一支队伍来，非常年轻的一帮人，最小的是个刚初中毕业马上要上高一的女孩。其他的人岁数也不大，当时是以发电厂、北皂煤矿、金龙电器的人居多。这些大企业的文化氛围浓厚，有文学青年很正常。我记得其中一个叫杨锋的人，他是个来自贵州的大学生，他有天晚上给我们讲了他一个故事，他说他是贵州那个贫困村子里第一个大学生，他所有念大学的费用都是乡亲们一起供出来的。这让我热泪盈眶，我涉世未深的生活已经在文学这个旗帜下展开了新的经历，它让我认识了很多不曾认识的朋友，并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在以后的人生中烙上了文学这个基因。

我们当时给组织起了个名，叫“海韵文学沙龙”。谭哥说这个名是我当时想的，我记不大清了，后来宣传部的田部长给我们改名叫“海韵诗社”。我们组织了几次活动，最经常的活动地点是央格庄黄河水文站的大院子，一幢破旧的老楼，谭哥住在那里，那里的会议室成为我们朗诵诗歌讨论文学最常去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有笔名，笔名是谭哥逼着我们取得。他说大作家都有笔名。他也曾给几个如花似玉的文学女青年起过笔名，我不知道她们是否还有回忆？我们办了六期报纸，起名为“蓝色的。。。。。”系列。那些报纸我珍藏了接近25年，最后一次搬家丢掉了，我心疼了好久。

我们那时真轰轰烈烈的，感觉自己不再是游兵散勇了。谭哥把龙口市创作室的大腕老师都请过来，跟我们一起讨论文学，老师们也不啬把他们的诗发到我们的油印小报上。剑平老师好像发过《海边的葡萄园》，相惠老师把她的一首写奥维辛斯集中营的诗歌也发给我们。老师们白天也忙于工作，他们晚上会参加我们的活动，从黄城大老远的过来。谭哥把电厂那个老招待所的几个房间留出来，我们彻夜长谈，瞌睡了就合衣躺下，一时呼噜声四起。谭哥在干这些事的时候得心应手，非常老练，人缘也好，他虽然还未结婚，但说话比领导好使，像个江湖大哥，男孩女孩都愿跟他混。其实我们那时正是青春飞扬的时候，龙口街当时有“八大金刚”、：四大土匪“啥的，小混混们拉帮结派街头械斗是经常的事。我们也正是脸上布满青春痘的年纪，崇尚海盗加诗人的气质，又想侠义江湖。是谭哥用文学来消耗我们无法荒泄的精力，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了“五讲四美三热爱”的五四好青年。

我20岁那年的生日是在矶坶岛过的，谭哥给我准备了一份礼物，一个大的惊喜。他单独送给我一本梁晓声的《年轮》，扉页上写着他的一首诗“年轮并不完美的句号/圈着累累的沉重/却使人更好地挺起脊梁/走完人生。”另外还有一本《让世界充满热爱》的诗集，上面是各位老师和海韵的朋友们给我的祝福。这样的书，无论我书柜里的书如何更换，是永远不能丢掉的。大家在海边圈地而坐，大口吃肉，大杯喝酒，讨论文学，朗诵诗歌。有位哥们还拿了一把吉他，边弹边朗诵他写的《最后一个情人》的诗。

应该说文学给我了我另外的一种人生，那次得奖几个月后，我从车间直接被调到二轻工业局负责新闻宣传报道，同去的还有仁群，他当时在供应科工作，出去采购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博士西的女孩，追的正紧。当调令下来的时候，把我们厂长都整懵了。仁群是最高兴的，因为终于可以谈一场恋爱，不用再饱尝奔走于东西城区之苦，而这也是他终生的恋爱，他一下子就找到了属于他一辈子的爱情。在二轻局呆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局的新闻报道宣传在地市级以上报刊发表的数量就排在了全市直属局机关的第一名，年末的时候，电视台搞了一个类似于爱国主义教育的知识答题竞赛，电视台直播，现场摁铃抢答，我和仁群还有局年轻漂亮的打字员，代表局机关获得了市第一名。这一年我在《山东文学》以‘泥孩’的笔名发表了两篇作品，其中一首诗歌，一篇散文。那时候，谭哥在不忙的时候，会去二轻局找我和仁群玩。晚上他不走，会兴致勃勃地同我们讨论文学，谈到无话题可聊时，他讲起那些鬼故事，讲得声情并茂，让我这个胆子小的人憋了一个又一个晚上的尿。

92年我离开工厂出去上学。90年代是个转型的时代，一首《春天的故事》，让经济热如暴风席卷每个人的生活，全民经商，有的人上岗，有的人下岗，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以前走在星空下，天下掉下一块石头，砸中的十个人中有九个是诗人，十四大也就是92年以后，那么砸中的十个人中 ，有九个是公司的经理了。文学已经式微，大家走向了另外一种生活的轨道，慢慢地就有人退出海韵，谭哥和我没有看到一个美好的未来，但那时，我们好像并不觉得特别惋惜。

后来的日子就慢慢过去了。95年末我因为爱情回到龙口，先是在一家企业上班，做办公室主任，后来因为与老板意见不和辞职，在离谭哥家比较近的901部队的临街房开了家小店，经营图书和体育运动用品。那个时候我的生活异常窘迫，与父母闹翻，长时间不回家，处于饥寒交迫的状态，谭哥和嫂子经常过来找我，对我接济甚多，可我那时又是那么木讷的一个人，不知说感激的话。

97年我来到了现在的单位上班，从此被绑上了一个固定的工作和生活模式，在民营企业里生存，节奏快得如同飞火轮。我除了工作上与客户的交往，基本中断了跟外界的联系。那个时候，企业正处于创业发展的阶段，而我也正有着最好的年华，企业给了我一个长袖善舞的舞台，但我却丢掉了关于文学的梦想。

直到十年之后，在我荒废了文学的梦想十年之后，我又不甘心地提笔写作，与谭哥在论坛上重新相遇。就像这个群里的大部分人，都来自于论坛一样。我这个时候发现，文学的确没有成为我的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文学却成了我生活中不能再丢失的部分。

在微信时代，谭哥用群把我们聚焦在一起，并起名叫“边缘”。我们这个岁数的中年人，越来越会成为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边缘，我们不再是单位里必不可缺的骨干和核心，我们也再也不能同年轻的孩子畅谈文学了，他们关心的不是这个，他们有着更丰富的精神生活。但我还是，还是很想同更多的人一起谈谈文学，哪怕我们就这么一直处于“边缘”。

                                2019.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