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夏天，余月草草结束了外语学院的学习，进入社会找工作了。这个她一点儿底都没有，明知道是瞎掰，但是不得不做做样子。父母的意思，或者更确切地说，父亲的意思，只要她找个活儿干，是什么，挣多少都无所谓。即使是这样，也比登天还难。最主要的原因是，她的档案仍然留在教委，无法进入职业介绍所，也不能以个人身份购买社保。她忧心忡忡地跟父亲说过，余德寅不以为然，只让她按照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去找工作。余月心想，她的要求并不高，有些岗位还是适合自己的，但是为什么过去看了好多家，却没有一家公司愿意录用她呢？是因为她没有相关经验？但是哪个新员工有经验，不都是边干边学吗？还有更让她困惑的，好多岗位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在做，他们的素质和本地人还是有差距的，为什么本地人就不能得到？
按照报纸和电视里的说法，九十年代正是劳动力过剩，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挤掉了一部分城里年轻人的工作机会。城里的国企改制，导致大量人员下岗。这部分人不是没有自己创业的意愿，然而由于困难重重，有些就赋闲在家。还有就是没有升学的，或者其他原因失业年轻人，没有一技之长和过硬的关系，又缺少资金和场地，也很难就业或者创业。余月就是其中一员，她想，逢多必少，将来总有劳动力短缺的时候。而到了那个时候，自己怕是什么也干不了了。
九十年代初期，物价还算平稳，到了中期，却空前高涨。银行在储蓄利率之外，还提供保值补贴，一度曾经高达13%，也就是说，如果有十万存款，光利息就可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市面上的物价更是了不得，无论是国营商场，还是私营店铺，一件普通的衣服或者饰品，一双毫不起眼的鞋子，就可以卖到进价的两倍甚至几倍。购买一套像样的衣服，往往需要普通职工半个月的收入。
工作确实很难找，余月家附近就是广电宿舍，门口有两个很漂亮的女孩开小卖店。余月挺羡慕她们的，至少她们有谋生的办法。有时候几个女孩子也聊上两句，大致是争取把小生意做成大买卖，将来结婚生子什么的。经常有邻居问余月，你的工作没了，你办个营业执照不好吗？这个，对于余月来说不太现实，她不知怎么回答。
正在一家人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来了个好消息。父亲一个同事岳伯伯，他的小儿子岳茂林，在一家四星酒店当营业总监。岳伯伯算是看着余月长大的，他说年纪轻轻的，呆着也不是办法，不如先找个工作，愿不愿意去他儿子的酒店？余德寅自然是十分高兴，但是余月却不是很情愿，因为离家太远，如果去那里上班，就要自己租房，划算不？但是不管怎样，这也是个机会，错过太可惜，干脆试试看吧。
岳伯伯的小儿子岳茂林，是个货真价实的青年才俊。小伙子三十多岁，十年前还是汽车修理厂的工人。他懂技术，肯钻研，能吃苦。有一次，一个日本老板的丰田车出了故障，好多老师傅都修不了，他给修好了。这位老板十分高兴，就说，你愿不愿意做我的专职司机？岳茂林一看机会来了，毫不犹豫地辞职出来。鞍前马后地伺候了几年，老板看他是个可靠的人选，就把他送去日本留学，回来就当了一家大酒店的营业总监。
七月的一个晚上，余月去了岳伯伯家，在宣武门附近一个胡同里的大杂院。岳伯伯十几年没见余月了，眉开眼笑地招呼她坐下，让岳大妈开了瓶汽水。余月有点不好意思，接过瓶子，洒了一身，岳大妈连忙拿块毛巾擦了。余月生怕岳伯伯问起自己当老师的那段经历，还好，岳伯伯并没多问，而是很亲切地说：“小月，我听你爸爸说，你还没找到工作？”余月说：“是啊。”岳伯伯说：“那就先到我儿子的酒店里当个服务员好不好？”余月说：“真的可以吗？那太谢谢您了。”岳伯伯给拨通了儿子的号码，把电话递给余月，岳茂林在那头说：“你要是愿意，现在就过来，没有车费跟我爸要。啊，不要打面的，那个不舒服，打一块六的。”可是岳大妈却摆摆手，这又是为何？余月没有多想，接过岳伯伯给的五十元钱，跟老两口说了再见，走出胡同，到了地铁站旁边招手打车。
“格雷斯大酒店。”余月上了车跟司机说。司机说：“哎哟，那个酒店可高档，在朝阳，靠近使馆区，挺远的呢。”余月得意地说：“是啊。”汽车飞快地驶出了宣武门东大街，继续往东开去。这是余月第一次乘坐出租车，她细细地欣赏着车窗外的夜景。北京这几年已经成为国际大都市，许许多多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白天高大气派，夜晚灯火辉煌。汽车在灯光的海洋中穿行，如梦似幻。余月微微有一点不安，她的衣着太寒酸，怕是配不上那样的环境。父亲真是太吝啬了，要她找工作，却不给买像样的衣服。不是他们那个时代了，可以工作以后再添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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