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7月27日，上海医科大学与复旦大学合并，组建新的复旦大学，并先后被命名为“复旦大学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但医学学科有他自己的历史积淀和发展规律，将两个发展轨迹完全不同的高校合并，其结果却导致了上海医科大学品牌的消失。
上海医科大学源自于“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1927年6月在上海吴淞创建，创始人和首任院长是中国著名的医学教育家颜福庆。颜福庆是耶鲁大学毕业的医学博士，他不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医学博士，而且也是获得耶鲁大学医学博士的亚洲第一人。
颜福庆获博士学位时留影
颜福庆（1882—1970）字客卿，上海江湾人，1882年7月28日颜福庆出生于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二，父亲颜如松因染伤寒病去世后，家中失去了顶梁柱，7岁的颜福庆被母亲过继给了伯父颜永京。
1894年，颜福庆入上海圣约翰书院读中学，从小就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颜福庆，所接受的都是西式教育，从小就练就了一口纯正的英语，倒是他的国语很差，只会讲上海乡下方言，对汉字书写更是蹩脚，凡是需要正式场合书写中文时，大多都是由别人代笔。
1896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创办医学部时，以上海同仁医院为教学医院，同仁医院创建于1880年，曾是上海最早的三所西医医院之一，而同仁医院的创办人之一吴虹玉牧师就是颜福庆的舅舅，颜福庆由于经常出入同仁医院，对西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899年，颜福庆入圣约翰书院医学部攻读医学，以医学普度众生并造福人类，这一志向的选择，完全是在其伯父颜永京、舅舅吴虹玉的影响下决定的，也与父亲颜如松的病亡有一定的关系。
1903年，颜福庆以优异成绩从圣约翰书院医学部毕业，到上海同仁医院当了一名实习医师，颜福庆在同仁医院做实习医生期间，与同是基督教家庭出身的曹秀英在教堂举办了婚礼，夫妻一生共育有三男二女。
1904年，清朝政府招募赴南非约翰内斯堡多本金矿工作的医生，为在南非淘金的华人矿工治病，颜福庆闻讯报名并通过审查，远赴南非多本金矿担任矿医，其精湛的医术和热情的服务深受华人矿工的欢迎。
当颜福庆看到华人矿工生活条件艰苦，矽肺病和各种传染病在矿工人群中流行，这让他深刻地认识到了公共卫生的重要性，同时也深感自己医学知识的匮乏，遂萌生了前往美国留学深造的想法，当他启程回国时，矿工们对其恋恋不舍，集体赠送给颜福庆一枚金质纪念章。
1906年，颜福庆报考了耶鲁大学医学院，并插班进入二年级学习，开始接受严格而系统的现代医学教育，耶鲁的学费非常昂贵，颜福庆就在课余时间打零工，以维持基本的留学生活。
在耶鲁求学期间，颜福庆加入了由孔祥熙发起创办的“诚志社”，当时孔祥熙在耶鲁研究院攻读矿物学，其对未来的抱负是“提倡教育，振兴实业”，而颜福庆则还加入了耶鲁基督教传道组织——“雅礼会”，并与之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1909年，颜福庆仅用3年时间就获得了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其博士毕业论文是关于结核病诊断领域的，当时结核病被中国人俗称为“痨病”，死亡率非常高，可谓是谈“结核”而色变。
颜福庆拿到医学博士学位后即前往欧洲，入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攻读热带病学，期间耶鲁雅礼会向他发出邀请，聘请他到湖南长沙雅礼医院行医，以协助胡美博士发展长沙雅礼医院院务，颜福庆在拿到热带病学学位证书之后，即从英国返回中国。
1910年2月，颜福庆携家眷前往长沙雅礼医院担任外科医师，长沙雅礼医院是胡美博士于1905年创办的，爱德华·胡美（Edward Hicks Hume）博士是美国人，年长颜福庆6岁，是其耶鲁大学的学长，1901年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博士，是一位虔诚的传教医师，在颜福庆到来之前，雅礼医院只有胡美博士一个医生，由于国人对西医缺乏了解，一些患者还是选择看中医为多，因此长沙雅礼医院自开办以来，一直显得门庭冷落。
胡美博士亲自到码头迎接颜福庆一家，“你是上帝送给长沙的礼物，这里还没有一位真正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医生。”当颜福庆脱下西装穿起中国长袍，开始主刀外科手术，由于是中国人的缘故，病人对颜福庆更为信赖和放心，因此慕名求医者越来越多，西医在长沙逐渐打开局面，一些病人也时常把他接到家里诊病。
1911年初春，颜福庆应两湖总督瑞澄要求，组织了鼠疫防治工作，他采取了注射疫苗，捕杀老鼠等一系列控制疫情举措，有效控制了疫情的蔓延，使防疫工作取得了成功，由此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也为其今后积极开展公共卫生事业积累了经验，长沙的一些学校也经常慕名邀请颜福庆传授医学知识。
1913年，湖南都督谭延闿提议以湖南省政府与美国雅礼会合作，在长沙共同创办一所新式医科大学，并商定将学校定名为“湘雅”，“湘”代表湖南，“雅”代表雅礼会，但建校方案却被北洋政府教育部驳回，理由是地方政府与外侨团体订约办学，在全国还尚无先例。
1914年初，颜福庆与胡美进京，联络在京的著名湘籍人士30多人，发起成立了“育群医学教育协会”，其宗旨就是致力于发展地方教育和卫生事业，并利用其堂哥颜惠庆在北洋政府的人脉关系四处斡旋，最终以中美两个民间团体协议办学，创办了“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为了表示教育主权属于中方，颜福庆出任“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第一任校长，雅礼医院为教学医院，胡美博士继续担任雅礼医院院长并兼任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教务长，这一建校方案，最终于1915年9月被正式批准。
右一：颜福庆；右二：胡美
1914年9月，在颜福庆等人的精心筹备之下，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正式招生开课，首届医预科生13人，其中就包括著名医学家张孝骞、汤飞凡、应原岳、高镜朗等人。
1914年12月8日，在长沙潮宗街举行了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成立大会暨开学典礼，由此开创了中美合作创办高等医学教育的先河。
颜福庆模仿西方现代医学教育体制，为学校制定了二年预科、五年本科、一年实习制度，所有课程均参照美国甲种医学院科目，并使用原版教材教学，还规定了学校教学语言是英语，临床实习、病理报告等各种医用文本均都采用英文。
之所以全部采用英文教材，是因为当时尚无中文版教材可用，所有的医学名词也尚无中文命名，但这样的教学举措，却在客观上跟上了国际医学教育的水准和步伐，办学起点之高，即便在百年后的今天来看，也是具有极高水准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由此奠定了现代西医学在中国发展的基石。
在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办学初期，颜福庆深感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学的重要，于1914年底再度赴美，入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攻读公共卫生学，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公共卫生学学位证书。
1915年2月，颜福庆与卫生防疫学家伍连德等人在上海发起组建了中华医学会，颜福庆被推选为第一届会长，会址定在上海，有会员232人，中华医学会宗旨是：“巩固医界交谊，尊重医德医权，普及医学卫生，联络华洋医界”，并创刊了中英文并列的《中华医学杂志》，这是一件载入史册的大事，中国人从此有了自己的西医组织，也标志着中国西医开始走向独立并立足于世界。
中华医学会成立时合影
1915年初，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正式接收了雅礼医院，并将其更名为湘雅医院，雅礼护士学校则更名为湘雅护士学校，从此，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湘雅医院、湘雅护士学校互相依存，彼此独立又自成体系。
校舍建设很快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湖南育群医学教育协会”发挥了巨大作用，因为湖南许多精英人士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呈请湖南省政府拨款，在长沙北门外购地55亩，筹建教学建筑和校舍，美国雅礼会也通过募捐筹款，在校区比邻之地建筑新的湘雅医院。
1918年，新校建筑陆续落成，建筑外观为中式风格，而内部结构却完全是西式的，整个校园及建筑美轮美奂，成为长沙新地标，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和湘雅医院陆续迁入新址办学，医学教育和医疗业务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医学教学基地之一，培养出许多西医人才，当时有“北协和、南湘雅”之美誉，是中国当时最好的现代医学院，也成就了颜福庆在中国现代医学界领袖的地位。
湘雅医学专门学校
1924年7月，“湖南育群医学教育协会”和“美国雅礼会”签订的10年联合办学期满，经过反复磋商之后，双方决定继续合作办学，于1925年5月8日续签了新的10年联合办学协定，并决定将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更名为湘雅医科大学，由中方全权管理，董事会由“湖南育群医学教育协会”负责产生，湘雅医院由中美双方共同管理，由双方派代表组成医院董事会。
湘雅医科大学毕业生在北京协和医院实习时，正遇到了在此住院治病的孙中山先生，孙中山欣然为实习学生题写勉词：“湘雅医科大学第五届毕业纪念——学成致用——孙文题”，并被刊发在《湘雅》杂志上。
1926年秋，国民革命军北伐抵达长沙，在长沙掀起了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湘雅医科大学一些学生纷纷罢课，甚至有部分学生投身于国民革命军中，随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深入，各种势力交织，排外思潮异常汹涌，不但要驱逐西方传教士，而且非湖南籍中国人也要驱逐，颜福庆家也被抄了，甚至连他耶鲁大学文凭也丢失了，在这种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颜福庆不得不离开长沙，尽管他为长沙服务了17年，创办了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为湖南民众做出了杰出贡献。
1926年12月15日，颜福庆携家眷与胡美博士等外籍人士一起仓皇逃离长沙，乘船迁往武汉，又转乘火车前往北京。随着颜福庆和外籍教师的撤离，学校陷入瘫痪状态，中方教师也相继离开湘雅，曾经红红火火的湘雅医学院被迫停办，它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短暂地扼杀了。
1927年7月，颜福庆被北京协和医学院聘为副院长，他是第一位出任院级领导职务的华人，尽管北京协和医学院比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晚建校几年，但其实力却远远超过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其显著差别就是资金来源和学校区域的不同，颜福庆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时间并不长，但他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由外国人主持学校事务的弊端，因此萌生了要创办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现代医学院。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蔡元培执掌大学院（教育部）院长，以国立东南大学为基础，将江苏境内的9所公立学校合并，组建了国立第四中山大学，这是当时中国大学中院系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大学，时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校长张乃燕力邀颜福庆组建医学院。
面对这难得的历史机遇，颜福庆欣然受命，但鉴于他与北京协和医学院一年的合同期，他一时无法脱身前往上海参加医学院的筹建工作，但他还是积极参与了医学院的具体筹划，建议将医学院设在上海，这是国立第四中山大学9个学院中唯一不设在南京市的二级学院，国民政府将国立政治大学在吴淞校址拨付给医学院使用，并以江苏医学专门学校的图书仪器标本等为物资基础，初期筹建工作主要由乐文照、高镜朗、赵运文等人负责，颜福庆主要在经费预算和教师延聘等重大事项上做出决策。
1927年10月，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在上海吴淞正式开学了，颜福庆被任命为第一任院长，医学院学制定为7年，前二年为预科，由校本部理学院代为培养，同时也面向社会招收大学预科二年级以上学生入学，医学专业本科学制为5年。
1928年6月，颜福庆与北京协和医学院所签合同期满，毅然放弃已经享有的高薪，乘火车南下上海履新，正式出任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
1928年7月，颜福庆领导创建了吴淞卫生公所，并将其作为公共卫生教学实验区，这是当时中国第一个农村卫生实验区，颜福庆组织并带领医学生下乡，宣讲环境卫生、疫病预防及妇幼保健等常识，为中小学新生进行体检，帮助乡村建造新式公共厕所。
颜福庆首先考虑的还是要创办教学医院，一所现代医学院必须要有自己的教学医院，通过教学医院让学生进行实习和实践，否则培养不出合格的临床医生。
颜福庆说服时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颜惠庆，将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今上海华山医院）租下，作为医学院的教学医院，并亲自兼任院长，提出了“病人至上”的院训，并秉持“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服务价值何在乎？为人群灭除痛苦”之宗旨，建立了专任医师制度和24小时住院医师制度，聘请名医担任科主任，很快就扭转了医院的连年亏损局面，实现了大幅度的盈利，充分展示了颜福庆出色的医院经营和管理能力。
1929年，颜福庆重访美国，这是他时隔23年之后再一次踏上美利坚国土，当他了解到美国医事中心的发展情况后，不由地心生感慨，中国的医学标准与美国最低的医学标准都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萌生了创建“上海医事中心”的想法，他主持起草了《建设计划书》，因为随着医学院规模和业务的发展，医学院校址与教学医院距离太远，师生来往非常不便，建设新的校园和教学医院迫在眉睫，因为创办一家规模更大的实习医院，既能满足教学需要，又能更好地为病人服务。
1930年，颜福庆正式向社会发出创建“上海医事中心”的倡议，并游说政界、金融界和卫生界等实权人物，争取他们的大力支持，以募集资金筹建“上海医事中心。”1931年1月17日，“上海医事中心”发起人会议在上海银行公会召开，颜福庆被推举为总干事，与会27位社会名流联合签署了《筹建中山医院缘起》。
1931年2月28日，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孔祥熙、铁道部长孙科、卫生部长刘瑞恒三位内阁部长共同在上海银行公会召集募款餐会，张群、唐绍仪、朱家骅、史量才、张啸林、杜月笙等上海各界名流皆到会捧场，实业部长孔祥熙、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卫生部长刘瑞恒等人先后发表了劝捐演讲，颜福庆亲自向在座的嘉宾发放认捐册。
1932年9月，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更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正式脱离国立中央大学建制，成为一所独立且现代化的国立医学院，这也是中国当时唯一的国立医学院，由颜福庆出任首任院长。
1933年，颜福庆说服其圣约翰大学校友叶贻铨捐出自家花园——叶氏西洋花园，将其改建成为一所肺结核医疗院，并以叶贻铨之父叶澄衷之名命名为“澄衷肺病疗养院”，以此应对当时死亡率非常高的肺结核病。
上海澄衷疗养院
1934年，颜福庆游说洛克菲勒基金会，将其位于法租界地产捐献给国立上海医学院，拟在此建设医院和医学院，但这一计划却遭到法租界当局的反对，颜福庆只好转换策略，出售部分土地，同时采取土地置换，投资房地产开发住宅小区出售，并依靠时任上海市长吴铁城廉价征得枫林桥地块，经过颜福庆的不懈努力，终于筹得巨款，在上海枫林桥陆续建起了他心中梦寐以求的“上海医事中心”，这其中包括医学院、药学院、护士学校、公共卫生学院和教学医院——中山医院。
1935年，颜福庆在中华医学会年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将来的医学”报告，针对中国医疗资源严重缺乏的现状以及绝大多数人群不能享受到医疗卫生保健状况，首次提出了在全国建立“公医制度”方案，在一万人口范围内，设立乡村医疗站，从事简单的医疗服务；在每5个到10个乡村医疗站的基础上增设一个区医疗所，以从事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每一个行政县设立一个医疗中心，其中包括一家医院、一个实验室及一个医疗行政机构。这些医疗组织面向普通大众，由于国人经济能力低微，一切医治均应经济化或低收费，并广泛实行公共卫生和积极预防，以减少疾病的发生，进而节省国家行政卫生开支。
1936年4月，中山医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等校舍建筑同时举行奠基仪式并开工建设，承建商是颜福庆胞弟颜连庆开办的隆昌营造公司，后因抗战爆发，工程款并未全部结清，也算是赞助了。
1937年4月1日，在上海枫林桥举行了国立上海医学院新院舍落成暨中山医院开幕典礼，上海医学界、政界、企业界和文化界数千名流汇聚一堂，共襄盛举，由宋霭龄女士亲手剪断了系在中山医院大门上的红绸彩带。
左起：孔祥熙、宋霭龄；右起：伍连德、颜福庆
宋霭龄母亲倪桂珍于1931年7月23日在青岛逝世时，全国各界赠送了巨额丧仪，颜福庆曾诚恳地说服宋霭龄，“丧仪用于建造医院，这是替老太太造福啊，老太太小的时候曾寄居在吴虹玉牧师家，而吴虹玉是我的舅舅，我们还是有缘源的呢。”最终这笔巨额丧仪转入了中山医院的账户，成为最大的一笔捐款。
颜福庆苦心竭力创建的“上海医事中心”终于投入使用，当时英文版的《大陆报》曾这样报道：“无论其规模、设施，还是美轮美奂的建筑群楼，堪与世界著名医学院相媲美。”这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医学中心，完全达到了欧美医学院水平，也是亚洲最重要的医学中心，国立上海医学院一跃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医学院。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挑起战争，史称“八.一三事变”，上海已经处于中日战争的最前沿，在关乎民族危急时刻，颜福庆抱病担任了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救护委员会主任，负责组织上海战时救护工作，中山医院也改为第六救护医院，在三个月内共收治伤兵二万余人，并以上海医学院师生为主，组成了第一救护队和第二救护队，奔赴抗日战场进行战地救护。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前，颜福庆亲自带领中山医院代理院长应元岳组织和指挥中山医院撤离，部分医护人员随同国立上海医学院迁至云南昆明白龙潭继续办学。
1938年5月，颜福庆出任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署署长，将国立上海医学院事务全权移交代理院长朱恒璧管理，颜福庆在抗战后方积极组织开展医疗卫生建设，统筹规划医学教育。
1940年，颜福庆因健康原因，辞去了卫生署署长之职，前往美国就医，在康乃狄克州的纽黑文医院，由其昔日耶鲁大学同班同学的外科医师实施部分胃切除手术，在身体恢复之后于当年抵达香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香港，滞留香港的颜福庆辗转回到上海，担任上海红十字会第一医院教授，1946年，国立上海医学院由重庆迁回上海原址复校。
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并成立了军管会，由陈毅和粟裕出任正、副主任，当年8月，国立上海医学院被军管会接管，并成立了临时管理委员会，颜福庆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主要参与组织学校的教学工作,1951年上海医学院改组，年近古稀之年的颜福庆被任命为副院长。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时，上海医学院被更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原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合并组建了上海第二医学院。
这一时期，颜福庆曾与师生一起到上海市郊及嘉定、嘉兴等地为人民解放军突击诊治血吸虫病和核黄素缺乏症。还参加了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先后组建了三批志愿手术医疗队奔赴朝鲜前线，联合组建了一个200余人的反细菌战防疫检验队，赴朝参加防疫宣传，并亲自参加慰问团慰问志愿军部队。
1955年，为了支持国家“三线”建设，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上海第一医学院部分院系及相应的重点学科西迁重庆，组建了上海第一医学院重庆分校，其附属华山医院、中山医院和儿科医院也部分随之西迁重庆，颜福庆被任命为上海第一医学院重庆医学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西迁工作，这一工作任务相当艰难，颜福庆与时任院长陈同生全力运作，既强有力地支持了重庆医学事业，又避免了将上海第一医学院全部迁至重庆的发生，1956年，重庆分校脱离上海第一医学院管辖，独立为重庆医学院。
1956年2月，颜福庆前往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三届二次会议，毛泽东主席宴请党外民主人士，颜福庆也在受邀之列，并被安排在毛主席右侧的首席，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毛主席还主动聊起当年颜福庆在湘雅医院曾免费为杨开慧治病的往事。
1956年3月，颜福庆加入了“九三学社”，并出任中央委员兼上海分社副主任委员，这一年国务院在评定教授级别时，颜福庆被评为一级教授，上海第一医学院有16人被评为一级教授，由此可见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实力。
1957年，一生经历复杂的颜福庆并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完全仰赖于时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陈同生的保护，陈同生特别尊重年长自己24岁的颜福庆，乐于倾听这位中国医学界泰斗的意见，颜福庆不但没有被打成右派，还受到了国务院卫生部的嘉奖。
颜福庆办公照
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横扫全国，已是耄耋之年的颜福庆未能幸免，他被冠以“美国特务”、“卖国贼”、“反动学术权威”、“医学界的武训”等等罪名，不但被隔离审查，而且还被关进了“牛棚”，多次遭到无情的批斗，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我是大混蛋”的牌子，毫无尊严地出现在批斗会现场，或被拉倒闹市游街、示众和批斗，时常被人吐唾沫、推搡及拳打脚踢。
经历了两年“文革”的折磨，颜福庆已经是骨瘦如材，留着长长的头发和胡须，与文革前的颜福庆判若两人。1968年秋，工宣队还进驻了颜福庆的家，对其进行监视居住和隔离审查，任何家人都不能进入颜福庆的卧室，经常有谩骂声、口号声和朗读语录的声音从其室内传出，尽管他耳聋眼花，已经无力握笔，但还是被逼迫写所谓的检查和交代材料。
肉体上的摧残和精神上的凌辱，严重损害了颜福庆的健康，各种老年病导致其体衰力竭，多年的老慢支发展到严重的肺气肿，使颜福庆呼吸困难，当家人用藤椅将其抬到他亲手创办的中山医院就诊时，却被拒收入院，仅给开了一点药，就被打发回家，当家属向医院提出借个氧气瓶回家给老人吸氧，以缓解呼吸困难，也被无情的拒绝。
1970年11月29日，坐在家中藤椅里嗮太阳的颜福庆终于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中国医学界一代巨星就此暗淡地陨落在自己的家中，他不愿再去自己创办的医院遭受冷遇，他宁愿在自己的家里与这个世界做最后的诀别。
颜福庆在其78岁时就曾立下遗嘱，在其去世之后，将其遗体捐献给上海第一医学院，以供医学解剖教学之用，但他的这个愿望却没有能够实现。
1978年，上海市政府、上海第一医学院为颜福庆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为这位中国西医学泰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其骨灰被移入龙华烈士陵园。
1997年10月，上海医科大学举办了建校70周年纪念活动，为纪念创始人颜福庆的历史功绩，校方在枫林校园东一号楼草坪上伫立起颜福庆的汉白玉雕像，尽管这是一份迟到的纪念，但毕竟让后世认识和了解了这位中国近现代医学界的先驱者和奠基者。
颜福庆雕像
颜福庆一生先后创办了两所医学院——湖南湘雅医学院和国立上海医学院，两家医院——上海澄衷肺病疗养院和上海中山医院，这样的历史贡献可谓无人能出其右，应当永远名垂千古，并被载入中国医学史册，但令人遗憾的是，公众对颜福庆的名字几乎是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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