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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三次危机
不得不承认，建国初期，苏联给了我们巨大的帮助。
整整156项工程，它让当时连一辆拖拉机都造不出来的中国有了自己的工业体系，而且在一些方面甚至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感激这个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没有他们的援助，我们就不会发展的如此之快。1958年3月，周恩来在成都会议上称苏联如此慷慨的帮助中国，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最大的互助！”
兴奋的连用两个“最大”，这在周恩来口中，是不常见的。
兴奋不仅源于苏联援助项目之广，还源于援助项目之强。
那156项工程中，包括两个让世界许多国家垂涎三尺，做梦都想得到的东西：导弹和原子弹。
1957年10月15日，在经历了35天的艰难谈判后，中苏双方代表达成了一致，《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终于在苏联国防大楼尘埃落定。70天后，两枚苏联P-2进程导弹和一套地面设备器材悄然驶入中国，与此同时的，还有以列.米.盖杜柯夫少将为首的一百多名苏联专家组人员。当导弹运抵中国导弹发射试验教导大队时，彭德怀当着官兵的面，反复摩挲着弹身，眼含热泪：“这是苏联老大哥过继给我们的儿子，祖国把他托付给你们了，你们可要把他当作亲生儿子看待啊！”
“蛋”有了，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窝”的问题。
1958年，中央军委一纸调令，十万大军静悄悄的开进戈壁滩，他们绝大多数是工程兵，受领的任务便是在这块与世隔绝、沙石漫天的不毛之地，建立起中国第一个综合导弹试验靶场。“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千里无人烟、风吹石头跑”这便是那支部队对当时环境的形容。
大漠戈壁没有春秋，只有冬夏，大风一年刮两次，一次刮半年。夏天，那里是火焰山，晒伤、中暑、晕倒的战士比比皆是；冬季，那里是寒冰洞，流汗成了流冰，棉衣比钢铁还硬。一盆水，洗完脸洗手、洗完手洗脚、洗完脚洗袜子、洗完袜子再搬到工地搅拌水泥，即使是这样，部队因为缺水做饭而饿肚子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环境艰苦、条件艰苦、任务艰苦，但他们精神却很富足。
1960年，这支高喊“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部队仅仅用了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就提前完成了原本计划三年完成的神圣任务。而在两年前，苏联专家曾坚定的说：三年时间？不可能。在苏联和西方，没有十五年根本完不成如此浩大而尖端的工程！
事实证明，三年确实不可能，因为我们用了两年多。
他们还是不了解中国，在他们眼里这群人是狂热而不切实际的。但就是这样一群人，凭借着百折不挠的激情，以亡38人，伤265人的惨痛代价，完成了这个不可能完成的奇迹。
他们品尝着人间大苦却从未言苦。
他们从事着空前伟业却隐姓埋名。
也许这便是信仰的力量。
后来，那38位牺牲的烈士永远的留在了这片大漠，战友们为他们建了一座公墓，并取了一个名扬天下名字——东风革命烈士陵园。
蛋有了，窝也做好了，接下来就剩“孵蛋”了。
这无疑是最重要、最关键、最艰苦、最困难的一环。
中国研制原子弹一共经历了三次危机。
第一次是中苏交恶。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上台。这是一个精明而富有野心的人，他早就受够了斯大林的保守，而且对苏联当前的地位并不满意。他不想当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而是想当老大。
中国却不买账。
苏联想在中国的领海驻守他们的舰队，毛泽东坚决不同意；
苏联又想在中国的领土建造电台，毛泽东说可以，费用各出一半，但主权归我，赫鲁晓夫坚决不同意。
“老大”的颜面一次又一次扫地，赫鲁晓夫失去了耐心。他把旧式的武器粉刷一遍交付中国，他在淘汰的旧设备上贴上崭新的标签运往大漠，与此同时，他又不断催促索要着中国的粮食、水果、蔬菜、种子、中药、矿产资源和传统手工业的技术资料。对他来说，一个不受控制的、拥有960万平方公里、五万万人口的邻居如果真的发展和强大起来，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
既然可怕，就要想办法阻止。
于是，赫鲁晓夫高呼：“毛泽东不想要我们的核保护伞，想自己搞，那我们就什么也不给他，让他和他的人民连裤子也穿不上！”，苏联专家也叫嚷：“没有我们苏联的援助，再给你们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倘若你们的国家不把我们请回来，你们的设备将会毫无用处，变成一堆废铁。”
在一声声高呼和叫嚷中，1959年6月，苏联正式致函中共中央，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之前签订的援助协定，取消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各类图纸的提供，并计划近期内全部召回苏联专家。
这对当时中国的原子弹事业，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打击。
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对中国来说，苏联专家不仅仅是带走了技术、图纸、装备和人才，同时也带走了权威，带来了自主。
那个时候，苏联的专家在中国就是权威的象征，知识匮乏的“学生”唯命是从，财大气粗的“老师”也习惯了发号施令。有一次，中国要试射一枚苏制P-2近程地地导弹，苏联专家说中国的液氧是“化肥厂生产的”，不合格，必须要用他们生产的液氧做燃料。于是我们从苏联订购燃料，先等到5月，后来又推迟到7月，可最后当风尘仆仆的中国技术人员赶到中苏边境的铁路车站准备接收时，苏联却毫不在意的说液氧工厂出了问题，无法交货，不要等了。
导弹试射分秒必争，是等不起的。无奈之下，我们只能采购国产的液氧。燃料运抵试验场后，立即在苏联专家斯切潘诺夫的指导下取样化验，完全合格，我们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可没想到当我们兴冲冲的研究何时加注燃料时，苏联专家组的组长契尔柯夫却坚决不同意加注。
原因很简单：化验无效，中国根本不具备化验条件，你们的液氧不合格，燃料必须从苏联进口。
“液氧的各项指标都满足发射需求，完全合格，为什么不能用？我们要用！”
“要打你们自己打，我们不参加！”
“你们来，是因为中苏双方的协定，我们是付出了代价的！你们有义务履行职责，我们并不是求你们！”
“是吗，那你去找我国的政府好了。”
负责导弹发射任务的孙继先老将军脸色煞白，驰骋疆场的他何曾受过如此屈辱。但当时苏联驻华顾问团牢牢掌握着发射权，我们虽怒发冲冠，但无计可施。
据说会议结束后，我们急切的求助负责化验的斯切潘诺夫。
“你知道我们的液氧完全合格，为什么不表态？”
“我是一个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简明扼要，无需多言。
后来，苏联专家索性连“点火合练”都不允许使用那批国产的液氧，它们在苍茫炎热的大漠中渐渐挥发，最后，为了节省资源，我们只能将它们倾泻于荒凉的戈壁之上。看着历经千辛万苦运回来的燃料白白的流淌，浸入浑黄的土石，在场的许多专家和官兵心疼的掩面而泣。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国界的。在中苏关系紧张的大环境下，苏联专家的所作所为，我们能够理解，我们不会因此而忘记有一批来自苏联的朋友，在那片条件艰苦的大戈壁滩上，教我们技术，给我们器材，和我们一起醉心科研，有些甚至与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毕竟撕毁协议的是苏联，而不是苏联专家。
1960年8月24日，苏联的1390名专家全部应召回国，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我国亟待建设的一百多项工程陷入停滞，给经济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苏联来照说：召回援华专家的根本问题是中国方面在苏联专家中宣传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立场相矛盾的观点，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苏联专家，企图使他们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相对立。
中国复照道：对其突然片面的决定召回在华工作的所有苏联专家表示惊异，并就苏方毫不考虑中国政府挽留苏联专家继续在华工作的愿望，坚持撤走了在华的全部苏联专家并将责任推给中国方面的做法表示极大的遗憾。
政治家的语言总是那么繁杂而精炼，礼貌而尖锐。
但曾经的老师走了，这是事实；许多工程瘫痪，这也是事实。
“赫鲁晓夫不给尖端技术，很好！如果给了，这个帐是很难还的！”毛泽东却自信依旧。
于是，一批不服输、不为名、不图利、不怕苦、不怕死的民族科学家，就这样开始了伟大的工程。
第一次危机就这样度过。
第二次危机，是因为饥饿。
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在世的老人仍对那段岁月记忆犹新，那应该是从建国到如今，中国人民所承受的最为深重的苦难。因为单是天灾，我们可以承受，单是人祸，我们也可以克服，可若是天灾和人祸撞到了一起，那将碰出怎样的不幸？
那将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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