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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黑格尔曾给伟人下过这样一个极为深刻的定义：一个时代的伟大人物是这样一种人，他能用言辞把他所处时代的意志表达出来，他告诉他所处的时代什么是那个时代的意志，而且能去完成它。他所做的是他所处时代的精髓与核心，他使他所处的时代现实化了。
毛泽东做的就是这样的事。
“同志们！敌人只会跟在我们屁股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条腿，我们也有两条腿，我们这两条腿就能走革命的路。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了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止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又有这么多枪，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部队，还怕什么？失败一两次有啥了不起，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成功！”
“人各有志，不能相强，我毛泽东干革命只图天下劳苦大众得解放，愿意跟着我的，请站在左边，想回家的，在右。”
罗斯.特里尔曾在《毛泽东传》中这样评价道：“毛泽东一个月前发动秋收起义时的工农武装，损失了不下百分之九十。余下的百分之十被要求接受一项奇特的新计划，而回报却只有汗水和泪水。他们肯定已经猜到毛泽东在中共领导层失宠了，这个另辟蹊径的领袖是否值得他们追随呢？”
能否猜到毛泽东在“中共领导层失宠”，这个已无从论证了，但是否继续追随这位“另辟蹊径的领袖”，的确成为那批硕果仅存的将士们最后的选择。
人的一生，由大大小小无数个选择组成，但能改变命运的就那么几次。有的人因选择而璀璨，有的人因选择而黯淡，但无论如何，选择注定意味着改变。
那不足一千的起义军不会想到，此时的一左一右，将会对他们的一生产生何其深远的影响。
最终，选择留下的有七百余人。
人少了，但心纯了。
这七百人不会预见眼前这个精干的中年人将来会达到怎样的高度，也不会想到中共将来会成为一个拥有八千万党员的超级大党，他们只是在失败后选择继续坚强的的战斗，选择直面自己的命运，哪怕明天就因为断粮而倒下，哪怕下一场战斗就被国民党的屠刀斩碎。
他们同南昌起义留下的八百将士一样，是真正的猛士。
也许当时说他们能以一当十更多的是出于鼓励，但后来事实证明他们并不能以一当十，而是以一当百。
留下的七百人被毛缩编成一个团，命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设一、三两个营，一营下设一、二、三连，三营下设七、八、九连，四连为特务连，另外还成立了军官队、卫生队、辎重队。
改编的同时，毛泽东还制定了另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原则：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营团建党委。
这条原则，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部队具有了灵魂，从此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死死地绑在了一起，并在历史的风沙中越走越紧。
也许连毛泽东都不会知道，这一新制度的创立，会给人民军队带来怎样巨大的影响。
聂荣臻曾回忆说：“这支部队中，虽然有不少是党员，但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核心，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军事指挥员大部分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没有经过更多实际战争的锻炼，指挥能力弱，旧的一套带兵方法，妨碍着上下一致、官兵一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如果不是这样，红军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
的确，没有支部建在连上，中国革命和人民军队的未来究竟会是怎样，亦未可知。
1993年9月，江泽民在接见广州军区机关师以上干部时指出，一个军队要有军魂，我们军队的军魂就是“党对军的的绝对领导”。
从1927到今天，这“魂”从诞生后就未曾丢过，我相信，过去没有丢，现在没有丢，将来也不会丢。因为它的生命力是无穷无尽的。
后来，那第一支“有灵魂”的新型部队随毛泽东一起上了井冈山，创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四）
历史总是充满难以言喻的巧合。
失败的南昌起义的前委书记是周恩来，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任总理。
失败的秋收起义的前委书记是毛泽东，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任主席。
两人都曾在起义中险些丧命。
1927年10月3日，周恩来在召开南昌起义最后一次会议时正在发高烧，是被人用担架抬到会场的。郭沫若后来回忆说：“（周恩来）脸色显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简单的检讨了一下，第一是我们的战术错误，我们的情报太疏忽，我们太把敌人轻视了；其次是在行军的途中，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懈怠了；再次是我们的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会议散后，余下的队伍就被敌人冲散了。在慌乱的撤退中，给周恩来抬担架的战士把担架一撂，自己跑了，后来周的身边只剩下了聂荣臻和叶挺，他们唯一可以自卫的武器是一把弹药不足的小手枪。周恩来、聂荣臻、叶挺三人后来能大难不死，实属侥幸。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也就是那天，前委书记毛泽东结结实实在鬼门关走了一遭。那天，他与潘心源经过张家坊时迎头碰上了清乡队，清乡队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两人绑了去。毛泽东深知这些士兵的习气，便从潘心源那里借的几十块钱，打算花钱消灾。
“普通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满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了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的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地我没有被他们发现。”
后来，毛泽东翻山越岭、星夜赶路，等赶到目的地后，兜里只剩下两个铜板，十个脚指头都跑烂了。
毛、周二人的遭遇体现出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没有人是特殊的，任何一些意想不到的意外，都有可能直接了断个人的命运，改变历史的进程。
正如先前所说，任何功在当代，利及千秋的事物无一不是从血与火中走出来的。
领袖如此，政党如此，军队亦如此。
（五）
从1927年8月至1928年底，除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外，中国共产党还发动了广州起义、平江起义等大大小小一百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大部分都失败了，但它们如莹莹之火，为日后人民军队的“皓月之光”积蓄了无穷的能量。
我们可以不记得每场起义的名字，但我们至少应对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有一些最基本的常识。人民军队所走的道路从来都是崎岖坎坷，荆棘遍地的，1927的硝烟早已湮灭于荒烟漫草间。
逝去的岁月不会倒流，但我们后人的精神却可以不受空间、时间的束缚，所以我们一遍又一遍的宣传纪念，一遍又一遍的追本溯源。
宣传纪念是为了不忘初心。
追本溯源是为了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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