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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三次危机--下
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在世的老人仍对那段岁月记忆犹新,那应该是从建国到如今,中国人民所承受的最为深重的苦难。因为单是天灾,我们可以承受,单是人祸,我们也可以克服,可若是天灾和人祸撞到了一起,那将碰出怎样的不幸?
那将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1958年5月,中共八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口号的提出,给中国人民注入了一针强心剂,紧接着大跃进与浮夸风便席卷全国。
农民喊着“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工人叫着“三年超英、五年赶美”,知识分子咏唱着“群众想移山,山走;群众想移地,地动;只要革了思想命,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政治家们也呼号着“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
领导人过于理想的规划,让全国人民陷入了狂热。狂热近乎疯狂。
物极必反,当物质财富极为丰富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在各大主流媒体报纸上已然实现之时,真正现实中的国家和民族却迎来了空前的悲哀。
中原大旱,华北蝗灾,南方瘟疫肆虐,华东饥民遍野,连续三年风不调雨不顺。
粮食严重歉收,苏联逼债愈紧,各省饿死和病死的人数与日俱增。一个连领导人都不吃肉,不吃蛋,不超粮食限量标准的国家,广大普通民众又能过的如何?
千里无野草,百里无树皮,因为它们早已进了饥肠辘辘的肚子。
在那个举国困难的年代,孤军独驻大漠的科学家和部队官兵们的处境可想而知。
核武器是一台烧钱的机器,科学家都是拿金子堆出来的,这在国际上是公认的事实。可在中国,在那段没有黄金只有饥饿的岁月,我们的科学家和部队官兵却是用沙枣和骆驼刺堆出来的。他们深知祖国的艰难,为了不添麻烦,自力更生,把周围一切的绿色都像宝贝似得挖去,然后磨成粉做窝头。这些所谓的食物吃完之后没有丝毫的饱腹感,更谈不上什么营养,而且导致许多官兵和研究人员患上了腹泻、浮肿和夜盲症。有的战士由于夜盲曾在晚上上厕所时一头撞在了电线杆上,险些丧命,而最后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让大家在天黑之前排完大小便。
当食物与死亡紧密相联时,精神就会处在极度虚弱和崩溃的边缘。

徐晓延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漠问天》中,曾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部队在组织模拟训练时,一位经验不足的大队长在指挥上出现了一个错误。错误不大,但负责人李福泽却火冒三丈。
李福泽是山东人,投身革命后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是一位从尸山血海走出来的将军。
“娘的,你个大队长是吃白饭的吗?你懂什么是责任吗?苏修他娘的欺负咱,发难咱们,作为中国人,你心里是什么滋味?你再弄不好,我他妈撤你职!”
大队长手足无措,难过的低下了头。
看到大队长痛苦的模样,老将军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被刺痛了,戎马半生的他再也忍不住,眼泪不自觉的夺眶而出:“好同志,原谅我......但是你想过没有,眼下全国闹灾荒,咱们搞科研试验的那点经费,是老百姓从裤腰带里勒出来的钱。你也看见了,我们的战士吃的是骆驼刺掺沙枣的窝头,蘸盐水,可苏修专家却在吃罐头、喝茅台、喝了我们的血滚走了,到头来又要看我们的笑话......”说到这,老将军的话又噎住了,对面的大队长也红了眼圈......
这样一批世界顶级的科学家和军人,这样一种极为艰苦的生活环境,无论放在过去还是现在,放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绝无仅有甚至不可想象的。
幸运的是,他们硬是靠着骆驼刺与沙枣树,撑过了一天又一天。
骆驼刺也有吃完的时候。
骨瘦如柴的战士们一个个倒下,李福泽老将军再也撑不住了。苏联都没打败我们,难道我们要败于饥饿?他匆忙踏上飞机,闯进了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的家里。
“快给我们粮食吧!那几千名火箭将士不能眼看着活活饿死啊!”对军人来说,战死意味着重于泰山,饿死则代表着轻如鸿毛。
消息迅速传到了正在住院的聂荣臻那里,又迅速传到了周恩来那里。

“备车,到军委扩大会议厅!”周恩来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军委扩大会议厅,各大军区首长齐聚一堂,他们并不清楚这次会议的目的。周恩来缓缓走进大厅,步履蹒跚的身影看起来让人莫名的心疼,他为这个国家和民族操劳太多了,却从不休息。“同志们,我们的导弹发射部队早就断了粮,可他们知道国家也有困难,就打沙枣叶、采骆驼刺充饥。他们当中有不少同志曾是你们的部下,参加过多次战役,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在这么困难的时期,还在为国家着想,这是一支多好的部队,一群多好的同志啊!我与粮食部长通过电话,国家那点仅存的粮食不能再动啦!那是救急用的。所以,今天我向各路诸侯求援,请大家勒紧裤腰带,帮帮忙!拜托!拜托!”两声拜托过后,总理早已泪流满面。
在座的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无不动容。
就在这次特殊的“化斋”会议结束后,一列载有各大军区从裤腰带勒出的粮食的专列,星夜疾驰,开往茫茫的大漠深处。
李福泽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粮食来了,将士们的命保住了,毕竟活着才是一切的前提。然而意想不到的是,运粮的列车竟在即将到达基地时出了意外,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意外。
军列被人劫了。
劫车的不是土匪,而是百姓。
饥饿的村民眼里只有食物,完全不听官兵的劝阻,鸣枪警告也没有用,因为他们抢得不是面粉和蔬菜,而是命。战士们眼睁睁的看着好不容易筹集来的救命粮被搬走,急的嚎啕大哭。在场的指挥员第一时间拨通了李福泽的电话。
“首长,不好了,粮食被人抢了!”
“什么?!是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抢军列!”
“是一群老百姓!”
听到这句话时,电话那头沉默了。
“首长,怎么办?粮食都要被抢光了!要不要......”
“罢了......”老将军的声音低沉而复杂。“老百姓也要吃饭,不要拦了,把车上的粮食都卸下来吧,分给群众。”电话断了,李福泽心力交瘁。
当地政府连夜赶到了事发现场。
后来,那批群众了解情况后,知道了这是那支驻扎在大漠深处部队的救命粮。他们又自发的把抢的粮食收集起来,并亲自送到基地。当战士们打开箱子时,都惊呆了:里面不只有粮食,还有许多皱巴巴的粮票和纸条。
其中一张纸条是这样写的:解放军叔叔,那一天晚上,我也在抢粮的队伍里。叔叔,我实在太饿了,就用小衣服包走了你们的一包米。听说你们已经好几天没吃得了,我后悔的哭了。现在,我把米送回来,再把我省下的二两粮票献给你们,别嫌少,叔叔,能原谅我的过错吗?
这就是我们的人民,我们可爱的人民。
在场的将士哭作一团。
第三次,是三国条约危机。
1963年8月5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订了酝酿已久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即《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内容简而言之包括三个方面:禁止缔约国在大气层、大气层以外、水下等环境进行核武器试验爆炸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核爆炸;缔约国若断定与本条约有关的非常事件危及本国的最高利益,有权退出条约;该条约向全世界所有国家开放,且无限期有效。
条约一经签订,西方媒体立刻将其搬上神坛,奉为拯救世界的良药。
中国和法国政府却拒绝签字。
明明是为全人类未来考虑的美好愿望,为何毛泽东与戴高乐反应如此强烈?难道日后中法也想“挟核弹以令诸侯”?
显然不是。
其实对于核武器,我们早就提出了任何核国家都没有胆量提出的解决办法:
“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
美苏英三国当然不会同意,所以他们才一起搞出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对于此条约,我们不禁要问:
号召全面禁止核试验的美国、苏联和英国,竟是全世界唯一拥有核武器的三个国家,这究竟是为了和平还是为了核垄断?
苏联和美国已经完成了大气层核试验阶段,英国也可借用美国的试验场继续试验,而条约为什么只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而没有禁止地下核试验?
条约规定缔约国若断定与本条约有关的非常事件危及本国的最高利益,有权退出条约,那该如何界定什么事情才算是威胁“本国最高利益”?
恐怕对美国来说,南海、台湾、朝鲜半岛、中东......似乎都在其内。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吴丹赞美美、苏、英三国具有“政治家风度和勇气”;法国总统戴高乐则直言不讳的说:在国际协议的招牌下直接订立协定,承认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以协约的形式限制他们自己疯狂的开支,并阻止任何一个还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制造或取得核武器......只有他们,不诉诸武力,而有办法确保自己的安全;只有他们,能使各自阵营的人民屈从。在这样的形势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能把世界其他地区置于瘫痪状态和僵化状态,不是让这些地区遭受激烈的竞争威胁,就是把它们置于两个敌对国家所同意的霸权之下,试问,在这样的条件下,欧洲怎么能统一?拉丁美洲怎么能觉醒?非洲怎么能独立?中国怎么能拥有自己的地位?联合国又如何能成为一个有效的实体?
戴高乐的话一针见血。
条约上的每一个单词无非都是在向全世界传达一条信息:放下武器,听命于我。
面对这赤裸裸的“道德绑架”,毛泽东用自己的方式给与了最好的还击:
念奴娇.鸟儿问答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翻地覆。

三次危机,都给那支部队带来了近乎毁灭的打击,但却也带来了最为趁手的磨刀石。
正如毛诗中所言:试看天翻地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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