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牛，到食堂拿4斤番薯来。”这是新来的所领导刘主任，到打字室来对我说。
“好的，有客人来了？”我问道。
“是地委刘副书记，要甜的那种。”他吩咐道。
那是1976年春耕大忙时节，大楼机关的干部都到田里劳动去了，整座大楼只有我在抄黑板报，所以刘主任派了我的差，按照所里的规定，农忙期间，上午9时半每人供应2斤免费的熟番薯，刘主任怎么才要4斤呢？地委领导来所检查工作，至少要带一名秘书和一名司机，4斤番薯怎么够吃？
带着这个大大的问号，我把番薯送到刘主任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刘主任和地委李副书记两人，没有他人。我把番薯放在桌子上，转身要走，又被刘主任叫住。
“你到楼下去，把李书记的自行车，永久牌的那一辆，搬到大楼内，不要晒太阳。”他这么一说，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李书记是一个人骑自行车来的。
“一辆自行车和两斤番薯”的故事一直蕴藏在我的心中，一位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前辈，到基层检查工作，没带秘书，没有前呼后拥，只带一本笔记本，一支钢笔，该记的就记，该说的就说，没有秘书起草的讲话稿，没有精彩的演讲，更没有板着脸孔的所谓领导指示。
那个时代，有一句流行的口头话：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代。说的一点不假，一个单位，有好的领导，好的作风，就可以带出一个好班子，一个上下团结，奋力拼搏的集体。
在“一辆自行车两斤番薯”精神的鼓舞下，秋牛在农科所也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73年下半年，所里安排秋牛到办公室当打字员，兼收发、交通员；后来，所里领导决定，要恢复文革期间关闭的图书室，就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对原有的图书进行分类整理，重新开放，又当上了图书室的管理员；农忙时节，又兼任了统计员，广播室的撰稿和播音员，黑板报的采稿和抄写员。工作多，任务重，但很开心。稍有空闲，还跟着技术员，到田间学习水稻和花生杂交配种，农科所工作是辛苦的，但也快乐着。
低调做人，才可高调行事。贵而不显，华而不炫，才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言语谦和好处世，行为低调好做人。你把自己放得越低，在别人心中的地位才会越高。
【注：70年代初期还没有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单位的行政管理机构仍称革命委员会，所谓主任，也就是现在的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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