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的标签里总不会少掉音乐，不知道我跟音乐的羁绊是不是跟我爸有关。我爸应该是那个时代的文艺青年，凭着会弹吉他会唱歌会浪漫追到了我妈。我记得我爸买来空白卡带给我录下稚嫩声音唱的童谣、也记得每个从外婆家吃完晚饭回家的路上我爸为了防止坐在自行车后座的我睡着教会了我很多歌、当然还有我上中学时我爸竟然兼任了我们的音乐老师……这样算来，我跟音乐似乎结缘的特别早。
但那个时代的音乐我并没有多少了解，只懂得好不好听。没有自己的喜好，大多都跟着爸爸的口味在听一些那时候脍炙人口的歌曲。
《耳朵借我》第一眼并没有吸引到我，一开始我以为是一些小青年的文艺调调，后来看到马世芳三个字，又看到李宗盛推荐，这才下定决定买来读一读。
看完之后我只有一个想法：还好，我没有错过。
马世芳，1971年夏生于台北。彼时的台湾笼罩在一篇白色恐怖的阴霾中，当然就会有新青年的抗争，而诗歌和音乐是激进青年们抗争的最好武器。对那个时代来说，是一种不幸。但对马世芳来说，或许也是一种幸运，正因为这样，他才能亲眼见证了一代音乐人用音乐和声音抗争时代的故事，那么炽热地灼烧着这个时代的神经。
虽然这本书在网络上褒贬不一，有人说只不过是马世芳在理想国做的一档叫做《看理想·听说》栏目的文字稿，也有人跟我一样，觉得受益颇多。至少在华语乐坛里有这样认真的旁观者和记录者，是我们后来人的幸运。
相信很多标榜自己喜欢音乐的人，听音乐也只不过是用来放松和消遣，我也一样。虽然一本书不能给我多么了不得的东西，也不至于能改变我的三观，但是细细看完《耳朵借我》之后，在了解了很多歌曲的创作背景之后，我也渐渐开始习惯从音乐中去探索社会、了解民族和文化，也渐渐发现音乐只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将社会中或美好或心酸，或轻快或沉重的真相展现出来。我想，至少这样，才能算得上是喜欢音乐吧。
书里有我熟悉也喜爱的万青，陈升，李宗盛，达明一派，张悬，有不那么熟悉的胡德夫，李泰祥，还有第一次听说的李子恒，李双泽，林生祥。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歌曲背后都有着这样的故事。书里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哪个政权是被音乐唱垮的，没有哪场革命是靠歌成就的。不过，一场没有歌的革命，在集体记忆里该是多么失色呢。"大概音乐之于其他事物也是如此吧。
对政治并不是太感兴趣的我，全书最喜爱的部分就落在最后的辑四—以歌筑墙。马老师写到生平买卡带最多的一天，写到一万块钱一张CD，写到记得那只随身听，最后写到消失的贝斯手。
“我们这一辈人的手指，大概都还残留着做这件事情的触感：一手握着卡式录音带，另手拿一支六角柱形的笔，贯入录音带转轮的孔洞，转动笔杆，让拖拽在外的磁带收拢回去。”不止是马老师，中学时代的我们又何尝没经历过这样的岁月呢？
中学时候，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随身听，索尼的。每每打着学英语的旗号带到学校之后就变成了跟同桌分享音乐的秘密武器。借来隔壁班同学的卡带，和同桌一人一只耳机，陶醉在所谓的音乐世界中，乐此不疲。后来甚至在不爱学不感兴趣的课堂上偷偷听。我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迷上五月天的，仿佛只要带上耳机，听到阿信唱着《温柔》唱着《人生海海》，什么难题都不是难题了。
然而如今看着五月天红遍大江南北，满街都是穿着SR的迷弟迷妹，心里却渐渐地有些不是滋味。就像马老师说的那样：如今再发烧的系统也不可能带来那只随身听所赠予我的，如此密集、如此丰美的启蒙震撼。
现在的我们有了音响，有了丰富的设备器材，有了各种网络平台可以听歌，也不用再躲着老师小心翼翼地听，但是那首《温柔》好像再也回不来了，连同我的青春永远留在了被老师没收的卡带里。
所以我想，不管是这本《耳朵借我》，还是马老师曾经写下并将继续写下的那些歌曲故事，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建立起了流行音乐的历史意义。音乐既有娱乐消费的一面，也有文化的一面。
马老师的整理和书写让我们摆脱了对歌曲的单纯情感好恶，凝聚出对音乐更深一层的敬意，并由此构筑起视野辽阔的瞭望塔台。
那么，我们只管把耳朵借给马老师吧，他会带着我们穿透无力描述的世界，预言我们不忍逼视的未来，带领我们拾起那些美丽的声音。
李宗盛在序言中写下了这样两句话：
在众声喧哗时代中，为尽心尽力的音乐人挣些许尊严。
在荒谬浮夸行业里，替混沌不明的现象给出诤言补白。
这大概已经能概括这本书带给我的全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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