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初见秦第一》试读（五）
提出了一个模糊的原则之后，文章并没有继续深入探讨有关的方法论，而是突然进入了收尾阶段：
今秦地折长补短，方数千里，名师数十百万。秦国之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此与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愿望见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从，举赵，亡韩，臣荆、魏，亲齐、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邻诸侯之道。大王诚听其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北，霸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国，以为王谋不忠者也。（《韩非子·初见秦》）
作者再次复述了之前曾总结过的四大优势——土地广阔、地形险要，锐士众多、赏罚分明——这是东方诸侯无论如何都无法兼具的有利条件，然后就开始作总结陈词：
我之所以冒死前来觐见，就是为了向大王阐明破坏东方合纵大计、成就霸王声名、引导四邻来朝的策略。倘若大王听取了我的计策，还不能一举瓦解合纵联盟，无法攻取赵国、灭亡韩国，不能让魏国、楚国俯首称臣，不能让齐国、燕国前来投靠，不能成就霸王之业、让四邻诸侯前来朝拜的话，大可以把我斩首示众，以惩戒那些为君主谋划却不肯尽忠的臣子。
这段话读起来气势磅礴，即便是置身之外的我们，听到之后也很有一股心潮澎湃的感觉。但也正是这段话，给韩非子以及《初见秦》这篇文章惹来了巨大的争议。
比如我们开头所提到的那些怀疑论者，他们认为韩非本身是主张“存韩”的，而《初见秦》则言之凿凿地提出要“举赵亡韩”，这与他一贯的主张相悖，因此断定这篇文章不是出自韩非的手笔。
更具代表性的还有儒家的道德派，他们对韩非写作《初见秦》的真实性不加怀疑，反而是从忠义的角度来对韩非“端碗砸锅”的行径进行了强烈批判。其中最负盛名、且最具影响力的，自然非司马光莫属了。
在编著《资治通鉴》的时候，司马光将本文的最后一段话收录在始皇帝上十四年（前233年）韩非初次面见秦王政的段落里，并引用了《扬子法言》里的一段对话来加强论证。
对话中有人问道：“韩非作《说难》一篇来论述游说的艰难，里面洋洋洒洒列举了很多因游说不成而身死的事例，罗列了许多可能会引发杀身之祸的敏感点，大约是想告诫自己要避免触及君主的逆鳞。从这些论述来看，韩非还是很懂得一些保身之道的，可为什么最后还是死在了这件事上呢？”
扬雄很淡定地回答说：“正因为游说很难，所以他才死在了游说上，这一点都不矛盾啊！”
那人又追问其中的原因，扬雄耐心地解释说：“君子行事作为必须要依循礼、义的原则。倘若合乎礼义就继续前进，不合乎礼义就要及时停止，至于自己的主张是否符合对方的心意根本不是该考虑的问题。倘若放弃了这个原则，在游说时一味退让以迎合他人的想法，就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
来人似有所悟，于是便问道：“所以韩非就是因担心自己的主张不被对方采纳，在手段上就……”
扬雄见孺子可教，于是便洋洋自得地说道：“是啊！违背了礼义的原则却还想说动他人，这能不出问题吗？倘若他早早地领悟了这一点，就算是主张不符合听者的心意，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也就是说，在扬雄看来，韩非之所以会死于“说难”，并不是因为他不懂得自保的道理，而是由于他不能执守自己的信条。在游说别国君主的时候，总要揣摩对方的心思并曲意逢迎，就失去了学术的纯粹性，变成了君主的应声虫，这样的做派跟那些阿谀奉承的小人又有什么区别？对待这样一个见风使舵的人，又有什么好客气的？
在此基础上，司马光以“臣光曰”的形式发表了一通议论：
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司马光《资治通鉴》）
他借用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句式批评道，君子因为爱护自己的亲人，所以推己及人去爱护别人的亲人，因为热爱自己的国家，就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别人的国家，因此才能建立不世功勋，留下万世美名。
而韩非却全然反着来，他原本是韩国宗室子弟，因为受到逼迫才不得不出使秦国，本该为了宗国的利益摇旗呐喊才是。可当他给秦国出谋划策时，为了迎合对方的想法，竟然首先提出要消灭自己的宗国，说出“举赵亡韩”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来，这不就是死有余辜吗？这样的人，就算是死得再冤，也根本不值得同情。
这些论断究竟该如何评判，韩非的死究竟值不值得同情，这是一桩永远都无法得到标准答案的难题，也不是我们试读《韩非子》专意要解决的问题。这里我只针对有关《初见秦》作者的争议谈一下个人的看法。
东周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萌芽期，当时虽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盛况，有无数的思想家、理论家大放异彩，为华夏民族的传承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但这些学说大多都处于探索摸索的阶段，还没有形成具有系统性的学说体系，更缺乏这样的学术自觉和“产权”意识。
比如我们熟知的孔子，就常说自己“述而不作”，他所阐述的观点大都是出自往圣先贤的口传心授，以及自己对这些学说的理解和延伸。即便是后来广为传颂的《论语》，也是在他去世后，由子贡组织其弟子编订而成。
孔子之后，百家学说异彩纷呈，但“学术不端”的问题也随之开始广泛出现。除了我们之前提到的编造证据之外，不同学术、学者之间互相借鉴、抄袭，甚至伪托他人名号、借用他人学说来为自己张目的现象层出不穷，同一作者名下的不同文章、同一篇学术文章中移花接木甚至是狗尾续貂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后世学者在整理前人著述时，对这些问题不加分辨，往往会将这些具有明显缺陷的文章汇编在一起，从而给读者带来严重困惑。
更让问题雪上加霜的是，秦代以及秦末的两把大火，将东周数百年积攒起来的文化经典化为灰烬，不仅斩断了先秦时期自由开放的学术风气，更给先秦经典学说蒙上了厚重面纱。尽管经过汉代学人的抢救性恢复，不少经典再次得以传世，但这其间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些错漏之处，让人再也无法窥见其真容。
作为一部被秦始皇奉为圭臬的法家经典著作，《韩非子》的命运相比于其他学说要有着足够的幸运。但即便如此，它依旧无法摆脱战国时期学术不端的“原罪”，无法逃脱后世学人的篡改以及传抄失误的命运，这就使得我们如今所见到的《韩非子》，很大程度上也已经脱离了其作者韩非留存的本来面目。
具体到《初见秦》这一篇来说，文章的开头有着浓重的纵横家习气，中间的论证部分处处弥散这范雎和蔡泽的影子，而文章的末尾又出现了严重背离韩非观点的字句。从这些迹象来看，说任何一个人是这篇作品的单一作者恐怕都会失之偏颇。
因此，在这里我们不妨做这么一个设想，《初见秦》或许本身就是一篇拼凑起来的文章，是由张仪、范雎、蔡泽、韩非、吕不韦等人游说话术集合而成的大杂烩。对于这样一篇拼盘式的文献，为了避免造成更多的误解，我们大可以在文章的开头加上这么一句话：
本文由著名法家学者韩非及其追随者编辑整理而成，其恩师荀况及前辈学者张仪、范雎、蔡泽、吕不韦等人皆有贡献，特此致谢！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总结一下本文的要点。
文章以一段颇具纵横家习气的话术开头，阐明自己此次前来觐见，是为了向秦国的君主表达忠心，以为自己求得一张护身符。
随后，作者表彰了秦国近百年来取得的成就，同时列举了东方诸侯的劣势，在取得秦王共情的同时，引出了本文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也就是为什么秦国在具有如此巨大优势的情况下，却还是未能实现称霸天下的愿景呢？
作者自问自答，给出的答案是秦国的谋臣不肯尽忠。为了阐明这一观点，文章站在范雎的立场，列举了穰侯魏冉担任相邦期间，因其私心作祟导致秦国与霸王之业失之交臂的三个案例，并对穰侯的作为进行了一番批判，这一节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段落。
随后的一节，文章续接了一段貌似是出自蔡泽之口的说辞，列举了范雎执政期间，因嫉妒白起而作出的一系列错误决策，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
这些往事都如在昨日，这些教训都历历在目，秦王听了定然会心中隐痛，急于想要找到避免重蹈覆辙的方法。对此，文章提出了一个很有些抽象的原则，那就是要时刻保持戒惧的心态，至于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其中又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论，作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随后作者又毛遂自荐，说自己不仅是个能够勤于王事的忠臣，还是一个能够帮助秦王攀上霸业巅峰的能臣。至于自己究竟有哪些特质，又能给出什么样的称霸策略，作者同样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想要谋求建立不世的功业，想要攀登那辉煌的巅峰，那就重用于我。在今后的岁月中，我会慢慢地为你揭开谜题，给你作出足够满意的回答。
很期待吗？那我们就“下回分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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