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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雎是怎么帮助秦王去除“四贵”的?他的表现会比魏冉更好吗?

范雎是怎么帮助秦王去除“四贵”的?他的表现会比魏冉更好吗?

作者: 逸川 | 来源:发表于2022-05-10 00:01 被阅读0次

    《韩非子·初见秦第一》试读(三)

    站在现实政治和军事决策的角度考量,作者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未必客观,如若按照其提出的方略集中兵力攻打一国,最终能否如其所愿顺利实现战略目标也是一个未知数。

    不过,这些都无需过分考量,我们只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三个“失霸王之道”的事例,全都发生在魏冉担任相邦的时期;且从个中指出的决策失误来看,与魏冉本人也都有着脱不开的干系。尤其是第三点,作者直言不讳地道出了魏冉的私心对秦国造成的伤害,可谓直击要害。

    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文章观点中提到的“谋臣皆不尽其忠”,很大程度上就是在针对魏冉本人,导致秦国三次失去“霸王之道”的罪魁祸首,亦当非魏冉莫属。而这些观点,与后来担任秦相的范雎可谓是不谋而合。

    在这里,我们不妨插入一下范雎版“初见秦”的谈话。故事最早发生在公元前270年,当时范雎在魏国遭到陷害,大难不死的他鼓动郑安平、王稽等人协助自己逃往秦国,并成功得到了面见秦昭襄王的机会。

    在正式的会谈开始前,范雎先是装傻充楞,故意当着秦王的面说:“秦国哪里有王?我只知道秦国有太后和穰侯!”

    这句话让一直深受宣太后和穰侯压制操控的秦昭襄王瞬间破防,可当他一再追问范雎究竟有什么好计策可以帮自己摆脱束缚的时候,对方却故意唯唯诺诺,始终不肯发表任何意见,实实在在地吊足了秦王的胃口。

    看着火候差不多了,范雎终于开口进言,但他没有直接就秦王最关心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而是先陈明立场,说:

    我要讲的全都是匡扶君王的肺腑之言,是在尽一个“羁旅之臣”的忠心。但问题就在于,这些见解有离间骨肉亲情的嫌疑,恐怕今天把话说出来,明天就会身首异处了。

    “Valar Dohaeris.”

    凡人皆有一死。

    我范雎并不惧怕死亡,但也要看死得究竟值不值得。倘若有了我这个前车之鉴,后来者再也不敢向秦国进言了,那我的死可就不仅仅是“轻于鸿毛”那么简单了。

    范雎的这番话很符合纵横家的习气,与韩文开头铺垫的套路也是一致的,无非是先给秦王打一剂预防针,给自己求了一张保命符:就算我说得不中听,或者触了你的逆鳞,你也不能杀我。

    接下来陈述观点时,范雎也同样采取了设问的手法,提出了一个与韩文几乎相同的问题:以秦国国力的强大和士卒的勇猛,对付东方各国就好比是用韩卢这样的猛犬去搏杀跛脚的兔子,简直不要太容易哦!可为什么最近十五年来,秦国却一直闭关锁国,始终无法在中原得志呢?

    与韩文相对隐晦的说法不同,范雎在设问之后,直言不讳地指出:秦国之所以长久闭关不能东出,就是因为穰侯魏冉为秦国谋划却不肯尽忠,而秦昭襄王本人的战略方针也出现了失误。

    所谓“高开低走”,范雎“初见秦”的谈话虽指出了魏冉的问题,点出了秦昭襄王的心病,却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而是将着墨的重点放在了后一个问题上,也就是对秦国的外交策略的利弊进行了一番分析。

    在这段分析中,范雎同样举了齐国的例子,说当初齐国劳师远征讨伐楚国却寸土未占,并不是他们不想要这些土地,实在是距离本土太远无法占据。而如此兴师动众不仅没有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反而是拖垮了齐国的国力,让诸侯有机可乘,最后几乎灭亡了齐国。

    如今秦国的情形与齐国类似,穰侯越过韩、魏而袭取齐国的土地,除了肥了穰侯自己的腰包,又能给秦国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呢?并没有,反而还有可能让秦国陷入齐国当初的绝境。

    与其如此,倒不如及时转变策略,采用“远交近攻”的方针,逐步蚕食邻近诸侯的土地。这样一来,每得一寸土地都能给秦国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不比现在这种“打地鼠”的方式好太多了吗?

    对秦国的大政方针作出评判之后,双方的对话戛然而止,但这些已经足够引起秦昭襄王的兴趣和认可了。不久后,范雎被任命为客卿,有了时常与秦王谈论军机的资格,同时也为他逐步取得秦王的绝对信任创造了机会。

    到公元前266年,也就是入秦的第五个年头,范雎终于抛出了杀手锏,那就是:除四贵。

    所谓的“四贵”,指的是秦昭襄王的两个舅舅穰侯魏冉、华阳君芈戎,以及两个弟弟泾阳君公子巿、高陵君公子悝。

    “四贵”都是宣太后最亲近的人,他们利用与太后和秦王之间的血缘关系,操弄权柄、独断专行,视国法为无物,视王权为玩物。以至于当东方诸侯谈论其秦国,只是到有王太后和穰侯魏冉,全然不知高堂大殿之中还坐着一个秦王。

    所谓“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封邑过于强大就会威胁到国家,臣子过于尊贵就会威胁到君主。秦国之有“四贵”,正如齐国之有淖齿,赵国之有李兑,齐湣王和赵主父就是死在了他们手里。这样血淋淋的教训,难道还不够引起警觉吗?

    从以上的这些分析来看,范雎所要剖析的问题,与《初见秦》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重合的。二者都认为如今秦国霸业止步不前的最大阻碍,是谋臣不能尽其忠,而这其中最大的“不忠之臣”就是秦王最倚重的舅舅魏冉。因此,想要突破如今的困局,就必然要对魏冉,以及围绕在他身旁的那些权贵人物进行精准打击。

    若是以此作为论据,认为范雎是《初见秦》这篇文章的真正作者,倒也算有几分道理。但问题是,文章并没有到此为止,在紧随其后的分析中,作者又抛出了长平之战后秦国内部决策的混乱,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严重后果——而这些事情,又恰好都发生在范雎为相的这段时期内。其具体的分析如下:

    赵氏,中央之国也,杂民所居也,其民轻而难用也。号令不治,赏罚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尽其民力。彼固亡国之形也,而不忧民萌,悉其士民军于长平之下,以争韩上党。

    大王以诏破之,拔武安。当是时也,赵氏上下不相亲也,贵贱不相信也。然则邯郸不守。拔邯郸,管山东河间,引军而去,西攻修武,逾华,绛代、上党。代四十六县,上党七十县,不用一领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以代、上党不战而毕为秦矣,东阳、河外不战而毕反为齐矣,中山、呼沲以北不战而毕为燕矣。

    然则是赵举,赵举则韩亡,韩亡则荆、魏不能独立,荆、魏不能独立,则是一举而坏韩、蠹魏、拔荆,东以弱齐、燕,决白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举而三晋亡,从者败也。大王垂拱以须之,天下编随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赵氏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强,弃霸王之业,地曾不可得,乃取欺于亡国。是谋臣之拙也。

    解除了“四贵”对王权的威胁之后,秦昭襄王终于大权独揽,开始放心大胆地起用范雎,其“远交近攻”以及“攻其人”的策略都得到了充分施展。在外交讹诈和武力强逼的双重攻势下,紧邻秦国的韩、魏两国节节败退,短短几年内就连丢带送失去了大片的国土。

    公元前263年,秦人再接再厉,攻取了韩国的南阳之地,并以此为根据迅速扩大战果,于第二年(前262年)攻取野王,切断了北方上党郡与韩国核心区三川、上蔡之间的交通线。

    危急之中,上党太守冯亭当机立断,带着17座城邑投奔赵国,从而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公元前260年,经过繁复的运作,武安君白起空降长平,一举击溃了赵括带领的赵军,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一个令人惊叹、但又让人深感不齿的奇迹。

    不过,本文没有具体叙述长平之战的过程,而是从三个角度分析了赵国失败的原因:

    其一,赵国都城邯郸位于河北南部,与之前提到的“天下之中”的陶邑相距不远,因此称得上是“中央之国”——这一点用在三晋任何一个国家都能说得通。

    “中央之国”的地理位置是一把双刃剑:遇到了和平年景,可以依托便利的交通条件获取丰厚的商业利益,国家和百姓往往都比较富裕;但若不幸碰到了兵荒马乱的年景,往往就会沦为“四战之地”,成为列强宰割的鱼肉。

    如今的三晋正处在这样的局面中,他们地处天下版图的中央,四面被秦、齐、楚、燕及匈奴部族合围,本就缺乏扩张的空间。而战国又是一个大争之世,列国之间的战争此起彼伏,没有一天的消停日子过。

    这些国家处在列国的夹缝中,经常是今天刚刚应付了东面的齐国,明天又得去抵抗西面的秦国;好不容易把东西两线摆平了,南方的楚国、北方的燕国和匈奴又打过来了;就算是四方邻国都高举和平主义的大旗,三晋内部还要时不时互斗几场……

    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将三个国家搞得左右支绌、狼狈不堪,国势日衰、国土日削,好好的光景是越过越不像样子。这样的国家,就算是有再强大的武力,也很难彻底将外敌拒于国门之外,所以才说它“地形不便”。

    其二,赵国“中央之国”的地理位置还决定了,居住在赵国这片土地上的,既有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息繁衍的原住民,也有从别国迁移过来的商旅和投机分子,人群构成不像秦国那么纯粹,因此称得上是“杂民居住之地”。

    这其中,有很多人来到赵国,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利,对赵国这个国家以及国家的统治者没有天然的感情。一旦发生了剧烈的冲突,这些人不跑路、不给赵国添乱使绊子就已经很客气了,哪里还能指望他们为国效力呢?因此又说他们“轻率且难以役使”。

    其三,在已经有了这么多不利条件的情况下,赵国又兼具了东方列国共有的缺陷,那就是变法不彻底、制度不规范、赏罚不严谨,无法用制度手段驱使百姓竭尽所能地为国家效死。

    综上所述,赵国本就处在亡国的形势之下,却仍不体恤百姓,非要征发全国的百姓充实到长平的战场,来跟具备了绝对优势的秦国争夺上党之地,这不就是在找死吗?在这种必败之局下,就算统帅赵军的不是赵括,最终的结果也不会偏离预期太多。

    最终的结果也不出所料:大王您一声令下,秦军不仅战胜了赵军,还进一步占领了赵国的武安、直逼邯郸,形势可谓一片大好。而反观赵国方面,则是另外一番景象。

    经过长平大败,赵国元气大伤、信心暴跌,国内陷入空前的混乱。原本上下一心的赵国君臣开始互相推诿塞责、谁跟谁也不肯亲近了;原本同仇敌忾的臣民也开始互相指责,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都没了。

    在这种利好局面下,只要我们一鼓作气,就一定能够攻取邯郸,同时还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赵国在太行以西的修武、代郡、上党近百个县邑全部收入囊中。

    到那个时候,与之相邻的齐、燕等国也一定会趁火打劫,他们会纷纷出兵,以滹沱河为界,分别占取太行以东的东阳、中山等地,赵国从此以后就不复存在了。

    赵国的灭亡还会引发连锁效应,以前一直受赵国屏护的韩、魏两国将随之走向灭亡,没有了他们上蹿下跳,合纵联盟自然也就搞不起来了。

    韩魏一旦灭亡,依靠三晋对秦国的牵制才苟延残喘的楚国就会来臣服,这个时候我们再挟制楚国进攻齐、燕,他们抵挡不住自然也会来朝见。等所有国家都归顺道秦国的麾下,大王的霸王之名还有谁能够撼动呢?

    然而——这里转折来了——

    面对如此大好形势,大王的谋臣却突然偃旗息鼓,带领军队仓促撤回国内,还随随便便地跟赵人讲和。这样一来,大王兴师远征,非但没有得到应得的土地,反而被已经垂危的赵国摆了一道,导致大王的霸王之业功亏一篑——我是该说他们蠢呢、还是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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