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的作品在大陆风行时，人手一本的，大多是盗版。1989年4月，三毛启程回大陆，此行的目的，既有回舟山老家扫墓，还有向出版社争取稿费的打算。
版权意识甚高的三毛先是到达香港，然后再飞往上海。第一站拜访的，是漫画家张乐平。按她的说法，“三毛”这个笔名，便是取自张乐平所创作的漫画《三毛流浪记》。
有说三毛的自杀与创作有关，其作品更多的，只是想告诉别人她活得很出色。曾任台湾《中国时报》副总编辑兼小说家的季季，就曾说过，“三毛的作品里是一种自我幻化”。
某些评论中，认为三毛的作品有意无意地展示出的爱情，看似是对自己相貌平平透出的自信，实则是在刻意营造被爱者的人设，彷如孔乙己在柜台上排出他的九文大钱云云。不过，爱与被爱只有亲历者体会最深，也最有发言权，这般评论倒是有点儿不太厚道。
三毛自杀后，有两人分别收到了她的来信，一是她在大陆的代理人，另一个则是大陆作家贾平凹。彼时，书信往来总得耗上点时间，贾平凹收到信时，三毛已去世十二天。
1990年，三毛在杭州与大陆同行见面时，言谈中对贾平凹的作品给予极高的评价。当时她就委托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说自己到了西安后，希望与贾平凹会面。并且，还托带去自己的名片，向贾平凹索书。
贾平凹得知后，当即就给三毛寄去了三本书。仅过了几个月，三毛在家中自杀。贾平凹还曾自责： “三毛可能没收到我的书和信，若是收到了，说不定就不自杀了。” 随后，这位陕西文坛的巨头写下了“哭三毛”一文，以作追忆。
三毛自杀的消息传出后，公众在震惊之余更多的是不理解。甚至于，在古继堂先生的《评说三毛》一书里，就曾对“三毛自杀”一说提出了五点质疑。
一是如果三毛真的决意自杀，为什么还要到医院治病；二是三毛有过三次自杀未遂的历史，事后总能乐观面对；三是当时的环境缺乏自杀的氛围；四是自杀的方式不足以毙命；五是三毛曾说过，有责任的人没有死亡的权利。
不过，这种质疑仅是主观上的推测。以三毛的影响力，事件发生后，若对死因或某一事实存疑，侦办机构也必然多方收集证据并进行各种的推断，可最后终究还得以证据说话，如案件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也只能遵循刑事上的“疑罪从无”原则。
医学角度上，自杀成因包括五大因素，而起主导作用的，是自身因素。毕竟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其选择权却在个人。三毛自杀的原因，从她的言行上看，放不下丈夫荷西并非是主因。
丈夫去世任谁都会难过，但是否就是三毛自杀的原因却是未必。三毛在《三死鸟》一文中写道： “虽然预知死亡是我喜欢的一种生命结束的方式，可是我仍然不能死，在这个世界上有三个与我个人存亡牢牢相连的人，那便是我的父亲、母亲还有荷西。如果世界上有他们活着一日，我便不可以死……”。
虽然丈夫已离去，可父母尚在。此外，三毛还曾对外提及自己日后的计划，要找一个大陆丈夫，主要在大陆度过。而在给贾平凹的信中，还作出了约定，“如果身体不那么累，也许四、五月可以来西安看您。” 这时的三毛，显然早已从丧夫之痛中走了出来。
三毛的死因，更像是生活中工作上的各种不如意和自身疾病累积到一定程度后的突然放弃。1989年，三毛不慎从楼梯摔下来，断了四根肋骨，而断骨还刺入肺部，手术后没多久，她便跑到西藏。身体本就虚弱，加上高原反应，被迫住进了拉萨医院。
著名音乐家王洛宾，曾猜测三毛的自杀可能跟她创作上的枯竭有关。这也说不通，三毛去世时正当红，两岸三地有无数的粉丝，即便创作枯竭，她仍有许多未了的心愿、承诺需要完成。
三毛去世前，她创作的《滚滚红尘》获得台湾金马奖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等八项大奖。但不可思议的，是三毛作为编剧却未能获奖。这次打击，虽不至于是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但至少该是自杀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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