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灶（笔记体·黎民外史）

 

　　　　　　　　　　　　　　　　　　　　　　　　　　换　灶

　　　　　　　　　　　　　　　　　　　　　　　（笔记体·黎民外史）

　　　　　　　　　　　　　　　　　　　　　　　　作者：苏宛一线

　　三十多年后，我已经从学校退休，赋闲在家，但仍然忘不了那一语成谶的“换灶”说。这一换，虽然改变了我的命运，但也就此把我塑造成了教书匠。尽管我不断努力，可过低的起点和不善于利用关系，最终也只能以普通教师的身份离开岗位。如果不是那些功成名就的学生常常来看我，我都不知道自己这一生曾经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一切，都拜那“换灶”所赐！

　　七十年代末的一个初秋，那天正好是白露，阴沉沉的天空下，北风很小但有些阴冷，沾着轻霜的枯草铺满公路边儿和田间地头，到处一片萧索。远处的乱坟岗上，几只乌鸦正凄厉地叫着。我拉着架子车，带着简单的行李和几捆书本，顺着由沙土和碎石子铺成的坑洼不平、弯弯曲曲的公路，慢悠悠地朝樊集方向走去。

　　我的心情就像这颠簸的车子，七上八下，无法平静。村里人见了就说，“你是咱们村的骄傲，是第一个考上师范、吃上卡片粮的好小伙。”“你终于离开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将来轻轻松松教个书，真让人羡慕！”可是，我却无法高兴起来，心里像垒起一堵墙，憋闷得难受极了。我虽然不得不来师范报到，但却难以挪动脚步，恨不得调头回家。我知道回家不是选项，只能硬着头皮去报到，否则就前功尽弃了。想到这里，那些年经历事情都浮现在我的眼前，仿佛做了一场梦。

　　七六年，我高中毕业后带着无尽的失落感回到魏家庄，开始像父辈一样，当一个农民。因为我毕竟是村上少有的高中生，村里就让我当了棉花技术员，整天和农药打交道，身上不知残留了多少农药。可是，我算什么高中生呢？那时候的义务教育实行的是“五二二制”，小学五年，初中和高中都是两年。虽经过七十年代初的教育回潮，但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突然展开，教育改革止步不前，已经无法恢复到文革前的水平。教材单薄，内容陈旧，知识浮浅，还充斥着很多空洞的标语口号式的东西，学生基本上学不到什么，上高中上大学，都是靠推荐的。初中毕业那年，我和邻村的王玉莲因为学业成绩比较好，被推荐上二高中，并且通过了乡里的政审，只等录取通知书一到，就去二中报到上学。可是左等右等，一直等到秋季开学，一打听才知道，我的指标被支书的内弟占去了。失望、争吵、痛哭，都无济于事，我们一个家徒四壁的穷苦人家，抗衡不了支书的权势，只得认输，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舅爷家的表姑在丁屯学校教书，她们那里刚刚办了戴帽高中。得知我没有上高中的消息，她专程来叫我去那里上高中。所谓戴帽高中，就是在初中上面办高中班，以满足越来越多的初中毕业生上高中的需要。这样的高中自然不够正规，教学的都是初中教师拔高使用，甚至一些老师自己都没有上过高中。可是不管怎样说，那也是高中啊。别无选择之下，我只好跟着表姑去丁屯上高中，这已经比别的同学晚到了半个月。那时候时兴学工学农，我们就开设了开拖拉机、做复合肥的课，一周之内，有三个下午都是这种课程，常常一身灰一身泥，文化课有一搭没一搭地上着，高中不像高中、农校不像农校，真是二五两耽搁！高一刚结束，我就央人托己，争取转学到二中。秋季到二中，我被分到理工一班，开始正儿八经的文化课学习。既然是理工班，自然要学工，我们每周都要到校办工厂学习翻砂工的技术，每学期还要两次拉着架子车，把粪送到五十里之外的樊集，那里有我们学校的实验田。我们闹不明白，学校的实验田为什么要弄在那么远的地方。一学年一晃而过，我高中毕业了。可是，我算什么高中生呢，除了学会劳动之外，基本上没学到什么知识！

　　七七年高考恢复时，已经是秋天，当年年底那次高考我没赶上，就是赶上，也是考不上的，因为文化底子太薄了。七八年春天，我回到二中复习，不足半年的工夫就参加了高考，结果因为英语只得了30分，拖了总成绩的后腿，只能名落孙山。舅舅看我考学不成，就劝我跟着他学修自行车。他说，只要你好好干，我给你置一套工具，再帮你说个媳妇就行了；人嘛，一辈子不就这么回事儿。暑假里，我一直跟他在修自行车。母亲得知我要当修车工，气咻咻地找到店里，和舅舅大吵了一架，非要我回二中复习不可。母亲告诉我，我舅舅当年因为贪图山羊很值钱，竟然辞去文教助理的公职，开始贩羊，并做起了其他生意。本来生意做得不错，也挣了一些钱，结果被当作投机倒把给整了。无奈之下，他只好开了修车门市部。因为辞职的事儿，我外爷好些年都不搭理他。我母亲苦口婆心地给我说：“你要想出人头地，唯一的出路就是考学。我就是苦死累死，也要把你供上大学！”于是，我整理了书本和学习用具，准备秋季一开学，就回学校复习。

　　事有凑巧，天不灭曹。在我要回学校复习的前一天，听说教育局调集精干教师队伍，在樊集办了复读学校，我应该到那里去复习。可是，我家里有个患肺结核的伯父和不到学龄的妹妹，生产队的一切重活累活，养牛犁地、收麦种秋，我母亲都干，结果也只能每天挣七个工分，一季下来，只能分到几十斤粮食，不到一百块钱，除了日常的开销，什么也剩不下，还要靠自留地产的粗粮维持生计。我现在要到樊集去复习，不但帮不到母亲，还要花钱吃粮，家里根本拿不出来，我愁得团团转。舅舅自然知道我的家境，知道我决心已下，就瞒着家人，给了我一百块钱，本家叔叔又给了一袋小麦，我又从家里带点苞谷、红薯，就和两个同学一起到了樊集复读学校。

　　复读学校就设在原来的农校里，和新开设的师范学校在一起。解放初，作为农业大县，县政府在樊集办了农校，培养了不少农业人才。到七十年代中期，农校已经败落，变得不死不活，一干人干等在那里干熬，等着学校解散。随着高考恢复，县上在这里办起了师范。我们去时，第一届师范的学生已经进入二年级学习。复读班和师范共处在一个大院落里，所有房屋全是屋架房，而且年久失修。中间一条不宽的院内道路把两个单位隔开，他们教室在西边，我们教室在东边。在西边靠近院墙的地方是师范的寝室，寝室前面是他们的餐厅。这个大院子是岗坡地，师范餐厅以北在高岗上，我们的寝室和餐厅，都在落下去有一层半房屋的坡下边，据说是农校的草料房和牛屋改造而成的。樊集的土地是黄泥地，到处都有成堆的料礓石，仅有的那几条小路，因为没有硬化，已经被黄土覆盖。一有雨水，到处泥泞不堪，鞋上沾的都是不容易刮掉的泥巴。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怀揣着鲤鱼跳龙门的梦想，熬了将近一年。

　　我停下车子，抬头望了望，发觉离樊集街还有很远，还看不到师范的影子。因为师范并不靠近公路，需要沿着樊集街东边的一条道路，向北走过两道岗，第三道岗上才是师范的所在地。我在复读学校改学了理科，因为理科不考英语。在复读班上，我和邓稼辛、匡英铭、杜志坚常常在一起讨论、演算，共同熬过好多个通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一天晚上，我们十一点从教室里出来往寝室去。走到两个学生灶之间的斜坡上，邓稼辛忽然憨厚地笑着说：“魏仁学，如果我们能够从岗下的食堂换到岗上的食堂，我就满足了！”匡英铭执拗地说：“我才不呢。奋斗一年，就这点儿志气。我希望考到省外的大学去。”杜志坚油腔滑调地说：“嗨，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为了拿到卡片粮，先换换灶，有何不可——我同意了！”我性格有些内敛，听着他们的话，一直沉默不语，心里却说，换什么灶，凭我的努力，说什么都要考到大学里去，谁去上这个小中专！

　　然而——然而——然而，我却真成为换灶的人之一，真是造化弄人啊。在复读班上，我应该算是相当努力的一个。每天三顿饭，我都是在同学们吃完之后才去的，经常吃的凉饭凉菜，而那所谓的菜，无非就是咸菜、炒萝卜丝或是水煮白菜，吃肉是想想都奢侈的事儿。那将近一年，我瘦了六斤，黑干糙瘦的，还落下了久治不愈的胃溃疡。在每次考试中，我和匡英铭轮流得第一，可以说是并驾齐驱，是班主任刘老师最器重的学生。其实在我们班上，也有被家长逼着来的，他们自己都不抱什么希望，只是混日子罢了。来自城里的两个男生，整天只顾追女同学，成为班上最活跃也最被议论的对象。他们越是这样，越是激起我们的斗志，默默地把自己的理想拔了又拔，希望我们成为一飞冲天的文曲星。

　　在这时不我待的日子里，时间过得飞快，眼看离高考只有十来天了，我却因为淋雨突发高烧，得了重感冒和扁桃腺炎。在樊集卫生所打针吃药都不管用，只得抱病回到城边我舅舅那里，在他朋友的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直到高考前一天才有所好转，身体还没有恢复到正常状态，头还有些疼，晕晕怔怔的。第二天考试时，又赶上大暴雨。我们考试的城关一小教室里，因为文革时挖堂土当肥料，地面沉下去有一尺多深，屋里灌了一屋子水。我们考试时，只得在桌子、凳子下都垫着砖头，将将就就考试完了。我心有余悸地想：“今年应该没事吧？”成绩出来之后，得知自己过了本科线十多分，询问高招办的领导，他们说我报考的南京冶金工业学院肯定能够录取。

　　感念舅舅对我求学的支持，我继续在他那里帮着修车，每天都到高招办去看榜。一天天过去，就是见不到我的名字。情急之下，我找到高招办的潘主任，他说你那成绩肯定会给你个学校上的，等着吧。结果等到最后，接到的是我县师范的录取通知书！在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刹那，我头脑轰地一下炸开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录到师范来了？委屈的眼泪唰唰地往下淌，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一晚，我彻夜未眠，正瞪着眼睛看着房顶，像要把它看穿一样，想找到问题的答案。

　　想到这里，我实在不想往师范学校去了，恨不得找个地来缝钻进去。实在羞于见到我那熟悉的老师，不敢看那最想摆脱的环境。我在路边停下车子，手扶着车把愣愣的站在那里。这时候，一台东风牌货车停在我的面前，从车上走下了一位中年人。我忍不住抬头一看，啊，原来是正梁二哥！二哥是我的一位堂兄，先在农校现在在师范开车。我强忍着心中的委屈，僵硬地露出笑来：“二哥好！”当他知道我是去师范报到上学时，高兴地说“好好好，咱们兄弟又能在一起了。”说着，他帮我把行李、书本拿上了车，我们又一块儿把架子车抬了上去。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一同向师范学校驶去。报到时，我见到了一同在这里复习过的庄则轩，他也是来报到的，感到十分意外。因为他的学习很一般，老师估计他今年没戏。后来我才知道，他有一个当县上领导的亲戚，以低于分数线好几分的成绩，开后门进来了。我就想到，难道我是因为没有找关系才导致这样的结果吗？我百思不得其解。

　　唉，现在想来，都是自己大意造成的。在高考体检时，查出我是红绿色盲。我为此专门查阅了教育部的相关规定，说是色盲允许报理工机械类的专业。因为我心有不甘，曾经打电话咨询了南京的那所高校，他们说我报的专业属于有色金属，原则上是不能录取的！不过，我倒是听人说，如果有特别的关系通融一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不但不懂得这些，而且自己一头耙缨子，土老帽一个，根本没有渠道去通融，命该如此罢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求学的悲情在回忆中仍然是挥之不去的伤痛。如果不是自己努力，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了本科文凭，如果不是县里选调教师，自己根本进不了城，可能一辈子爬在挨着湖北那个乡的小学里终老一生了！一阵手机铃声打断了我的回忆。原来，我的几位在外地工作的学生得知我已经退休，就专程赶回来，晚上要和我聚一聚。接罢电话，这些学生的样子一一出现在我的眼前，他们上学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恍若昨日。我会心地笑着，落寞的心里得到了些许安慰。

　　　　　　　　　　　　　　　　　　　　　　　　　　　　　　　　　　　　　　　2018.12.06初稿

　　　　　　　　　　　　　　　　　　　　　　　　　　　　　　　　　　　　　　　2018.12.10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