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改编是在选题上下功夫。从一开始就寻找为电影写的小说，或者有强烈电影感的小说。从一开始就特别适合改编成电影，比如著名的教父。
小说《教父》于1969年出版，半个多世纪以来已被翻译成37种语言。它被称为世界上最畅销的小说之一。1972年，《教父》被搬上大银幕，成为当年奥斯卡最大赢家。同时获得最佳男主角、最佳影片、最佳改编剧本。2007年，《教父》被美国电影协会评为百部百部电影第二名。第一名是《公民凯恩》。这部《公民凯恩》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具有很强的开拓意义，被业界普遍认为是现代好莱坞的起点。这个纪念意义在于。所以下一部电影再好，排名也不可能超过它。就像冠军泰森评价上一代冠军阿里一样。泰森说阿里是第一人，绝对的第一人，大家都知道没有可比性。《公民凯恩》感觉有点像这样。所以，一直以来，影迷中有一种说法，不管有什么特殊意义，《教父》都是史上最伟大的电影。
那么，为什么《教父》的改编如此成功呢？部分是因为，一开始，小说《教父》是为电影写的。《教父》的小说作者马里奥·普佐(Mario puzo)嗜赌成性，欠下一大笔赌债。无奈之下，我决定写小说，卖给电影公司，赚稿费还债。于是，他找到派拉蒙影业，写了一个故事大纲。然而，派拉蒙的高管们对此并不重视。他们只是给了普佐一笔预付款，让他先把小说写好，然后再说别的。没错，这部小说就是后来的教父。小说写完，火的一塌糊涂，派拉蒙才意识到自己找到了宝藏，赶紧赶去拍电影。
从一开始，《教父》就是为电影写的小说。它的故事体量、表现手法、台词设计都非常适合拍电影。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美国恐怖小说大师斯蒂芬·金，他的大部分小说都是用电影的方式写的，非常适合翻拍。比如《肖申克的救赎》《闪灵》《绿中奇迹》等获奖电影，都是直接改编自他的小说。再比如《鬼吹灯》的镜头感非常好。要想拍出好的翻拍，第一步就是选对素材。
不过也有例外，就是改编的名气大于原作者。然后就可以放开改编了。从原作者到观众，谁也挑不出毛病。比如最早的电影《傲慢与偏见》，就是《美丽新世界》的作者赫胥黎写的。他的名气不亚于简·奥斯汀。我们在改编剧本的时候，完全没有注意到另一面，就把电影改成了另一个故事。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
选好合适的题材后，能放心改编吗？不一定。你还是要过原来的粉丝关。怎么会？与其等片子出来，不如把这个原创粉丝检查的环节提前。这是近年来制作方常用的选角模式。也是第二种适应模式，即在拍摄过程中，公开选角过程，邀请原著粉丝投票。比如《哈利波特》就特别擅长这方面。直到现在，网上还有人转发当年选角的视频。
但是，无论是精心的选材，还是开放的选角，这些都是为了更好的呈现原著。但在IP改编的情况下，其实还有一种更极端的做法，就是你可以让原IP在另一个维度完成价值重构。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比如大家都看过86版的西游记。
86版西游记到底有多火？首播时，收视率高达90%。在接下来的30年里，它被重播了3000多次，这个数字甚至申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你是怎么做到的？一个叫白慧媛的文学研究者曾经研究过，因为86版的《西游记》强化了观众对祖国山河的认同。86版西游记是实时拍摄的。据导演杨洁说，她拍照时总是站在祖国的高度来选景。剧组几乎走遍了中国的主要景点。云南石林拍摄五行山，四川九寨沟、都江堰拍摄盘丝洞。86版西游记主要突出了“游”字，而弱化了原著中的“斗”。在那个旅游还不普及的年代，很多人对祖国山河整体感情的建立，其实与这部86版的《西游记》有关。
这是另一种适应的境界，你可以跳出原著的精神主题，在另一个维度实现一种价值重构。都说一部小说或者电影，就算再出名，也只有少数人看过。从这个角度来说，只要你创造了新的价值，改编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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