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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在浔阳楼题了反诗，被黄文炳撞见，向蔡九知府打了小报告。蔡九知府听说是一个刺配的囚徒，便不放在心上。黄文炳提醒道：“相公不可小觑了他。恰才相公所言尊府恩相家书说小儿谣言，正应在本人身上。”知府道：“何以见得？”黄文炳道：“‘耗国因家木’，耗散国家钱粮的人，必是‘家’头着个‘木’字，明明是个‘宋’字；第二句‘刀兵点水工’，兴起刀兵之人，水边着个‘工’字，明是个‘江’字。这个人姓宋，名江，又作下反诗。”知府又问道：“何谓‘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黄文炳答道：“或是六六之年，或是六六之数；‘播乱在山东’，今郓城县正是山东地方。这四句谣言，已都应了。”
如果不是因为这首童谣，蔡九也不会把宋江放在心上。正是因为这首童谣，蔡九知府坐实了宋江的反罪。这罪名非轻，杀人不过偿命，造反是要株连九族的。那么，到底是谁捏造出这首童谣陷害宋江呢？这么干的人，要么是和宋江有着深仇大恨；要么就是别有所图。
书中介绍宋江仗义疏财，人称及时雨，常济危扶困。这样一个大好人，谁会和他有如此深仇大恨？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呢？
怀着报仇的目的而陷害宋江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宋江曾经的同事张文远。宋江怒杀阎婆惜之后，恼坏了张文远。这张文远是个酒色之徒，这也说明了一个道理，贪恋酒色之人大抵是不可交的，张三便是这样的人：
当下转上押司张文远来，见说阎婆告宋江杀了他女儿，“正是我的表子”。随即取了各人口词，就替阎婆写了状子，叠了一宗案。
知县和朱、雷二都头偏袒宋江，不予捉拿。阎婆并没有纠缠不休，倒是这个张文远几次三番要知县派人捉拿宋太公抵罪：“犯人宋江逃去，他父亲宋太公并兄弟宋清，现在宋家村居住，可以勾追到官，责限比捕，跟寻宋江到官理问。”
朱仝、雷横来到宋太公庄上，并没有捉拿宋太公抵罪，只是抄了宋太公把宋江出籍的执凭公文，便回到县衙复命。张三仍然不依不饶，非要捉拿宋江抵罪。
那张三又挑唆阎婆去厅上披头散发来告道：“宋江实是宋清隐藏在家，不令出官。相公如何不与老身做主去拿宋江？”
知县喝道：“他父亲已自三年前告了他忤逆在官，出了他籍，现有执凭公文存照，如何拿得他父亲兄弟来比捕？”
知县有意出脱宋江。张文远为了给阎婆惜报仇，不惜得罪顶头上司，还威胁道：“相公不与他行移拿人时，这阎婆上司去告状，倒是利害。倘或来提问时，小吏难去回话。”
当然，宋江最后还是逍遥法外了。在这个黑白两道通吃，在郓城县只手遮天的呼保义宋江面前，阎婆惜、张文远就是一个小屁民。
先不论张文远的品德如何，他对阎婆惜这份感情还是挺深的，还算有情有义，为阎婆惜报仇，不惜得罪上司。
宋江跑路了，案子不了了之。阎婆得了钱财，可以去养老院，也可以学王婆开茶馆，保媒拉纤。张文远的日子怕不会好过，即使知县相公不会明目张胆地为难他，朱仝、雷横也不会轻刁难他的。张文远后来也一直没有出现，估计是在郓城县衙混不下去了，跑路到东京，举目无亲，举步维艰，孤苦伶仃，凄凄惨惨戚戚，又回忆起当初和阎婆惜在一起的美好时光，自然心生怨恨，就要搬弄是非，编造了这首童谣，非要置宋江于死地。
编造童谣的另外一种可能是吴用这个坏到了家的家伙干的。宋江被刺配江州，途经梁山泊，晁盖力主让出梁山寨主之位给宋江。宋江却执意要去江州，不愿梁山落草，指望着日后朝廷大赦，再重走仕途之路。他这份心思，晁盖是不明白的，吴用却一清二楚。宋江也这样说：“只有先生最知宋江的意。”
宋江不肯上山，怎么办？难不倒吴用，这家伙馊主意有都是，便找人去东京编造了这首童谣，断了宋江的归路。编造童谣是在宋江题反诗之前，因此，即使宋江在江州老老实实服刑，也一样会被处死的。
吴用为何要逼宋江上梁山落草？因为他对晁盖领导的梁山是没有信心的。晁盖只知道带领众弟兄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刘唐、阮氏三雄很开心过这样的日子，但是这些并不是吴用这个落魄的知识分子所要的生活。而在宋江的身上，吴用看到了梁山的出路，因此，才不择手段逼宋江上山，又不择手段帮助宋江夺取梁山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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