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在中国屏风上》是毛姆为数不多的游记之一，也是一本让我一见钟情的作品。毛姆以独特的视角，从一本游记出发，带我们重新认识二十世纪初的旧中国许多的人和事。
音频选自喜马拉雅，虽然朗诵者咬字不是很标准，但款款道来，别有一番感觉，是非常独特优雅的朗读。
53.老船长
船长大都是些非常沉闷的人。
他们的话题不外乎运费、货物什么的。他们对停泊港口的了解也只限于他们的代理人办公室、海员酒吧和妓院。
他们和大海的亲密关系赋予他们以浪漫色彩，但他们却把这种浪漫归于未出过海的人的想象。
对他们来说，大海是谋生的手段，他们了解大海，一如火车司机了解他的机车，就此而言，大海是枯燥无味的实用性场所。
他们是男人，是眼界狭窄的工人，他们大多没受过什么教育，文化程度不高；他们全都一个类型，既没有辨别力，也缺乏想象力。
他们直率、勇敢、诚实和可靠，坚定不移地遵循不变的规则。他们形象鲜明：他们置身于环境之中，犹如三维图像中的物体，你可以看见他们周围的一切。他们以显著的特征将自身凸显出来。
但没有人比布兹船长更不像这类人了。
他是长江上游一艘小汽轮的船长，因为我是他唯一的乘客，彼此在一起消磨了不少时间。
然而，虽然他善于交谈，甚至有些饶舌，但我看他好似雾里看花，他在我心里仍是模糊不清的。我想正是他的难以捉摸，才引发了我的想象。
他的外表当然毫无难解之谜。他是一个魁梧的人，身高六英尺两英寸，体格健壮，五官粗大，脸面红润和友善。他笑的时候露出一排好看的金牙。他头秃得厉害，脸上刮得净光；他有着两道我所见过的最为浓密、上翘的眉毛，下面是一双温和的蓝眼睛。
他是一个荷兰人，虽然他八岁就离开了荷兰，但他说话仍然带有家乡口音。他发不清“th”这个音，总是发成“d”音。
他的父亲是个渔夫，驾着他自己的纵帆船在须德海捕鱼，听说纽芬兰一带鱼类丰盛，就带上妻子和两个孩子远航渡过浩瀚的大西洋。
在那儿以及哈德孙湾待了几年之后——这几乎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他们又绕过合恩角去白令海峡。
他们捕猎海豹，直到法律介入以拯救这种濒临灭绝的海洋动物，那时，布兹已经是个男子汉，一个勇敢的男子汉，天晓得，他这儿那儿航行去了哪些地方，在不同的帆船上先是做三副，后来是二副。
他几乎一辈子都在航海，如今在一艘小轮船上，他不会感到自在的。
“只有在一艘帆船上你才安逸，”他说。“而开一条轮船，你怎么也不舒服。”
他曾沿着整个南美海岸寻找硝酸盐，之后去了非洲西海岸，后来又到美洲，在缅因湾捕鳕鱼，这之后随咸鱼货船去了西班牙和葡萄牙。
在马尼拉小旅馆的一个熟人建议他去中国海关试试。他到了香港，在那里被录用当了一名海关检查员，不久被任命为一艘小火轮的船长。
有三年时间他缉查鸦片走私船，之后，他攒了一小笔钱，给自己造了一条四十五吨的纵帆船，他决心去白令海峡，再试试海豹捕猎的运气。
“但我猜想我的船员吓坏了。”他说。“我去上海时，他们就溜走了，我又找不到别的人，这样，我就只好把船卖了，随后搭船去了温哥华。”
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大海。他遇见一个推销干草叉专利的人，就答应去美国推销这种专利。
对一个水手而言，这确是一项古怪的职业，然而，他干得并不成功，因为在盐湖城，雇用他的那家公司破产了，他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
他稀里糊涂地又回到温哥华，但他有心过岸上生活了，就在一家房地产中介所找了份工作。他的职责是带客户看他们要买的地产，如果他们不满意，他就进行劝说，不让他们后悔所做的交易。
“我们卖给一个家伙山坡上的一块农场，”他回忆说，蓝眼睛一闪一闪的。“因为坡很陡，那里所有的鸡都是一只腿长一只腿短。”
五年后，他又想着返回中国。
他不费事地找了个工作，在一艘向西航行的船上做船员，很快他又重操旧业了。
自那以后，他走过中国的大部分航线，从海参崴到上海，从厦门到马尼拉，也在中国所有的大江大河上开过船；他从轮船的二副升为大副，最后在中国船主的船上做船长。
他也乐于谈他的未来计划。他在中国待得够长了，他希望在加拿大的弗雷泽河边有个农场。他会给自己造一条船，捕一点鱼，如大马哈鱼和比目鱼什么的。
“该是安顿下来的时候了，”他说。“我航海有五十三个年头了。我也奇怪怎么还会做一点造船之类的事。我不是一个盯住一件事不放的人。”
他说得在理，变动不居的生活本身就造成了他性格的犹豫不决。
他身上就有一种流动性，以至你不知道该在哪儿抓住他。他让你想起一幅日本版画中的烟雨蒙蒙的景色，那种意境，只可意会无法言传。他有一种特别的文雅，那是你在粗鲁的老水手身上找不到的。
“我不想冒犯什么人。”他说。“待人友善，这是我试着去做的。要是什么人不愿按你要求的去做，就平心静气地说服他们。没有必要发脾气。尽可能好言相劝。”
和中国人相处，这样一个原则并不常见，我也不知道这是否起作用，因为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后，他回到船舱，摆摆手说：
“我真是拿他们没办法。他们不讲理。”
这时，他的温和显得很像是软弱。但他不是傻瓜。他有一种幽默感。
航行到一个地方，我们的船吃水超过七英尺，因为这儿是这条河最浅的地段，勉强够到吃水深度，航行比较危险，港务当局扣下我们的证件，要我们卸掉部分货物。
这是这条船的最后一段航程，它装载的是给驻扎在下游几天水路才能到的军队的军饷。军事长官不让船只启航，除非带上作为军饷的银元。
“我想我得按你说的做。”布兹船长对港务长说。
“等我见到船在吃水五英尺上，你才能拿到你的证件。”港务长回答。
“我会让人卸掉一些银元。”
他带港务长上岸到海关俱乐部，要了酒水，边喝边等着卸货。他们在一起喝了四个小时，当他回船上来时，走得和去时一样稳当。但港务长醉了。
“啊，我看见吃水标尺下去两英尺了。”布兹船长说。“这就行了。”
港务长看看船舷一侧的数字，认定五英尺的吃水标尺露出了水面。
“那好吧。”他说。“现在你可以走了。”
“我这就开船。”船长说。
其实没有一磅的货物被拿掉，但一个精明的中国人灵巧地重新刷了标尺的数字。
这之后，桀骜不驯的大兵觊觎船上的银元，设法不让我们离开沿河的一个城市，这时，他显示了一种值得称道的坚定。他平和的脾性受到考验，他说：
“没有人能让我待在我不想待的地方。我是这条船的船长，该是我来下命令。我得开船了。”
心神不安的买办说如果我们硬要开船军队会开枪的。一个军官下了道命令，士兵们跪下一条腿，端起枪来。布兹船长看着他们。
“放下防弹网来，”他说，“我告诉你我要开船了，让中国大兵见鬼去吧。”
他下令起锚，这时军官下令开枪。布兹船长站在驾驶室，真是一个有些奇异的形象，穿着老式的天蓝色紧身上衣，红红的脸膛和强壮的身躯，看去就像常见的闲荡在格里姆斯比码头的那些老渔夫。
这时他摇了摇铃，我们的船在噼噼啪啪的枪声中慢慢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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