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8个月，开始他的人生故事

所谓“大时代”没有走远，小人物的身世，总会折射一点反光。      ——题记

匆匆赶来重庆南坪，送表弟人生最后一程。这一天两年前就埋下了伏笔，那时表弟已被查出是肝癌晚期。

春节前我去看过他一次，瘦人再瘦就脱形了，但他状态还不错，他拉了拉我的手，手还温暖。表弟最后时刻住的医院，原来是他们厂里的附属医院，几十年的老厂，大家都很熟悉，所以能有一个小小的单人病房。弟媳就在角落搭个小床陪夜。

我下飞机10点多直奔灵堂。还是那家医院，前面的操场角落里搭起了一个大棚，里面挂满挽联，因为太多，都简化成只有署名的白色纸条。最里面的灵/你柩前，供着表弟的照片，显然是20多岁的照片，还透着稚气。凭吊人群敬香烧纸，哀乐放得很轻，更多人是在灵堂里搓麻打牌，饮酒谈天，但没有喧哗，他们都是亲朋好友、同事同学，甚至是儿子的小伙伴们。这已是连续两天的通宵达旦，据说白天这里更是川流不息。

出生8个月，开始他的人生故事

重庆本地的风俗是越热闹越好。达观贵人身后，靠排场彰显在世时的实力；普通百姓走后，多少人愿意陪你，体现你生前做人。排场和评价无关，陪伴却充满了温情和敬意。家人说，性格内向的表弟，平时乐意帮人，有着川人的好爽，这个代价之一就是平时抽烟喝酒很多，也为肝病埋下隐患。

次日葬礼过后，站在表弟家的阳台，手心里仿佛还有他最后拉手的体温，但见下面天桥路口车来车往，人们行色匆匆，和表弟在一起的情景一直在脑海里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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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江中，我在江尾

表弟比我小几岁，我们都出生在上海，但他在长江中上游重庆生活和工作，青少年时代更是在遥远的青川长大（四川和甘肃的交界处），而我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上海。这种生活轨迹的差别，也是那个特殊时代所赐。

那个年代上海的每家每户都有人去插队落户（去农村牧区）、支内支边（去三线企业），所谓三线建设，是当年越穷越备战，特别是中苏交恶之后，老担心别人打进来，所以把一些重要的军工、科技和装备企业搬迁至深山沟里，有“靠山、分散、隐蔽”的要求，就是越偏越好。1964年包括四川、贵州在内中西部13个省开始建三线企业，牵动的是千家万户，虽然是敲锣打鼓送上火车，但是没有人心里愿意背井离乡。

在那些个浪潮的裹挟中，我们家的长辈陆陆续续踏上北上、南下的火车。我的外公家是个大家庭，我妈是大家庭的长女，她有若干弟妹—我的舅舅和阿姨们，大舅当兵、小舅插队，最早去支内的就是表弟的妈妈（我妈的大妹），1964年，从上海静安区爱国中学毕业被分配至山西太原，单位后迁至四川省青川县，那是隶属四机部（电子工业部）的某军工电子器件工厂，典型的大三线企业。

我爸后来也南下江西老区吉安支内，虽然他是独子，膝下还有老婆和三个儿子。妈妈要上班没法照顾儿子，我就随着外公外婆生活。那是1969年的一个夏天，大大阿姨（我称呼表弟的母亲，我有三个阿姨，大大、大、小阿姨。）回沪在泰兴路的外婆外公家做月子，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天下午大大阿姨招呼我去房间，她把多出的奶水给我喝了一碗，我后来一直觉得是表弟胃口小，而不是阿姨奶水多，否则长大以后的表弟为何一直很瘦弱，像他瘦高个的爸爸。

出生8个月，开始他的人生故事

婴儿丧母

我和表弟的交集从那一个下午变得特别了。喝过一个妈妈的奶水。但是这位妈妈8个月之后，就在青川的山沟里翻车遇难，

偏僻的青川，厂区通往省会的公路是如此的不堪，厚及膝盖的淤泥，使解放牌卡车跑偏，车身压在她的肚子上，当场身亡，那年她才26岁，有说法肚子已经有了小宝宝。

车祸来得很突然，当时车上的另一位女士毫发无伤，至今活得很好，后来还原的一种说法是，那天阿姨匆忙赶去城里的原因，是供销社来了“的确良”布料，她求布心切。那是一种70年代开始风靡的化纤衣料，原来棉布后处理工艺不行，容易缩水，洗涤后需要熨烫，而“的确良”挺刮、免皱，易打理，但是穿着很不透气。

“的确良”贵，有布票也不容易买到。我大概在5、6年后的夏天才有机会享受到这种时尚，第一件浅蓝的确良衬衣是小舅亲自缝制的，穿前晚把新衣放置床头好生激动。

我们大概能猜到年轻的阿姨，虽为人母，那不变的爱美心情。山沟里一位上海女生超前的爱美行为，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那是1970年的春天。

外公的决定

外公外婆从上海翻山越岭赶来料理女儿后事，每想到4年之后外婆生病去世，她又“重返”青川和女儿在墓地团聚。那时政治气氛浓厚，社会反对“封资修”，上海已没有普通人的墓地。1970年底，老党员外公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让最小的女儿——我的小姨去青川工作。

刚刚经历了所谓的上山下乡“一片红”，就是67、68、69年城市初、高中毕业生全部分配边疆或去农村插队落户，留在城里的，除几代独子、独女或残疾人、都要去，如果不去，学校、居委会、家长单位全部来做工作，再不去就要“办学习班”了。我深知外公的做法绝不是因为“觉悟”高，而是生怕自己小女儿去陌生之地插队，不如让她去姐姐工作过的地方更稳妥，毕竟是部属工厂。不巧的是，1970年上海应届毕业生全部留沪，不知道算不算是一场“人生踏空”。身在重庆，已经退休，生活美满的小姨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也是她自己的选择，那是恰逢招工，不是“顶替”，虽然不走能分配到上海工具厂，她说。但是我小时侯听说，为这事小姨其实对外公愤懑许久。

我们家最漂亮的小姨嫁给了一位憨厚、能干的中专生，出生在浙江的农家子弟。小姨夫后来做到了这家大企业的财务总监，一直是模范丈夫，不喜应酬，无论位重、权大，对老婆始终和声细语、家庭第一。我两个表妹也是孝女和顾家，她们结婚生子后，一个继续住家里，一个住同一小区，我每次到小姨家，非常享受一大家子天天三代同堂吃饭的温馨场景。中国城市社会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计划生育和房地产发展的催化，使大家庭消失殆尽，核心家庭（小家庭）为主的模式，父母即便在，也只是“住家保姆”，现在大家庭无关乎太多经济功能，更多是社会和心理的庇护所。

小姨对过去的“健忘”是对现实生活的满意，人生的喜剧也常常是因为时空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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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丧父

可能是母亲早逝，表弟小时候难得跟姨夫、姑妈来上海的时候，显得很孤僻，站在弄堂里不愿进门，我主动接近他的时候，他会很狂躁，有时甚至会向我们吐口水。等到很多年后，我们重逢聊起这些往事，他全然记不起来。表弟成为了一个瘦弱的中年男人，虽然还是能感到他的倔，但透着一丝温暖。

表弟的第二次打击是他11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因肝病去世。我是很晚才听说这个消息，那年我还在上海忙于考重点高中，人在青春期直到事业上站稳脚跟的一大段成长期，兴趣都在外部世界，很少会关注家里的事情，甚至不会去了解自己的父母，更不用说是亲戚。表弟是另一种迷糊，可能当时太小，父亲肝不好的现实并没让他在以后的生活中多加注意，前些年我偶然到重庆，一起吃饭时，他酒还是喝得不少。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里，酒精是社会关系的综合粘合剂，朋友多喝酒多，工作性质如果和销售搭边，喝得就更凶了。

失去父母的表弟，却没有失去父爱和母爱，他姑妈和姑妈膝下无子，从小带他，视如己出。姑妈和普通母亲一样，宠爱两代人，拉扯表弟长大后又带大表弟的儿子龙龙。姑父是位抗美援朝老兵，对表弟也是包容有加，最大的恼怒就是口头警告一句，“不要闹了”，便没了下文，后来表弟随姑父改了姓。

弟妹是青川人，在同一单位做会计，母亲是教师，她身上有着四川女子特有的贤惠和坚忍。表弟病重二个月，她每天去医院陪夜，只有早上匆匆回去料理家务。重庆办丧事也有奇怪的风俗，就是伴侣不能守灵，也不能去送别，难道是怕遗孀难过嘛？她想让人把老公最后的遗容拍下来，又不合惯例，最后只能作罢。那天她送我下楼，自己也一个人背着包离开了家，她说去妹妹家住些日子，风俗是第三天晚上家里要空着。

失踪的骨灰盒

我和表弟较多的交流还是2012年后，外公在上海去世，家里想起了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外公96岁寿终正寝，但是外婆是1974年去世，因为当时还是文革，家里合计下来，把她的骨灰盒送至青川和大大阿姨一起埋葬。阴阳相隔48年，两位老人身后团聚，需要去青川迁坟，把外婆的骨灰盒接回上海。这是一个合穴，外婆、阿姨安葬在一个水泥墓穴里，旁边是后来去世的“大大姨夫”墓穴。外婆魂归故里，表弟也需要把亲生父母迁葬青川本地的公墓。

2013年秋天我们从重庆出发，驱车300多公里奔赴青川，汶川地震之后，整个县城重建，那条让阿姨香消玉殒的烂泥路，终于修成一级公路。青川是汶川地震的核心地带之一，县城全部垮塌，死了5千人，但厂区的建筑非常紧固，保留完好。那时厂子大部分已在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开始陆续迁至重庆南岸，少部分车间运行，伤亡较小，但周边的山头地貌都有移位。我和小舅、小姨夫、及表妹夫随着表弟摸到山上，他手执一把砍刀，把前面挡路的荆棘和树丛拨开。外婆、阿姨所在墓穴前面的道路已经坍塌，墓穴外移到路边了。关键是，空荡荡的青川县城外扩的步伐还在加剧，推土机已经开到了山坡的一侧。也是刻不容缓，表弟通过弟媳妇家人联系了当地的法师，算好了第二年清明迁坟的大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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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2014年清明的凌晨3点，我们从厂区附近的酒店开车到山下，然后摸黑朝山上走。墓柩是小姨夫和表弟多年前用水泥砌的，坚固如常，还是已经破败不堪，心里是个未知数。当地法师例行的念念有词和手舞足蹈之后，赶来帮忙的本地民工们开凿墓穴。取出外婆的红木骨灰盒，虽然进水但完好依旧。大大阿姨当年是土葬的，她的骨骸被捡出重新包好。惊人的一幕发生了。紧贴的墓柩里空空如也，30多年前过世的表弟父亲，之后单独安葬的，骨灰盒已经不见踪影。

那一刻，表弟呆住了，他没有说话，惊诧的表情里又有些百思不得其解。最后用一张照片代表他父亲的灵柩被埋人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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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问过表弟的儿子龙龙，如何处理父亲的后事，他说父亲的遗愿是不留骨灰，或撒在海里，或找一棵树埋掉，他不想麻烦家人和后辈。我脑海里跳出了5年前青川迁坟时的那幕。表弟冥冥之中是在担心自己也会“失踪”嘛？我不清楚他是否最终知道了父亲骨灰的下落，比较确切的说法是，阿姨去世后姨夫再娶了一位脸上有麻点的女子，有过一个孩子，姨夫去世后几年，丧偶的女子也从青川调回老家安徽了，临走前她偷偷地跑上山抱走了骨灰，那也是一个可伶的女人。后来听说，表弟利用出差和那位同父异母的弟弟见了一面，他应该都知道了一切。

放心不下

表弟是个内向的人，在一起话很少，我和他不喝酒，所以话匣子更难打开。工作总有压力，家里总有纠结，传统中国男人的自尊，使得所有的事情似乎都郁结在那张有点苦哈哈的脸庞。

生病后他终于说了两件放心不下的事，一是姑妈，二是儿子。姑妈一直和他生活，但还有弟妹，还有姑妈的女儿会照顾；他更放心不下的儿子，却因为他的病，提前当家了。

病后，他儿子龙龙带着全家去海南逛了一圈。90后的龙龙和表弟小时候长得很像，还特别继承了在茫茫人海中偶遇贤惠老婆的能力。他初中时就认识了现在的女朋友，早恋必然影响成绩，女方父母气急败坏，龙龙和人家父母大吵一顿后，漂亮的女朋友还是不离不弃。为了照顾父亲，龙龙也是忙前忙后，女友一直陪伴左右。灵堂上，她和正式结婚的儿媳妇一样，伫立一旁或迎来送往。她是重庆女孩，家里很讲究老法。因为妈妈没法参与，这次守灵、出殡整个过程，用重庆的风俗操办，都是她和龙龙决定商量。

最后的时刻，小姨在弥留的表弟耳旁轻轻说，龙龙已经扯结婚证了，你可以走得放心了。据说，被晚期癌症折磨得痛不欲生的表弟，最后走得很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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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同月生的发小

葬礼后的答谢宴上，同桌有一位早生华发的陈先生，自述是表弟的发小，也是儿子龙龙的干爹。三线企业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在山沟里只能企业办社会，同事之间也有了多重的社会关系，甚至沾亲带故。厂区即社区，表弟去世后，厂居住区域便按惯例贴上了讣告，每位职工去世都会这样，死讯+生平。

我一直讨厌“单位”，它曾经是一个时代束缚人性自由的象征。但我父亲和外公去世时，葬礼上他们的老单位派出代表致悼词还是让我感动。要知道我外公已经退休了几十年，包括家人都不记得他具体做过什么，可是他还是“单位”的人，那份履历表，也许表达得方式很有“时代特征”，但一个可以承载和困扰个人历史的载体，挣脱出来，很久以后又感到到了它的温度，这或许是一代人的历史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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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和表弟有着相同的人生轨迹，同年同月生，他出生在四川泸州，表弟出生在上海，他们的父母都因为支援三线，被调到青川，所以小学和中学都是同学，表弟顶替退休的姑妈早两年进厂，陈先生技校毕业后也进厂，一起成为了同事。

他指着餐厅里中午匆匆赶来的同事同学、亲朋好友，感慨表弟人缘好，不是当官的，但帮过很多人，又是热心肠，大家自然记得你的好。据表侄统计，差不多有200多人前来吊唁，最后的答谢宴也有16桌，坐得满满当当。

川平表弟，你走得足矣心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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