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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第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
有“阳”就有“阴”，既有伦理道德，就有私心贪欲。这种“阴”也决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的。
针对文官的双重性格，需要给与物质上的报酬使他们乐于效劳，也要动员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根据伦理道德的观念尽忠国事。
假如我们的帝国真正能够实行法治，而继承皇位这个问题又由一个具有独立性的法庭来做出判决，那么皇帝委托律师根据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来作辩护，他是很有胜诉的可能的。
原因是开国之君主创建了本朝，同时也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而今天的文官却早已成熟，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做出强制性的仲裁。
这样的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
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
认为官员们应该过简单朴素的生活是万古不变的真理。从这种观念出发而组成的文官集团，是一个庞大无比的组织，在中央控制下既没有重点，也没有弹性，更谈不上具有随着形势发展而作调整的能力。
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箓。说得严重一点，后者已不是一种好现象，而是组织机构违反时代，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
文官的双重性格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报复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诩；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
皇帝是一种社会制度，他朱翊钧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但是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分属于文官。他不被允许能和他的臣僚一样，在阳之外存在着阴。他之被拘束是无限的，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
本朝的立国以伦理道德为根本，以文官集团为支柱，一切行政技术完全在平衡的状态里维持现状而产生。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在他（申时行）看来，以道德力量作为施政的根本，关键在于防止坏事发生，而不在于琐碎地去解决问题。
军事机构受文官控制不是没有理由的。边防需要作出全面计划和长久打算，动员的程度则既不可过低也不可过高。
申时行是一个敏感的人，他具有窥测旁人心情的能力。他办事的原则基于对本朝政治的深刻了解。在这种特殊的制度之下，人君和人臣务必互相迁就互相让步。倘不如是，一方面坚持大义所在，丝毫不放松，则只有逼使对方采取消极态度。
因为凡是一个人处于困境，他就不愿放弃任何足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即使这种可能性极为渺茫，没有根据，他也要把它作为自己精神上的依托。
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皇帝没有能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了活着的祖宗。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员
海瑞从政二十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自我牺牲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
海瑞的一生经历，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他（海瑞）当然是极端的廉洁，极端的诚实，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能就是极端的粗线条，极端的喜欢吹毛求疵。这样的人不会相信为人处世应该有阴阳的分别，他肯定会用自己古怪的标准要求部下和上司。对他该怎么分配呢？看来比较稳妥的办法是让他升官而不让他负实际的责任。
这情形是如此微妙，一年之前咩有人敢于非议这位朝廷上最正直的忠臣，一年之后他却成了众矢之的；一年之前文渊阁和吏部还因为海瑞的抗议，对他另眼相看，一年之后他们却建议皇帝让他去重新担任不负实际责任的官职。
以这种委婉的语句阳作同情、阴为责备的修辞方式，正是我们的文人所擅长的技巧。
对于张居正，批评者认为他峭刻、矫饰而自奉奢侈；对于海瑞，则称之为奇特、怪癖而执拗。批评者没有看到他们那种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即希望寻找出一种适当的方式，使帝国能纳入他们所涉及的政治规范之内。
在全国的广大农村中遏制了法制的成长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
俭朴本来是一种美德，然而在这种条件下提倡俭朴，充其量也不外是一种手段，意在使行政问题简化，以适应政府本身的低能。
剥削是一种社会现象，绵延数千里，代代相传，在当日则为文官集团家庭经济的基础。
他（海瑞）的政治生涯，已经充分表示了为人臣者尽忠之不易；而他的家庭经历，也恰恰说明了为人子者尽孝的艰难。
安贫乐道是君子的特征。家境的困窘过去既没有损害海瑞的节操，今天也决不会再会因之而改变他的人生观。
在君子的精神世界里，出仕做官仅仅是取得了为国家尽忠、为百姓办事的机会。
可见我们帝国的政治措施至此已和立法精神脱节，道德伦理是道德伦理，做事时则另有妙法。
我是子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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