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拍
第一章 万历皇帝
朝廷上的政事千头万绪，而其要点则不出于礼仪和人事两项。仅以礼仪而言，它体现了尊卑等级并维护了国家体制。
书籍既经皇帝接受并加乙览，就成为“钦定”，也就是全国唯一的标准。
这种珠帘（皇帝冕）是一种有趣的道具，它们在皇帝的眼前脑后来回晃动，使他极为不舒服，其目的就在于提醒他必须具有端庄的仪态，不能轻浮造次。
顺天府尹是北京最高的长官，他的任务则是播种。
（皇帝）他所需要尊重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张居正先生，另一个是“大伴”冯保。
皇帝一天要批阅二十至三十件本章。这些本章都写在一张长纸上，由左向右折为四页、八页、十二页不等，因而也简称为“折”。本章概括来说分为两种：其一，各衙门以本衙门名义呈送的称为“题本”。其二，京官以个人名义呈送的称为“奏本”。
“知道了”实际的意义是对本章的建议并未接受，但也不必对建议者给与斥责。
凡是他（张居正）所不满的人，已经用不着他亲自出面而自有其他的内外官员对此人投井下石，以此来讨好首辅。
一般人往往以为明代的宦官不过的宫中的普通贱役，干预政治只是由于后期皇帝的昏庸造成的反常现象，这是一种误解。一般来说，秉笔太监都受过良好的教育。
皇帝的情谊不同于世俗，它不具有世俗友谊的那种由于相互关怀而产生的永久性。
如果说万历确有优柔寡断的缺点，他的廷臣确正在勇往直前。（对张居正的清算）
但是，不久之后，他就会发觉他摆脱了张、冯之后所得到的自主权仍然受到种种约束，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
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经筵的着眼点在发挥经传的精义，指出历史的借鉴，但仍然经常归结到现实，以期古为今用。
因为本朝法令缺乏对具体问题评断是非的准则，即令有时对争执加以裁决，也只能引用经典中抽象道德的名目作为依据。
申时行是一个富有现实感的人，他懂得为臣之道。
申时行的温和谦让，却也始终没有能使他在政治风浪之中置身事外。
申时行和张四维不同，他以才干取得张居正的信任，而不是以谄媚见用。
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他（申时行）的老成来自长期处理各种人事经验；这种经验，使他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践，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此亦即鼓舞士气，发挥精神上的力量。
他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
所以一个人的进学中举，表面上似乎只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则父祖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妻的含辛茹苦，经常是这些成功的背景。
（申时行）他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不能告诉人的私语称为“阴”。调和阴阳是一件复杂的工作，所以他公开表示，他所期望的不外是“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
考察也很难根据实际能力和成绩，而大抵是视其人事应付能否得宜而有其上下高低。
在当政者来说，没有这样的办法，朝廷上就无法去辞旧迎新；在被考核的官员来说，这样大批的斥责的确令人心寒，于是他们更要互相照顾，以作为保护安全的必要手段。
理想与装饰究竟不同于虚伪，一个人仍能以此作为起点去推行他的诚意。
个人的私心会随时随地地变迁，至于伦理道德永恒不变。
这些人把正直当做商品，甚至不惜用诽谤讪议人君的方法作本钱，然后招摇贩卖他正直的声望。
张居正的根本错误在于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作必要的让步。
张居正要求其他官员厉行节约，但是他却不能以身作则，这当然不能不贻人口实。
申时行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称公仆，实系主任；有阳则有阴。
为什么张居正这样令人痛恨？原因在于他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控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
要不是（张居正）在他执政之日有种种普遍被压抑的恐惧和怨恨，以后的反张运动就不会因为这么多的同情，动员这么多的力量，产生这么多的枝节。
管理我们这样一个大帝国，在许多问题上是一定是要生罅隙的。张居正以整饬纪律自居，而实际上他是强迫哟求个人保证不生罅隙。申时行用恕道待人，又鼓励诚信，就是期望个人自动地各尽其能地补救罅隙。
皇帝放弃诚意，使申时行至为不安。然而他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自己坚持信心，静待时机的好转。
我是子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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