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气球上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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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练的地方，最终定在一个废弃的艺术园区。我跟着高德地图走到那里，前后门都落着锁，铁门上挂着告示，说园区停止营业。我在门口打转，思索着要不要翻铁闸门进去。芭乐常常不按套路出牌，这也许是游戏的一部分。我拽着门用力摇晃几下，感觉还挺结实，就一脚踩在铁门的缝隙里，另一只脚跟着往上爬，正要翻身跳下去，听到陶姜在身后喊我。陶姜背着竹筐，应该刚从集市摆摊回来，竹筐里放着她自己做的手工艺品，多是些项链、耳坠、陶艺以及蜡染的衣服。

陶姜不到四十岁，一头银发编成粗辫子垂在脑后，模样很酷。她在古城呆了三年，学了很多技能，现在都变成她谋生的工具。她带我往不锈钢楼梯上走。楼梯位于园区铁门右侧，终点是家彝乡火锅店，餐馆门口站着两排穿民族装的服务员，正踢踏着双脚跳迎门舞，矮个子大叔站在他们中间，抱着八角乐琴，用牛角片拨着琴弦，乐声悠扬。我跟在陶姜身后，看到火锅店旁边有条小路通过天台，再从天台尽头的白色旋转楼梯下去，就到了园区里面。天台上风有点大，大片的云在头顶涌动，像在密谋着什么。地上铺着砖红色的木板，有些地方腐朽了，变成空洞的陷阱。陶姜跟我说，这里快要拆了。听说投资商是个男明星，早些年拍偶像剧大火，巅峰时退出演艺圈去经商，热衷投资文化地产，大多都失败了，如今债台高筑，靠直播带货还债。

芭乐到的很早，正在草地上遛狗，大只的萨摩耶，九岁了，叫圆圆，雪白的长毛梳得很柔顺，像一团雪。这会儿它后腿半蹲着，看样子正准备拉屎，一见我们，它突然两眼放光，吭吭哧哧地跑过来，在陶姜腿边打转。对圆圆来说，狗生就是场游戏，它从不错过每个可以玩游戏的机会。陶姜放下竹筐，弯着腰抱住圆圆的脑袋，它摇着尾巴，狗毛纷飞像蒲公英。

时间还早，我独自在园区里转了一圈，大多商铺都已经搬空，窗玻璃碎了，垃圾堆得到处都是。废墟之中，有家酒吧还在坚持营业。晚上，芭乐会在酒吧上九块九一节的体验课，带二十几个人玩即兴游戏。这半年，体验课是芭乐工作坊的唯一收费项目。我和陶姜都是因为上体验课时很快乐，才跟着芭乐排练，每到周末晚上，还会跟她一起在酒吧演出。

我们每周排练三次，最初排练场地定在芭乐家的客厅，总是刚开始传球热身，芭乐就紧张地叫喊，小心我的电视，小心我的窗户，小心我的台灯。后来终于把她的古董台灯打碎后，我们就提早了时间，把场地改在了户外。那时《一年一度喜剧大会》正在热播，芭乐从网上下载了演员报名表，说有意愿的都可以报名。不过没人当真，毕竟所谓排练，只是一帮无聊的人打发时间的方式。只有陶姜认真填了那张报名表，她还劝我一起填，她说综艺节目最喜欢有故事的人，像她这样，四十岁还有勇气玩即兴的人可不多。

排练两个月后，芭乐又拉了个编剧群，开喜剧拉片会，写剧本，请了一个上海来的老师给我们上课，对方原本只是在古城旅游，履历很抢眼，给春晚写过小品。我搜索过他的微博，粉丝不多，但跟不少大牌明星合过照。芭乐看好古城的旅游市场，想把这里做成喜剧大本营，只是不管排练还是上课，一起学习的人总在变。

排练来了六个人，只剩山羊没到，我们开始传球。六个人围成一个圈，用手传递着蓝白条纹的皮球，像海豚玩的那种。数到一百的时候，山羊到了，他瘸着腿从旋转楼梯上走下来，身子不由自主地歪向一边。我走神的时候，陶姜的球砸在我脸上，我捂着鼻子，看着他们高举双手，对着天空喊，哦耶！声音很欢快。那是芭乐的建议，来这里之前，她在北京玩过两年即兴，最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人人都是天才，一切都是礼物。所以每次失败，芭乐都要求我们认真庆祝。我喜欢玩这个游戏，可能跟这句话有关。

陶姜看到山羊走路的样子，开玩笑道，没人怪你迟到，怎么还装瘸呢。等山羊走近，我们才看到他脸上挂彩了，下巴一片乌青，粉底液涂得很厚，也没能遮住。山羊一向在意自己的形象，往常来排练，我和陶姜都素着一张脸，只有山羊会化妆。他随身携带一个黑色化妆包，偶尔排练结束会拿出小镜子补妆，丝毫不担心因此影响自己的男子气概。他还常去二手市场淘些造型夸张的衣服，穿得像个电影明星。我问山羊，你不是要去音乐节吗？怎么还来这里。陶姜也问，对啊，是晚上十点吧？山羊淡淡地说，琴被人摔坏了，古城没有人能修，他想在网上买个二手的，还没看到合适的。我们都很着急，七嘴八舌地帮他出主意。山羊却说，你们不应该再次庆祝我的失败吗？

我们笑着把山羊围在中间，高举双手，冲着天空喊，哦耶！因为除了庆祝失败，即兴表演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YES AND，即无论队友说什么，都要接受并顺着他的话说下去。但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对，不管是私下排练还是去酒吧表演，我脱口而出的话总是拒绝。即兴没有剧本，全靠现场观众给提示词，然后由两两一组的演员根据提示词自由发挥。我和陶姜常常组成一队，我习惯性拒绝，好在她总能接住。芭乐很不满，她让我遵守游戏规则。她说，在舞台上，说YES的人是勇敢的，因为不管面对什么状况他都能接受，而只有接受了，故事才能进行下去，说NO只是表面看起来强势，却会把你困在原地。那句话似乎包含着某种隐喻，但我不想理解。我跟她说，我有自己的节奏。芭乐说，生活不可能永远按你的节奏走。从那之后，芭乐不让我跟陶姜组队，我试着跟其他人排练，大部分时间都很糟糕，我们像是用语言在舞台上打架，各说各的，直到其中一个人认输。

芭乐把球收起来，等围绕着山羊的讨论结束，才开始那天排练的正题：情绪表演。芭乐要求我们依次给她三分的疯狂，七分的嚣张，还有十分的愤怒。刚开始很热闹，大家嘻嘻哈哈地依次上台，像小孩玩过家家，直到山羊开始表演愤怒，所有人像被扼住喉咙般突然屏住呼吸。只见山羊紧紧攥着拳头，脖子上都是青筋，他微倾着身体往前冲，像一座意外喷发的死火山。我往后退一步，看着面前的草地，不知为何，脑子里突然浮现山羊坐在街角拉手风琴的样子，松弛自由，很有艺术家范，而现在，他只是一个发怒的普通人。

山羊手风琴拉得很好。陶姜带我去看过他的表演，就在古城的街角，只有一个人，一把琴，也算个街头艺人。古城像他这样的人很多，有人会在路边弹唱，旁边放几打啤酒，十五块买一罐，就能坐歌手旁边。也有人经营着音乐小酒桌，通常在露天的巷子，一张桌子，几个沙滩椅，还有造型别致的小夜灯和弹吉他的少年，向满脸新奇的游客兜售新鲜的音乐和自由的酒。跟他们比，山羊朴素很多，他连个照明灯都没有，也没有啤酒，只有两个收款码，绿色的和蓝色的排在一起，像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那是十二月的夜晚，格外冷，街上几乎没有人，偶尔有游客驻足，总会发出几声哀叹，羡慕山羊正过着他们梦想中的生活。

离山羊很远的地方，有几个摊位，多是些纪念品小铺，还有卖烤榴莲和傣味烧烤的，一样没什么生意，老板们照旧乐呵呵地在摊位旁边的空地上踢毽子，毽子像白鸟在低空飞行，久久不落地。我靠着陶姜坐在山羊旁边，闭着眼睛，感受音乐也像一只白鸟，在寂寥和空旷的荒原中越飞越远。后来音乐停了，我伸着懒觉站起身，眼前是忙碌的人群，老板们突然收拾起自己的摊位，往古城中心方向走。古城仅有的游客都集中在那里。其中有个穿青蛙玩偶的男人，身体挂着前排的电动车上，双手拉住自己的鱿鱼摊，他保持着那个奇怪的姿势，像一幅定格画固定在这场大迁徙中。陶姜感叹着，十点了，保安下班了。山羊没动，在一片嘈杂声中，他继续闭着眼睛拉手风琴。有个女人经过，她原本走远了，又一脸惊喜的回来，她说，山羊曲子让她有种错觉，仿佛自己还走在意大利街头。她是那个夜晚，唯一扫了山羊收款码的人。一曲结束，山羊点亮手机屏幕，看了眼微信消息，十五块。山羊很开心。

山羊休息的时候，我试着去拨弄琴键。我没想到手风琴那么重，整个人被拽着往前跑，像抱着一个铅球。就是那个晚上，山羊告诉我们，有个不知名的乐队路过，很喜欢他的音乐，邀请他一起去音乐节，演出费不高，但是包来回路费和住宿。我和陶姜都替山羊激动，说一定要好好庆祝。我想象那个画面，躁动的音乐节，所有人突然安静下来，静静听山羊拉手风琴，或者他们继续蹦，不管能不能合上音乐的拍子。我还记得那天洋溢在山羊脸上的火光，可今天他装作毫不在乎的样子跟我们一起排练，就好像音乐节代表的生活对他毫无吸引力。也许我们都一样，习惯了不幸，就不再对意外大惊小怪。

排练结束时，陶姜背上竹筐，跟我一起穿过古城往回走。陶姜问我，你知道现在做什么生意最受欢迎吗？我只知道现在是旅游淡季，大部分人的生意都不好。跟我同住一家客栈的女孩也在摆摊，卖些针织帽子和手套，都是1688批发的，我陪她去过两次，零星有几个问价的，都没有成交。女孩告诉我，现在的游客跟以前不一样了，十块钱的东西都会还价。陶姜没等到我的回答，便往旁边指指，那是个塔罗牌的摊位，摊主是个女人，身材娇小，肤色黝黑，穿一件奶白色的长毛衣，头发应该刚剃过，才长出一点，手背上纹着青色的图腾。她盘腿坐在绣着花纹的毛线地毯上，身后用彩色的粗布搭着简易帐篷。陶姜说，很多人想知道自己的命运什么时候能变好。我问她，算得准吗？陶姜说，她也不知道。很久以前，她想让命运给她点启示，但现在她已经不在意了。

陶姜是我在古城交到的第一个朋友。我们的关系始于即兴体验课，她非让我坐她的车回去，说是顺路。陶姜很喜欢我，刚开始我以为她是被我给自己贴的标签唬住了，后来我才意识到，她对我好，是因为她是个好人。体验课上，大家都是第一次见，需要做自我介绍，别人的身份都很有分量，纹身师、手绘师、心理咨询师，我犹豫着究竟要怎么介绍自己，毕业一年了，还没有正经上过班，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无业游民，突然想起四年前写过小说，就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个网络写手。我故意说得神秘，暗示他们我成绩还不错。

那时我读大二，跟寝室其他人关系不算好，不管她们叫我聚餐还是唱歌，我都觉得无聊。我整天泡在图书馆，沉迷于看侦探小说，后来还自己写了个悬疑故事挂在网上，意外跟网站签约了。我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每天勤勤恳恳地码五千字，只有可怜的几个读者。其中有个读者天天追更，完结那天他说，这本书实在太糟糕了，但还能看出你文笔不错，如果你继续努力，没准能写出我喜欢的作品。我当时心高气傲，根本听不得半点批评，只觉得那几行字像开过刃的刀，冒着寒气，忍不住回怼他，你算老几，我凭什么要写你喜欢的故事。

我当即着手准备新故事，决定把那个读者写成史上最愚蠢的嫌疑人。他不是觉得自己很聪明吗？我偏要让他在我的故事里被耍得团团转。我知道我的愤怒与他无关，只是无法与人言说的失败让我越发偏激。最初网站编辑找我签约时，我以为自己能找到同类，再不用困在这个没有希望的地方，结果除了一千两百块的全勤奖金，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新开的一本书也陷入泥沼，我越是想写好，就越是不知从何写起，以致后来打开电脑文档，心里就感觉恐慌，似乎那个唯一的读者正滴溜溜转着眼珠，盯着我的后脑勺。也许是我误会了命运，不过因为网站编辑打哈欠的时候看走了眼，我便以为自己有才华，尴尬到无地自容，索性放弃了。

但陶姜不知道这些，她问我写什么题材，说她有个朋友出过几本书，可以介绍我们认识。我慌忙拒绝，不想让自己的谎言这么快被拆穿。我们停在一辆深红色的电动三轮车跟前，车厢里没有凳子，我就和陶姜一起挤在前排的黑色座椅上。快到目的地的时候，车子突然响起语音提醒，让她及时充电。但几乎在语音提示响起的瞬间，车子停了下来。那条路很窄，是单行道，平常只能过一辆车。我想下去，给车子减轻重量，没准还能开。陶姜关掉电动车开关，说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没事，留在这里体验一会，这就是我的生活。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真跟她一起呆坐在车上，听身后每辆路过的汽车大声朝我们按喇叭。等电动车休息够了，我们就往前开十米，然后再休息，再开十米。

三轮车停在陶姜住的帐篷营地。那里原本是文庙，两排红房子围住一个长方形广场，中间是露天的，立着很大的孔子雕像。建筑风格是中式的，屋檐尤其精致，绘着古典的花纹，像是朝服上的纹路被平移到房子上，下面是镂空的窗户，房门紧闭，上着铁锁。铁锁上不知挂着谁的蓝色毛巾，洗得很干净。屋前的水泥地上并排放着十几个单人帐篷，颜色不一。

陶姜在这里断断续续住了三年。她告诉我这里的生活方式，比如帐篷搭在哪个位置既能晒到太阳又淋不到雨，去哪里洗漱最方便，以及哪家快餐店店员态度好，给手机充电不会被赶走。她的邻居有从远方跋涉而来的苦行僧，也有走大环线的重装骑行者，还有什么都不做，只是在古城混时间的流浪者。山羊也住在这里，他的帐篷很精致，外面放着哑铃和瑜伽垫，陶姜说别看山羊很瘦，他每晚都会锻炼。我看到两个苦行僧，在屋檐下的地铺上打坐，连个帐篷都没有，特别是他们的被子，黑乎乎的，边角却理得很整齐。

那天之后，如果不排练，陶姜就带我出去玩，她好像觉得自己有义务，尽可能带我体验生活，我心安理得地享受她的友好，什么都不付出，而她表现得好像也不需要我付出。我们去森林里的小溪旁冥想，围坐在一棵百年的古杉树旁边，跟着小溪的节奏呼吸。陶姜在众人的呐喊声中倒立，银发铺陈在草地上，银光闪闪，像一只狐狸的尾巴。我赞美她完全不像四十岁的人，她说那可能是因为我对四十岁的人有偏见。

还有一次，她带我去古城旁边的有机农场参加素食节。在古城，吃素是一部分人的风潮，陶姜和山羊也常吃素，帐篷营地附近有家素食店，五块钱吃到饱，他们常去。那天来了十几个人，他们拿起山泉水洗过的蔬菜，直接放进嘴巴里咀嚼，我有点诧异，因为他们不仅不烹饪，而且不放一点调味品，包括盐。我感觉自己不是活在21世纪，而是穿越到某个平行时空的原始部落。活动发起人是个留长发的男人，他声音浑厚且有磁性，像深夜广播档的男主持。他说，我们不光要拒绝吃肉，还要拒绝所有的动物奶，要知道因为人类，地球上很多动物都过得不开心，整个宇宙充斥着它们的悲鸣。我啃着生的丝瓜尖，剌剌的，像植物的幽灵在我嗓子里求救。我看着他们心满意足的样子，总觉得我们之间像隔着一层雾，看不真切。当然我的不理解，主要是因为如果不让我吃肉，我会更不幸福。

所以当山羊喊我吃烤肉时，我立马答应了。山羊选的烤肉店位于古城南门，是家自助餐厅，装修一般，胜在品类很多，价格适中，就像店铺里常年播放的流行音乐一样老少咸宜。我到餐馆的时候，看到山羊和他的朋友头挨着头在刷短视频，屏幕里穿着丁字裤的男人正在搔首弄姿，秀他晒成古铜色，饱满壮硕的肌肉。我太好奇了，几乎把脑袋凑到手机跟前，山羊的朋友若无其事地把手机放进口袋，我在他们对面坐下，听他们聊起去年在成都泡吧的经历，那天穿女装的山羊，被很多男的搭讪。山羊笑着跟我说，贴假睫毛穿丝袜的感觉真的很妙。山羊的朋友半年前来的古城，他白天睡觉，晚上出来跑腿，骑着摩托车帮人买烟买酒买情趣玩具。他炫耀似的说，古城的夜生活可精彩了，常有人问他哪里有特殊服务，还有人想高价买条穿过的丝袜，他二话没说就把山羊的丝袜打包换成了现金。

我把这件事告诉陶姜。过去我俩常聊起山羊，我们喜欢他的才华，却又忍不住担心他的未来，甚至因为过度关心他，而忘记自己的未来也一片茫然。陶姜说她早就知道，山羊有时候会化浓妆穿女装，在古城里走动，也因此常被人找麻烦。那是他的爱好，坚持的时间甚至比拉手风琴的时间还长。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某个瞬间重新认识一个人。我想起那天在街角，路人问山羊，你以前做什么？很简单的问题，山羊却迟疑很久，我觉得尴尬，路人完全没受影响，他用了然一切的表情说，哦，我知道了，你想把外面的世界忘掉。

其实，常呆在古城里的人都这样，毕竟相对于这里的精彩，外面真没什么值得留恋。十八岁的时候，我以为人生最大的烦恼就是高考失利，调剂到普通二本，读着不喜欢的旅游专业混日子。那时我自命不凡，觉得周边人都不如我，妄想干票大的，让大家刮目相看。至于“大家”是谁，我自己也说不清。现实却像那年高考的延续，打击接踵而至，先是考公考编双双失败，后来考研也失败了。我并不期待考上后的生活，我只是无法接受自己考不上。再后来，为了维护我那可怜的自尊心，我又咬牙切齿地跟家人和朋友说过多少次NO。刚来古城时，我怕没工作会被人嘲笑，不得不编造自己的经历。呆久了才发现，这里很多人都没有工作。在酒吧玩即兴游戏时，为了让观众放松，主持人会花时间跟观众互动，最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你做什么工作？有时候从第一排问到第三排，都问不到一个有工作的人。

饭桌上，我知道山羊是贵州人，很会烧烤，原本平凡的带鱼、包浆豆腐都被他烤得外焦里嫩。而陶姜，过去在米其林餐厅打过工。那个夜晚，因为他俩的存在而格外幸福，我感觉自己不是在廉价的自助餐厅吃合成牛排，而是在享受生活，享受某种我应该拥有但却未能拥有的生活。山羊拿着不锈钢的烧烤夹给滋滋冒油的牛排翻面。陶姜说，你还是应该去音乐节。山羊放下夹子，拿起酒杯，小口抿着，他说，搞乐队又能怎样？还不是很多年都要为房租发愁。我猜他喝多了，因为他清醒的时候很乐观。

我们在餐厅整整待了四个小时，后半段主要是山羊在吃，他的胃好像有个无底洞，怎么都填不满。我和陶姜在旁边烤着地瓜干，当小零食吃。山羊的朋友等不及先走了，说是去工作，山羊突然问陶姜，找到住的地方了吗？我以为因为天冷，他们要找暖和的地方住，后来才知道，这一餐是散伙饭。古城要评选文明城市，往后不仅不让搭帐篷，地摊也不让摆了。保安半个月前就来下过通知，但是陶姜和山羊都不想租房。我很着急，那要怎么办。陶姜说，每年都要来这么两次，她早就习惯了。她有个朋友在附近的村子住，她打算去朋友家院子里搭帐篷。她还说，趁这段时间休息，她想多做点手工项链。往常在集市上，有很多网红主播夸她做的东西有设计感。而山羊打算回趟老家，修手风琴需要钱，他也是时候回家看看。

吃过饭，我陪陶姜回去，突然觉得孤单。前两天，芭乐刚走，她去北京进阶自己的即兴课理论，排练会停一个月，而现在，陶姜和山羊也要走。我像是才看到我们之间关系的脆弱，这就是古城生活的常态，人们总是突然间就离开了。我舍不得他们，但又不好意思说什么，他们不可能为我留下，就连我自己都是要离开的。陶姜跟我说，最多三个月，她就会回来，因为这里最像家。我不解，帐篷怎么能是家。那是我第一次听陶姜说自己的故事。她说，你不是网络写手吗？你来写写这个。

陶姜的故事很长，也很短。她原本生活在深圳，在某栋高端写字楼里，勤勤恳恳写了十年的代码，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但觉得自己很幸福，因为从工作那天起，她就在规划自己35岁后的退休生活。每到假期，她会去不同的城市考察，最后她选了云南作为退休后的目的地。她喜欢那里的天气，想着定居后做点小生意。她在客栈认识一个叫老柴的男人，建议她做高档水果生意，店铺开在云南，然后花钱做点包装卖给大城市的白领。老柴六十岁出头，退休两年，也想发挥余热，做点实业，而陶姜正愁没人帮她解决开店前期的琐碎工作，两人一拍即合。那时陶姜还在上班，就让老柴帮忙找店铺盯装修。期间老柴打过几次电话，都说资金不够，陶姜没有多想，立马给他打钱，为了节省开支，还让对方住在她贷款买的二手房里。

有一天，老柴突然联系不上了，陶姜有点慌张，匆忙买张机票过来，发现老柴瘦成一把枯骨，死在她花高价从国外代购的床垫上。陶姜才知道，老柴早就癌症晚期，也不打算治病，就每天大吃大喝，到处玩乐，把陶姜攒了十年的积蓄挥霍一空。两人最初认识时，陶姜看到老柴脖颈处有条暗红色的手术疤痕，大约二十厘米长，还问过怎么了。老柴告诉她，自己生过一场重病，不过已经痊愈了。说来讽刺，当初就是因为这件事，陶姜全心全意地信任着老柴，偶尔心里疑惑，她都用“他已经那样了，肯定不会骗人”来搪塞自己的不安。跟我说这些事时，陶姜表情淡然，偶尔还会大笑，仿佛在说报纸夹缝里别人的故事。

当然，事情刚发生时，陶姜也无法接受，人到中年，辛苦一场，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再次一无所有，任谁都会崩溃，周边看热闹的人很多，各种冷嘲热讽。陶姜拨弄着自己的辫子，把那次被骗归结于必然。她从小到大都顺风顺水，毕业后又整天跟代码打交道，生活圈子小，人又天真，刚好手里有点钱，便以为整个世界都在自己的掌控中。她休息了两年，只要躺在床上就不可抑制地呕吐，后来她觉得睡帐篷也挺好。她回过深圳，原公司已经没有她的位置，零零后走进职场，每家公司都在标榜自己的团队多年轻。一个大龄程序员很难找到合适的位置，她茫然无措，做过一段时间兼职，然后带着不甘颠沛流离了几座城市，最终停在古城。

我听她说那些有点难过，中间一度没忍住，倒吸几口凉气，可是陶姜表现得太乐观，让我不知从何安慰，只是攥紧了她的手。很显然，陶姜是对生活说YES的人，但她的状况并不比我好。生活的情景要比舞台复杂，可我也必须承认，说NO的我同样被困住了。我不接受命运，就只能呆在原地。在我告诉陶姜我是网络写手的那个晚上，因为失眠，我鬼使神差地打开网页，找到我曾经写的悬疑故事。我看到，包括我自己在内，还有三个读者把那本书放在书架。我花了一整晚的时间，快速从头翻到尾，最开始读的时候，头皮是麻的，我很难想象，我曾经写过那么矫揉造作的句子。读到中间部分，我心疼自己的心脏，为什么大半夜不睡要看这么无聊的故事，虽然是我自己写的，可实在太糟糕了。看到结尾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笑，为那些一惊一乍的对话，和那些为凑字数而开始的胡言乱语。我揉着肩膀，好奇当年那个一路追到结尾的读者，他是怎么在一团乱麻的故事中看到我的文笔还挺好，最重要的是，他有着怎样坚强的意志力，才能面不改色地看到故事结尾。我站起身，去洗把脸，然后又坐在书桌前，深吸一口气，翻到评论区，心脏跳得很快，可是评论区空空如也，一个字都没有。

那天之后，我试着在网上写点什么记录我的日常，有时候写八百字，有时候写两百字，有时候没有时间，就匆匆写一百字。笔下的文字像骨折后在复健，摇摇晃晃，伴随着难以忍受的疼痛，但我知道，文字会长出自己的骨骼。我也会去网上看别人写的日常，有的人与沉迷刷短视频的孩子斗智斗勇，想尽办法让他多读点书。有的人忙碌一周，只因为吃到可口的食物就心怀感恩。还有人胸前长个包，害怕得辗转反侧，终于下定决心去医院，才发现是虚惊一场……也许，一直以来我都错了，真正的生活不是成功也不是失败，不是快乐也不是痛苦，而是一天天具体的生活。我太想过精彩的生活，以至于无法活在具体的生活中。

风越刮越冷，陶姜说，我送你回去吧。她的三轮车停在马路对面的奶茶店门前，彩色的灯光映在车身上，不知道这次有没有充满电。不远处的街角，一个背着彩色气球的男人穿得像外星人在招揽生意，旁边的闪光招牌上，用彩笔写着两行字，“抓住即将逝去的事物，赋予其意义，在终将飞走的气球上写诗。”陶姜把钥匙插在三轮车上，突然抬起头大声问，真的能在气球上写诗吗？男人笑着说，氢气球不行，会爆炸，不过很多人就喜欢看气球爆炸。陶姜挑了个白色花朵形状的气球，中间印着黄色的笑脸，她拿着黑色马克笔，在气球背面写着什么。她的银发被风吹起，仿佛生命的能量都聚集在她的发梢。气球突然爆炸了，声音很大，整条街都跟着哆嗦，我吓一跳，陶姜站在原地，手里还攥着变成碎片的气球，像抓着一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