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创立者，强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以及劳动分工，被誉为‘经济学之父’”。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研究》（简称《国富论》）是亚当·斯密的代表作。作为古典主义经济学创世人，亚当·斯密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都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达到并非出于其本意的目的”，结果使他人跟着受益，并且使社会得到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
上述观点可以在生活中找到无数事例，比如裁缝店老板为了吸引新顾客，留住老顾客，他会尽力把每件衣服做好。长期经营的水果店为了取得顾客的信任，他不会以次充好，出售变质腐烂的水果。糕点生产商为了在竞争中优胜。争取更多的利润，他们会在产品质量上精益求精。银行储户为了保持良好的个人信用记录，他不会故意拖欠各种借款和账款等等。
在斯密的假设中，似乎人都是这样通晓大义，知道利害得失，顾及轻重缓急，想得周到的“理性人”。斯密的这一思想也类同于通常人们所说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
“理性人”和“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曾经影响了人类历史尤其是社会经济史两个多世纪，得到大多数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同，他们的许多经济学理论也都是以此为基点。在“理性人”等一系列假定的理想状态下，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导致经济的一般均衡，社会的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回到实际经济生活中，不少经济学家又发现社会经济运行大多处于非理想状态。会出现诸如垄断、外部性、公共品、不完全信息等市场失灵现象。由于这些市场失灵现象的存在，使得现实生活中很难达到理想的市场均衡状态。为此，后来英国的凯恩斯便创立了宏观经济理论，主张的政府干预经济和国家宏观调控。尽管这样，对于“理性人”的假设，经济学界一时还无人能够从根本上给予有力的反驳。
然而，人们对自然与社会规律的认识不会原地踏步，停止不前。美国经济学家和数学家、博弈论的杰出贡献者约翰·纳什，在他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博士论文中，终于发现并提出了著名的“纳什均衡”，并从数学上给予了论证。同属于“纳什均衡”的“囚徒困境”事例，从根本上挑战了亚当·斯密的“个人追求私利可以促进公众利益”的观点。“纳什均衡”从逻辑上证明了：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行为，有时候也会损害他人与公众利益，以至于社会达不到理想中的“帕累托最优”。对于个人看似理性的行为，其结果会得出从群体和集体的角度判断，属于“非理性”甚至荒谬的结局，这种结局反过来又会损害个人利益。
后来，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又发现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并写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集体行动的逻辑》。“集体行动的困境”实际上是“纳什均衡”与“囚徒困境”的另外一种表述和引申。
“「看不见的手」为什么会失灵？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的理想为什么常常无法实现？原来，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集体的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包括那些没有分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成员”。
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由于那些没有分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成员也照样能够从集体行动中得益，也就是他们可以搭乘集体出力或付费的“便车”，奥尔森因此得出一个争议性的结论：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集体行动的实现需要先决条件。当集体为人数较少的小集体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但随著集体人数增加成为大的集体，大集体产生集体行动就变得困难。“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十分不易；而且人数越多，人均收益就相应减少，搭便车的动机便越强烈，搭便车行为也越难以发现”。
“奥尔森还发现，集体行动在两种特定条件下比较容易产生，一是集体成员的「不对称」，二是「选择性激励」的存在。所谓「不对称」即集体成员收益的不对称。个别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来得越大，他为集体行动作贡献的积极性也就越大。假如三个和尚中有一个是喝水特别多的「水鬼」，而其他两个很少喝水，那么「水鬼」和尚挑水给大家喝的可能性就很大。「不对称」在国际间的集体行动中经常出现，例如亚洲金融危机对日本影响很大，因此日本积极出钱设立「亚洲货币基金」”。
从上述“理性人”和“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受到的种种挑战中，经济学者们认识到，社会经济发展不能一味地迷信放任自流与自由竞争。各种经济政策的制定，社会经济的运行，都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然而，政府宏观调控与监管的“看得见的手”毕竟也是“人”之手，并非无所不能的上帝之手。是人，总有因私心杂念或者情绪的干扰而犯错误或者调控失当或调控过度的时候。这就需要将“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双手结合起来操作。并且以“看不见的手”为主，“看得见的手”仅仅起到制度设计、规则制定、合理监管、减少交易成本以及合理运用货币政策的作用。
另外，在现实社会中，也并非人人单向的利己。人性的底层，在包含利己的同时，还具有追求真知和信仰、自我牺牲和利他的冲动。亚当·斯密在更早的时候还写过《道德情操论》。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也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精神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新教伦理所表现出的现世禁欲精神和合理安排的伦理生活，无意中促进了经济活动的开展‘’。‘’韦伯所定义的理想资本主义是有严格限制的，不是通过抢劫、掠夺等暴力手段获得原始积累，而是以合理地计算收支、有条理地安排生产经营活动为特征‘’。这种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经济也如学者杨小凯所认为的：需要在具有精神信仰的群体中，才能够得到良性运行。比如，在社会普遍信仰基督教或其他宗教，相信有来世的国家，坑蒙拐骗现象就比较少见。人们的行为比较具有“底线”，法制也比较容易得到贯彻执行。“看不见的手”所起的作用较大，“看得见的手”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亚当·斯密的理论也更为适用于这样的社会和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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