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他不是变态。但对尸体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执著,每次看见尸体就好像普通男性白领看见“花花公子”的封面女郎,轻柔地触摸着,检查着,像一个痴狂的瓷器收藏家在爱抚着一件珍贵的冰裂纹瓷器。我能透过他看尸体的眼神中读出一种欲望,不是征服,是渴望。
其实,他是个法医,称职到让你觉得有点过分的程度。早到,晚退,一丝不苟。
他没有朋友。起码我没见他主动联系过谁,被动的也没有,除了一次他妈妈打来的电话,他也只是低头喏喏地说:
哦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看他那窘迫脸红的样子,我猜是他妈催婚了。可是他的世界里几乎没有朋友,结婚就像一个瘸腿的瞎子想去西部的沙漠淘金一样。
后来我听说他被安排了几次相亲,结果见了人家女孩,窘迫地连话都说不出来,只知道拿勺子搅拌没加糖的咖啡,喝一口,咖啡还差点从嘴角钻出来滴到白衬衫上,对方女孩都以为他有社交障碍或是个天性愚钝的白痴,直接结了帐走人。
二
每到下午六点,我就会到换衣间脱了外挂和手套,再用消毒液洗了手后和他说一句:我先走了。然后就下班。
在我的印象里,只要他在我的视线内,就一定是在上班,一定是在和尸体打交道,从不会歇着抽根烟或是刷刷微博一类的。哪怕那个尸体已经血肉模糊,鼻子和嘴巴都搅合在一起了,他也会像爱抚自己的孩子一样去认真细致地检查每一个伤口,然后在一个带夹子地木质的垫纸板上夹三张尸检的报告表,一笔一画地填写着。
他的字并不好看,但是很工整,反而让人觉得很有美感,就像医院出门向右走第三条街道路口上的一家咖啡书屋里的书架,整齐地排列着一些温暖动人的畅销书还有一些悬疑推理的著作,让人舒心。
但是在西城市并不总是有案件发生,所以需要法医检查的尸体也并不多,我算了算,大概每两个礼拜才有一个需要动用法医的尸体,而且还是小案件。这个城市很和谐,很安详,安分守己,各司其职,连凌晨清理大街的保洁阿姨都会笑着跟过路的熟人说:
哎呀,我家孙子长得可亲了。
三
在这个城市,做法医的只有三个人,除了我俩,还有一个老前辈,但他一般待在家里,近乎半退休的状态,除非是某些我俩解决不了的问题,才会去请老前辈来。他说,他干了一辈子,看见尸体就像看见亲人一样,总感觉很亲切。
对这话我只能沉默,而他就显得兴奋,似乎戳到了他的心窝子,就差手舞足蹈引吭高歌了。
从老前辈家出来后,我想请他去咖啡馆喝一杯。他没答应,但也没拒绝,只是低着脑袋跟着我走,径直走到了咖啡馆,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定。我点了两杯卡布基诺,他显得有点慌张无措,看着我,又看看窗外,既而又低头搅拌咖啡。
要糖嘛?
啊,哦,不要。
我找服务员拿了三颗糖,心下抱怨,这个新来的服务员怎么端咖啡都不知道带糖的。
一时找不到和他聊天的话题,觉得尴尬,随意撇了一下四周,看见书架上陈列着几本新书,我就问他:
你看书嘛?
他这才抬头看我,说:
看。
最近在读什么?
随便看点什么。
哦。
然后就是死一样的沉默,反观周围的热闹,就好像我和他被割裂到了另一个时空,周围是无边无际的白色苍茫,身边却是空荡深邃的黑色窟窿,稍有不慎,就会整个掉落,然后死无全尸。
我第一次有想一口连咖啡杯都吞掉的冲动,然后赶紧结束这个自作多情的请客,回家,看电视或是和女朋友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
突然,他抬头跟我说:
后面那个服务员在看你。
四
来尸体了,来尸体了!
我走出去,吼那个没大没小的保安:喊什么喊,你又不是街边小贩,吆喝个屁啊,尸体来了你当是手机贴膜呢!
尸体被几个警察抬过来,放在担架上,推到了验尸房。
那个警官点了一支烟,抽上了,我走过去,斜眼看他,说:
张警官,这里禁烟的,不好意思。
哦。他直接把烟头扔在地上,擦得锃亮的皮鞋踩了上去,摆摆手,回头对我说:
真烦人,上吊自杀,她娘还非要吵着说是他杀,要带到验尸房验尸,有什么好验的。
我客套地说:
张警官,有了具体结果我会第一时间发给你的,我先进去了。
到了验尸房,他已经把衣服手套穿戴好了,走到尸床前,缓缓地把遮在尸体上的白布拉下来,黑头发,不带一点杂尘碎屑,只是稍稍有点油,泛着一点光,然后就是眉清目秀,眼睛又大又黑,只是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鼻子高挺,嘴巴精致,下巴也紧收着,整一张鹅卵脸。尽管那一张脸有些暗灰和轻微的看不大出来的淤青,我还是认了出来,这个尸体,竟是前天咖啡馆里那个新来的服务员。
看他的眼神,我想他也认出这个女人了。
我和他慢慢地褪去尸体的衣服,检查身上其他的伤口,并没有发现别的伤口,只脖颈处有一道深红发紫的勒痕,初步判断是窒息而死,说白了发现尸体时整个人都处于上吊的状态,怎么可能是他杀,她娘一定是无法接受女儿的死亡,所以才非要吵着闹着要验尸。把一件极度悲痛的事情变得一波三折且耐人寻味,会在一定程度上分散注意力,从而减轻痛苦。
但他说,化验下她的血吧,看看血样是否有异。保险点好。
事实证明,她就是上吊死的,血里除了血液该有的,其他什么都没有。
而在发生这件事之后,我们的老前辈正式退休了。
他说:我这辈子再也看不了尸体了。
因为那个死去的服务员,是他女儿。
五
尸体的父亲曾告诉我们,要把他女儿的尸体捐献出来,做什么都好。这件事就交给了他——我现在唯一的同事,去做。
从此,西城市的法医就剩下两个,一个嗜尸如命,守护着稀世珍宝般守护着尸体,疼爱着亲生骨肉般疼爱尸体;至于另一个,纯粹只是把它当一个临时的工作,只要能找到待遇更好更体面的工作,他绝不会犹豫不决,这个人就是我。
果然,经过一个朋友介绍,我到了另一家大医院。
所以,整个城市就剩他这么一枚珍贵的法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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