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结婚以后就不会有红包拿了。然而奔四的我到现在还在领。外婆，爸爸妈妈，公公婆婆年年都会给我们派红包。
外婆是1932年出生，听起来是很遥远的年代。高龄的她，身体每况愈下。昨天去看她，第一次没有给红包我们。因为她已经躺在床上久时，神志也越来越模糊了。我们要逐个自我介绍，她才能想起一点印象来。我们的孩子，她一个也认不得了。
本来想扶她坐起来让她看看我们。可是她无能为力。做护士的姐姐也说：“别硬着来，她长时间躺着，没晒过太阳，骨头很脆弱。要是弄个骨折，那就添乱了。”我们只好作罢，只好蹲下来给耳朵不太好的外婆大声说话。
我跟她说，今天是过年，大家来看你喽。外婆浑沦地说，过年了？哪知道呢。
是啊，她在这张床已经躺了两年多，除了从天井露进来的光和沉下来的黑，知道天亮天黑之外，哪知道年岁流到何年何日了。
以前外婆还能自理时，虽然柱着拐杖，悉悉缩缩响的地碎步前行，但胜在还能动，可以自己碎半天也能出到门口坐一会儿，看门前人来人往，跟大家说说话。如今的生活，连这点轻易而举的乐趣都没有了。活着，毫无质量。
而外婆曾经给我们的红包，是最温暖所在。一去到外婆家，“啰哩啰嗦”的她总是停不住话匣子，问我们近况，也问孩子们。她也会把里面的诸如谁家被偷东西了、谁家孩子结婚了、谁来看她了一股脑儿地原原本本给我们说。
无论说得多么的热烈，她也不会忘记柱着拐杖悉悉缩缩回到她的房里，从她那古旧得发黑的柜子里掏出碎钱还有一叠红包纸。她边给我们包，边说，你们几个外孙，我另外包的，跟别人的（她指普通亲戚的孩子）不一样。然后，她一个个5块钱（那是她能给的，最大红包了。）地包好，边派给我们边给我们各人不同的祝福。
对未婚的弟弟，她说，你老大不小了，要结婚拉。后来弟弟结婚，外婆身体不好，虽然她住的地方跟我们家只有500米，她还是没能前来参加，我们都觉得好遗憾。
对头胎生了女儿的我，她说，你再个儿子，组成好字，圆圆满满。而我的小二也是女孩子。她出生后，外婆已是神志不清有一段时间。她们两人互不相识。
派完红包，她又坐在屋的一角，要是说累了，她就在躺椅上眯一会儿眼，但她并没有睡去。我们说啥，她都知道，有时她还会插上一两句。
有时，她会“扑扑扑”响抽上大烟。外婆娘家卖烟的，她们家的人从小就学会了抽烟，外婆也不例外。过年送礼给她，送条香烟，她可高兴了。
有时，她继续话唠起来。而我们喜欢听她说，就像小时候围着火堆，听着抽着大烟的外婆说起遥远的故事，她总是以很久很久以前开头，说的关于山头熊、“灯笼仔”（指老虎。灯笼仔是老虎的眼睛）的故事，至今记忆犹新。
那时候没有娱乐，也没有多少课外书，外婆的故事是兼具知识性和娱乐性的学习呢。如今，这一切只能在回忆里追寻了。
昨天没有给红包我们，有点不习惯，总觉得她有件事情没有完成。我多么想提醒她，外婆你还没给红包我们呢。
我多么想她能够从床上坐起来，就像从前那样利索地唤出我们的名字来，然后利索地跟我们谈天说地。
我多么想她能够在长寿地同时，活出尊严，活得幸福。
我多么想，年年回来，我们都有一个外婆可以探望，探望那个童年里给我们最无私照顾、教会我们乐观、带着我们从黑夜穿行到白天、给了我们无限温暖和无限美好回忆的人。
要是外婆不在了，我们的童年也就彻底完结了。
外婆，你欠我们一个红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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