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广州一直被视作瘴疠之地，也被当局者视为流放官员之地。唐代被贬流放岭南之士和他们的后代有一百二十八族之多。前人施医赠药的义举精神也逐渐从民间传导至官方。公元817年，孔子三十八代孙孔戣来到广州任职，开始设立了广恩馆，收纳济养谪宦子孙中流落广州“不能自存者”。
1183年，管鉴到岭南当官。他奏准朝廷，拨米粮救济流落岭南的士大夫子弟。管鉴的义举一步步走出内外亲疏的差序格局，从救济流落官员开始，很快延伸至治病救人。
1253年-1258年，宋代提举刘镇孙在广州威远门内（今海珠北路）设立了寿安院，这也是目前国内最早有详细文字记载的慈善医院。，寿安院没有贫富贵贱之分，专收治无依无靠的病人。寿安院随时可入诊，男女分开看诊，有单间科室，有人负责煎制医药，病治好了则资助其返家，治不好则妥为安葬。当时，“病人住院，住处既高爽清洁，用具齐备，睡眠充足，心情已大为宽慰，加上药物的效力，多数不久即可康复”。刘镇孙还“拨给医院可收租的田地作为长期经费来源，规划妥善，可行之久远”。宋代，传统官办慈善事业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部分官员开展慈善的内在驱动力。
到了元代，慈善医疗救助模式进一步完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记下了他在广州看到的一幕：一家大型慈善机构供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居住，它的运营成本则通过地方税收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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