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友人推荐我看《芳华》，说是许多人都在抹眼泪。当时就想：“能让人流泪的影片不多，值得看。”
后来某天刷朋友圈，看到了一个主题为“就算好人没好报也要做好人”的分享，里面对电影主人公的“品质”大加褒奖，顿时有一种“可惜竟然没有一点儿反思啊”的感觉，兴趣骤减。但后来男友说“看电影看的不是导演，不是故事，而是观众。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关现代人的信息”，于是一起去看了夜场。
然后我很膈应地听到电影借各主人公之口将“好人”二字重复了许多遍。不是为了反讽，而是直接的价值观灌输，就像拿着大喇叭对着人的耳朵嘶吼。让人心痛。
没有任何人在反思。包括作为叙述者“我”的萧穗子。全场下来，只有“乡愿”二字，再说难听一些，就是鲁迅先生说的“吃人”了。刘峰做的一切只是源于恐惧而已，因为他是农民的儿子，“不配”拥有如此好的美好生活，他经历了整场WG，所以非常害怕，害怕犯错后被打入随时会被打死吃掉的民间，所以他用自己能想到的最好的方法去表现自己，他没读过什么书，没有自己的思想，“学雷锋”是他能想到的唯一选择。而大家称呼他为“活雷锋”也绝不是因为出于对一个拥有完整自我意识的“人”的认同，而是为了剥削，为了“吃人”：因为你是活雷锋，所以你必须帮别人承担所有的痛苦，同时不能有属于自己的任何欲望！对此，严歌苓在一次采访中说的话是很好的证明。她说：“我是一个不敢得罪多数人的人，我不大喜欢让人家不高兴，我这个人活着就是让方方面面每个人都特别高兴。”这里的“不敢”非常深刻——“学雷锋”完全不是因为“我天生如此”或者“我从中感受到了美好”，而是因为恐惧。
所有人都恐惧孤独，恐惧被排挤，所有人内心深处都渴望得到理解与尊重，但中国文化本身不包含“自由意志”，所以更不可能包含对独处的鼓励、对个体“灵魂”的尊重。
政委与舞蹈老师连名字都没有。他们与“活雷锋”一样，是被标签化、平面化了的人物。他们只被允许扮演“长者”一种角色，任何脆弱无助矫情都只能藏起来，连做梦都不可以——在那个年代，连梦话也是可能被人拿出来批斗的。他们的“长者形象”是经过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吗？他们思考过其他的可能性吗？他们有真正想过去标签后的“我”到底是什么吗？我相信答案只能是“no”。
郝淑雯除了“厉害的爸爸”之外，她事实上没有任何可以拿来定义“我”的东西。她没有得到过任何人的爱与理解，她知道丈夫不爱她，但她害怕自己没有更好的选择。她抓紧一切机会去表现自己，看起来似乎是“彰显自我”，但本质上不过是“求求你看在**的情面上关注我”而已。她甩手一千块的行为看起来似乎“仗义”，但本质上追求的不过是偶尔客串 “女王”的快感而已。她一无所有。她如此强烈的渴望被关注，但又害怕任何复杂的、可能带来“麻烦”的事情，她面对“老战友”的不公完全不考虑维权，不是因为对于维权完全不懂，而是因为内心被恐惧塞满，再填不进任何复杂的东西。
萧穗子是作者的化身。作为“问题人员”的女儿，她的内心被恐惧占满，无法填充任何形式的深刻，只能用“好人”这样浮浅的语言去评价别人，对于背后的文化、对于自己的恐惧与孤独无力进行任何反思。
……
本来以为导演与编剧是想引导观众反思，本以为会是用一个看似美好的名字串起与普通人观念截然相反的故事，给人意料之外的结局，结果都没有。少数人从台词的“好人”中看到了反讽，但许多人看到的只是简单的“好人没好报”，而导演想要表达的也是这个。上网看相关报导，冯小刚说年轻人都该“热血、激情、担当、躁动、纯真”，又想到冯小刚曾经参与过的电影如《老炮儿》、《甲方乙方》等等，几乎全是“泥沙俱下”，让许多本就缺乏反思的观众对自己的缺乏反思的世界观产生更大的认同。
这就是艺术家们的世界观，他们代表了现在的主流思想，也巩固着主流的固执。
当然，有反思精神的人会从任何事情中看到荒诞与矛盾，所谓“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但这就是不能算艺术家的功劳了。如果中国文艺界也可以多出譬如“To be or not to be”的思索，或许也可能是国民之大幸。
“To be or not to be”很难有严谨的中文翻译。因为在中国只有“做人”的观念，但没有“是人”(孙隆基, 1985）。
《哈姆雷特》那一段的挣扎核心在于：如果人类有灵魂的存在，那么就不存在彻底的死亡，既然“我”要永远存在，就必须时时对自己的灵魂加以拷问：
现在的我，“是”我吗？
我本来就是人，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我需要认识“我”，需要保持清醒，需要自己不成为乌合之众，跟随潮流做“他们认为很好”的事情。这是西方文化一直深刻推崇的。
但儒教文化没有“我”，只有“我们”。儒教推崇的人的至高境界是“仁”，“二人为仁”，如果没有关系，就没有“仁”，也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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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曾经与一个朋友的对话，我问“人是什么？”他回答“那得看用哪个学科来定义。”我又问“你是什么？”他回答“那得看是哪个人来定义。”
对这个朋友来说，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作为目的的“我”，只有作为别人的手段的“那个东西”。
他不是一个人。他代表了儒教文化下的多数人。他在曾经的我以及现在的多数人眼里，都是一个极度符合儒教文化的“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角色，是个“大好人”。
可是上次与他交流时我哭了。我发现他失掉了灵魂。一个我深爱了许多年的人，原来一直都是在没有灵魂的状态下与我交流的。而之前的我一直没有感觉到。
他一直在努力“做一个好人”。他做得很好，他“对得起”全世界，只是对不起他的灵魂。他埋葬了自己的灵魂，从很久以前开始，但是完全不自知，因为自欺太深，也欺骗了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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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喜欢“好人”。
中国人害怕成为“好人”。
因为虽然没有意识到，但隐约有一种感觉：“好人”其实是没有灵魂的人。
邓晓芒先生曾被问到如何看待当下学习雷锋活动，他的回答非常简单：毫无意义。
传统中国社会由于不能将社会关系客观化实体化，导致了中国人在社交场合中没有事实上可以凭借的权利，于是被迫不断寻求承认，并发展出了丰富灿烂的“面子文化”（卿文光, 2005）。面子文化究其本质，是一套在社交场合中标记自己与他人在“支配-恭顺”关系链之上的位置的仪式性行为。由于中国文化并未发展出能对独立于家庭伦理之外的国家生活社会生活做出规定的伦理标准，而每个人都有被其他社会成员所承认的需求，因而，追求社交场合的面子，就成了中国人的一种不得不为之的“国粹”，夸奖一个传统中国人，说他“世事洞明”（参与者能够正确认识自己和他人在支配恭顺链条上的位置）和“人情练达”（能够根据在链条上的位置恰当与人交往）是最让人受用了（赵锋, 2016）。于是大家每天关注的都只有面子、关系，关注得太多，“里子”与“我”便没有了存在的空间，于是，大家一个个都变成了空心人、假人、抽象的工具。
没有“人”，只有工具。没有“我是什么”，只有“我做了什么”，没有“思想”，只有行为，只有“眼见为实”。语言不行，文字不行，只有做出来的事情才算数——中国人喜欢“立德立功立言”的务实者，但从不认为只“立言”的人可以仅凭理论就获得崇高的地位。这里没有苏格拉底存在的空间，更没有黑格尔存在的空间，因为他们“不务实”。
在这种“眼见为实”的背景之下，“好人”的标签成了吃人的工具。只要“做”了看似利他的事情就“好人”，只要做了对明显一些人不利的事情就是“坏人”，不管真实的动机是什么样子，这种道德观与其说激励人们去做好事，不如说是彻底将道德沦为他律的镇止人心的工具，等价为一种现实的功利，因而取消了道德的崇高性。如果将道德仅与感性的现实的行为而不考虑动机，则道德对一切有理性的人的普适性和至高无上性便荡然无存。如果仅把做好事的行为定义为道德而不考虑动机，那有钱者大可以在犯罪之后假模假样或者散尽家财做点慈善来捞取“有德”的美名，但这是道德么？
如果可以每日反思，个体的人格是可以统一的，但行为的结果永远无法预测，所以通过行为判断，人们总是会发现许多“分裂”：为什么好人可能做坏事，坏人可能做好事？
对于普通人来说，“好人坏人”这样一刀切而且只通过行动来切分的结果就是，要么承认自己是个坏人，要么像刘峰一样，杀死自己的灵魂，不断分析环境、迎合环境，做所有思想上极度矛盾的事情，只为了保住“好人”的标签。
因为除了标签之外，刘峰一无所有。
本来他可以是一个有灵魂的人。
本来他至少可以成为一个“睡过美女”的“被美女爱过”的人。（许多人都以为女人嫌弃刘峰是因为他出身贫穷，然而这是对女性的极大贬低——其实多数不太缺钱的少女都倾向于喜欢有个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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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峰的故事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某天快半夜，这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你一定要给我发一张好人卡。”我问他原委，他说，这几天自己特别忙，但一个落难女孩请他帮忙，他就给了对方不少钱，但为了避嫌没有见这个女孩，也没有提供金钱之外的任何帮助，之后想想似乎这钱不该给，因为他忙得连阅读这女孩信息的时间都没有，只是看对方“可怜”，就直接打钱了，打完后觉得没有意义。越是觉得没有意义，越想从我这个重要朋友这儿得到认同，即使是发一张毫无意义的“好人卡”。
之后又与这个朋友交流过许多有关“圣母情结”的事情。他说自己是一个“买单狂魔”，只要与人一起吃饭，中途他都要以去卫生间为名去买单；他帮过许多年青人，但都是一次性的，没有关注过帮助对象的发展，也没有听任何人讲过完整的人生，也没有人回头再来找他；他还讲过一个曾经“骄傲”的事情，说某天一个爱运动的朋友过生日，怕直接问对方要什么对方会拒绝，所以骗对方说“我需要送一个身材与你类似的朋友一套运动服，想你帮我参谋”，然后在朋友的抱怨声中买了一套运动服，到商场门外才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怕直接说你不同意，所以买这套衣服送你。”他说对方当时“很惊讶也很感动”，我却觉得朋友的沟通能力和阅读表情的能力需要提升。
我回头对他说：“你自己很害怕欠别人什么，所以永远抢着买单，还用的是欺骗的方式（假装去卫生间），这样强迫别人欠了你的人情，对于许多人来说，永远欠别人什么是非常不爽的事情；你动不动给未成年人钱，但许多找你求助的人或许根本都不缺钱，他们需要的是倾听与理解或是生存技能指导，但你用钱把他们打发了，之后他们当然不来找你，还有可能因为你给的钱太多，他们一下子可能会做出什么伤人伤己的事情，后来不再找你可能是因为进局子了；在硬塞衣服给哥们儿这件事情上，你又一次使用了欺骗，但这哥们以后可能看到这衣服就很尴尬——这不是他为自己挑的衣服，挑衣服的时候他完全可能选的是你喜欢的款式，而且就算他喜欢，也不会喜欢穿出门，因为只要穿着他碰到你，就会不由自主有一种‘矮人一头’的感觉，很容易产生一种‘好怕这哥们拿这衣服对我进行情感勒索’的恐惧，所以这表面的善意，最后可能带来朋友不愿意与你多见面的尴尬结局。”
之后朋友沉默了许久。
后来他讲了自己的许多成长故事，讲了自己的恐惧与焦虑。
他说，自己每天都睡不着觉，因为很怕，怕爸爸的指责与母亲哀怨的眼神，怕被朋友不喜欢。
他有许多“朋友”。但只有遇到我之后，他才开始讲真话，才开始表达自己的恐惧。
他说：“我不想做‘好人’。我只想拥有一份爱情，只想成为一个有安全感的人。这几十年来，我都活得如此恐惧，如此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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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一个极不理性的对刘峰的评价是“人们爱刘峰，但没人喜欢刘峰”。真是这样吗？
什么是爱？
爱是灵魂与灵魂的碰撞。
没有自我意识就没有真正的爱。
人们喜欢作为工具的刘峰，但刘峰没有灵魂，所以也没有理解他人灵魂的能力，任何丰满的灵魂在刘峰面前能感受到的，只有孤独。
如果刘峰某天与林丁丁谈起他的世界观人生观，谈他对那个荒诞的年代的感悟，谈他的恐惧，谈他想要挣脱的欲望，告诉林丁丁“我做好事不是为了学雷锋，而是为了争取到保大学的名额，然后给自己更大的选择空间，也给你更大的选择空间”，或许人与林丁丁的人生都会发生重大变化。
暗恋能证明“这人有灵魂”么？
不能。所有灵长类生物都有性冲动。只有对性冲动进行深刻反思，才能表明真正属于人类的“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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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多数人来说，“儿童时光”必须是“天真无邪快乐”的，“青春”必须要“绽放芬芳”，所以就算小时候经常被虐待，就算自己的青春岁月每天都过得不快乐，回忆的时候也依然硬要用些蓝天白云的背景，用一些轻松欢快的音乐来硬拿“美好”的情绪来欺骗自己。
这芳华不是刘峰的芳华，也不是二代们的芳华，这是所有人的共同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也是文化的悲剧。
P. S.
题图是电影的一个截图。叙述者独自看着醉倒的伙伴们，伙伴们都没有自我意识。叙述者看似清醒，但双目无光，对于眼前的一切也是一样的茫然。觉得非常深刻，非常符合整个故事的基调。
参考文献
卿文光. (2005). 论黑格尔的中国文化观.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赵锋.(2016). 面子、羞耻与权威的运作. 社会学研究(1), 26-48.
孙隆基. (1985). 奴化的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集贤社.
李慧敏，2017.12.22，于缙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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