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罗甸农场
转眼到了五月初，工厂要安排一批人到罗甸农场劳动，刘泽清没有一点犹豫的报了名。
当年提倡工人也要学军、学农、学商，积极参加劳动锻炼，是自觉主动改造世界观、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的重要表现。我当年也是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于是不想放弃这次锻炼自己的机会，很快领导就批准了我的要求。
5月7日，在队长杨大哥的带领下，早上8点钟就出发了，我们18个男生，两个女生，爬上了一辆大卡车。
汽车在贵州高原弯弯曲曲的公路上行驶，任凭车速带来的风呼呼的吹打在我们的脸上。大家或坐在背包上，或站在车厢里，一路打打闹闹，说说笑笑。汽车走了4个小时，刚好一半路程，就到惠水县城了。可能是第一次坐这么长时间汽车的原因，身体不太适应，我开始感觉胃不舒服，赶紧站起来面对车厢外面，两手抓住车厢板，感觉有东西要往上涌，起初还能忍住，汽车走到一个拐弯处刹车、减速、加速，车速的变化加重了恶心的程度，使我终于忍不住，哇-哇……的吐开了，早上吃的饭，喝的水从我嘴里不断的喷向车厢外面，随风 抛洒在不断离我们远去的公路上。这一吐就一发不可收拾，鼻涕眼泪一起流，不停的吐，吐得昏天黑地，一直把早上吃的东西全部吐光。浑身没劲，不敢乱动，一动又会恶心，一恶心又要吐，同事们把几个背包拼在一起，让我睡在上面。我闭着眼睛躺了一会，感觉好些了，但还是不想起来，这样一直躺了四个多小时，汽车终于停了下来，我们的目的地到了，这时是下午4点多钟。
大家呼呼啦啦很快就下了车，四处张望，观察着周围的环境，急着想了解我们将要在此生活工作的地方究竟什么样。由于此时身体还比较虚弱，尤其是胃还不舒服，还想吐，只是没有东西可吐了。所以只有我一个人是慢慢的从车厢上下来的，还顾不上看风景，找一个地方坐下来休息了一会，才和大家一起拿上行李走进农场为我们安排的住处。
罗甸农场是当年总后勤部下设的企业部1968年办起来的，位于贵州与广西交界的一个贫穷而偏远的山区，距离罗甸县城30多公里，距离逢亭镇也有15公里。农场主要安置贵州和四川部分知青，作为总后这几年在两省组建三线工厂的后备军，随时向这些工厂补充人员。除了知青，还有各个工厂派来参加劳动锻炼的职工和一部分在工厂犯了错误的干部，被发配到农场进行劳动改造，这些人所犯错误主要有两类，就是政治上和生活作风上的问题。经常开他们的批判大会，每次批判会，知青们都是群情激奋，三番五次的反复要他们交代问题，有人特别对那些犯了生活作风错误的人感兴趣，每次都要他们交代错误经过，所有细节都不放过。
农场除了场部外，下面有5个连队，一连离场部最近，其余四个连距离场部都有很远，步行都要走1小时左右。5个连队分工不同，分别负责种植和管理农场的几大产业：水稻、玉米、养殖、水果和甘蔗。
我们由场部直接管理，住在离场部不到500米的一间“干打垒”平房里。走进宿舍才发现，里面空空的，什么都没有，按照场部安排，我们要自己做床，当天下午，在队长带领下，全体人员带上工具，到附近山上砍来树木，然后按一定尺寸锯断，再用钉子把这些树木钉成一张张床，先在床上铺上厚厚的稻草，再把各自带来的棉絮床单铺上，在床的四个角上钉四根小木棒，将蚊帐挂好，这就是我们睡觉的床了。床与床紧挨在一起，18张床搭成通铺。后来发生过许多笑话，有人半夜醒来发现自己滚到了邻居的床上，有人半夜迷迷糊糊的感觉身边多了个人。于是就恼，“入侵者”赶快边说对不起边返回自己的“领地”。为此经常会弄醒所有人，个别睡眠不太好的会弄得后半夜都睡不着了。
第一个月，安排我们的工作是薅秧，就是把裤腿挽到膝盖以上，两脚踩在稻田里，用手拔掉稻田里和田埂上的杂草，用脚为水稻秧苗松土。这些工作对于我和几个从农村来的人来说，不算什么新鲜事，进厂前在家乡生产队里都做过，大多数来自城市和工厂的家属子弟是没做过的，他们边做边学，不到两天也就会做了。稻田里有不少的蚂蝗，经常爬到我们的腿上吸血。
蚂蝗的学名叫水蛭，在内陆淡水水域内生长繁殖，是一种水生动物，体长稍扁，乍视之似圆柱形，体长约2～15厘米，宽约2毫米～1.5厘米。水蛭为杂食性动物，以吸食动物的血液或体液为主要生活方式。开始发现蚂蝗贴在腿上，有人，特别是女生会尖叫一声，不知所措，然后用手去扯，试图把它扯下来，它的身体弹性很好，拉了好长就是扯不下来，还是队长有经验，他说：“大家别害怕，也不要扯它，只要使劲向腿上拍一巴掌就行了。”他边说边示范，一巴掌拍下去，蚂蝗就掉下来了。接着又告诉大家：”蚂蝗有9条命，断成几节每一节都不会死，你要是硬扯断了，还在肉里面那一节有可能会钻进血管里面去，那就麻烦了。”关于“9条命”的说法我和大家都不知道他说的是真还是假，反正照办就是了。我们每天在稻田里工作8小时，随时都能听到拍打蚂蝗此起彼伏的“啪，啪”声。有人还在拍出“啪”的声音的同时大喊一声：“我叫你吸我的血！”
我们在稻田里工作了一个月，水稻已长到快一米高，开始薅第二遍了。此时场部从新安排了我们的工作：参加糖厂的基建工作。
农场有很大一片甘蔗地，今年的甘蔗已开始成熟了，这么多甘蔗卖也没地方卖，又很便宜，2毛钱可以买一大捆。于是场部决定建一个糖厂，把这些甘蔗都变成白糖。同时把我们调到糖厂工地参加基建工作。
在糖厂的工作主要是挖地基，那时没有现在的挖撅机、推土机等机械化设备，所有的泥土都是用镐挖，用铁锹铲，然后装进撮箕，再用扁担挑，队长大概跟大家分了一下工，于是挖的挖，铲的铲，挑的挑，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还是有那么一股劲，干得热火朝天，大约工作1小时左右，队长吹一声哨子，我们休息10分钟，哨子再响又接着干。就这样一直干了2个多月，地基还没挖好，工厂规定我们劳动锻炼的时间就到了。我们没有完成的任务即将交给下一批来农场劳动的同事。
这段时间，我们都是在场部食堂吃饭，早上馒头稀饭，中午晚上米饭加蔬菜、咸菜，很少有肉吃。刚来的那天晚上是我们在农场吃的第一餐饭，菜是豌豆炒肉，同伴们挺高兴，以为来之前听到的农场伙食差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没想到此后的每餐基本都是咸菜以及白菜萝卜，而且还是以咸菜为主，只有在五一节那天，场部杀了猪，分一点肉和面粉给我们，大家高兴极了，自己动手包饺子，其余时间任然是咸菜萝卜。农场种植搞得最好的是水稻和甘蔗，蔬菜和养殖搞得都不好，因此经常连白菜萝卜都没有，只好吃咸菜。生活很艰苦，于是我们自己买来当地老乡的鸡蛋，5分钱一个，每人一次买100个，用一个既洗脚又洗脸的铝盆放在三块砖头上架柴火煮，大约10多分钟就煮好了，每餐饭吃一个，以此来增加一点营养。文化生活就更是贫乏了，除了每天早晚听听广播外，一个月能看上一场露天电影就不错了。无聊时大家也想办法找点乐趣，有一天，不记得是谁，抓到一只刚在学飞的猫头鹰，放在宿舍里，我们大家都很乐意挖蚯蚓，捉虫子给它吃，刚开始还在它一只脚上拴一根绳子，后来就不用栓了，它也不跑出去，就在地上、我们的床上，还有房梁上转悠，不管是谁，也不管你是坐着站着还是躺着，只要向它一招手，它就会飞过来，站在人的肩上、手上和肚子上，挺好玩的。我们离开的时候，送给隔壁从四川射洪另一个军工厂来的兄弟们了。
我们的队长杨大哥是一位复员退伍军人，30多岁，1米55的个子，瓜子脸，有一双智慧的眼睛，给人一种短小精悍的感觉。他出生在黔东南的一个小县城，12岁就打过铁，种过地，虽然只有小学文化，每天读报，学文件都读得顺顺当当，大部分的字都能认识，按上级领导要求，还经常写广播稿，写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写批判文章以及好人好事表扬稿，而且做到了每周至少向场部广播站交上一篇稿。
队里有两位总后勤部西南物质工厂管理局的干部子弟，一男一女，男生叫李安南，据说他父亲是军内8级干部，在延安做机要工作时期，和毛主席只隔一堵墙，后因反对林彪、邱会作被贬到师级单位的西南物质工厂管理局当副局长。李安南24岁，1米65的个子，国字脸，一双大大的近视眼，永远都穿一身解放初期那种米黄色的军装，一看就是军队来的高干子弟。他是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是我们20个人里文化最高的。喜欢学习和看书，他在业余时间悄悄的学数理化，做习题，他好像知道将来有一天会恢复高考，并在默默的为此作准备。果然几年后恢复高考，他考上了西安交大。
女生叫王蓉，父亲是当红干部，西南物质工厂管理局的政治部主任。王蓉17、8岁，胖乎乎的鹅蛋脸上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黑黑的短发，休息时喜欢哼哼几句“革命歌曲”。两人都积极要求进步，也很少有许多干部子弟的傲气，学习、工作样样都走在前面，按说两人都是军人子弟，又是从一个机关来的，关系应该很好才是，可恰恰相反，他们关系比较紧张，女生年纪小，不敢也不会挑事，男生却事事跟女生过不去，政治学习，开会发言，只要她开口讲话，他就一定会和她对着干。她和另外一个女生及一连的两个女生住在隔壁一栋干打垒房里，休息时喜欢唱歌，只要她一唱，他就会在我们这边对着那边大声喊：“不要唱了！不好听！太难听了！”她只能假装听不见，继续唱，这边继续喊，那边接着唱……。她评上了先进个人，他就到处说：“她凭什么可以评上？她有什么资格评上先进？”后来才知道，他们两家的长辈在政治上走不到一起，两家老人不和，因此导致了他们的不和。
20人中，除了杨大哥和李安南外，其余年龄都在20岁以下。
有一位刚满18岁的小伙，叫陈小豪，父母早逝，是其姑妈带大的，姑妈原来是武汉3303厂工人，1966年跟随该厂其他到贵州支援三线建设的人调到了3326工厂，1969年进了3610厂，当了一名车工。他胖乎乎圆圆的脸，大鼻子，大大的眼睛却透露出许多的不自信，言语不多，常常表现出孤独和抑郁，这可能是他父母早逝后长期寄人篱下的结果。他性格比较软弱，言行憨厚，我们多数人都比较同情他。
可队里有两个顽皮的人，一个叫长江，工厂的家属子弟，19岁，猴子脸，身材、体型、动作都像猴子，比较灵活，曾经参加过样板戏《沙家浜》的演出，他就是在舞台上不停的翻10几个筋斗的那位小生。另一个人圆圆的脸像一个小皮球，他的伙伴都叫他小皮球，17岁，父亲是厂里的中层干部，因此优越感很强。这两个人就经常拿陈小豪开涮，有事没事的撩他，欺负他。他们给他取个外号叫“傻坨懦夫司机。”有一天中午，大家都躺在床上午休，脚伸向墙壁，头朝外躺在床上，由于气温有30c°，多数人都没有盖被子。陈小豪穿着一件黑色的短袖衬衣，扣子一个没扣，闭上眼睛趴在床上。我此时把被子和枕头叠加在一起做枕头平躺在床上。见长江和小皮球没睡，在屋里屋外晃悠了两圈，觉得无聊，就想找点什么事来消遣，长江两眼在房里转悠，忽然看到了左边墙角有一根工地上用的麻绳，又将眼光转向趴在床上睡觉的陈小豪，脸上立刻出现了诡异的微笑。
他一边保持着那诡异的笑脸，一边快步走向麻绳，将其一头拿在手上走向陈小豪的床边，轻脚轻手的用麻绳将他交叉平放在头前的双手捆绑起来，接着将麻绳的另一头扔向不高的房梁园形木头架子上。用手将麻绳慢慢一点一点的往下拉。随着这头麻绳一点点往下收，那头被捆上的手就一点点往上升，慢慢的，头升起来了、上半身也被拉起来了脚还在床上，陈小豪一直都是一声不吭，任凭蹂躏，等脚也快离开床的时候才从床上下来，还是不吭声，两眼无助的登着长江的眼睛，好像在想我都被你从床上拉到了地上，该放我了吧？看着长江一直诡异的笑脸，看不出有马上放过他的迹象，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非常的难过和愤怒。长江把握在手中的麻绳交给一直站在旁边奸笑的小皮球，出去一会就进来了，手里拿着不知从那里找来的一支毛笔和墨，向小皮球挥手示意一下，小皮球心领神会的用手轻轻一拉，陈小豪的脚尖就垫起来了，敞开的衣服里面裸露着整个前胸和肚皮。长江右手握着笔，自认为潇洒的在他敞开的前胸和肚皮上画了个大王八。这位“傻坨懦夫司机”真的傻到家了，不吭声，不反抗，直到王八画完，捆着的手疼痛难忍了，才发出哭声。开始我和其他人一样，认为是开玩笑，任凭他们闹。这下玩笑开大了，睡着的人也都醒了，在我们大家的指责声中，他们俩才肯放过他。麻绳一解开，他留着眼泪愤怒的一路狂奔，向场部方向跑去。场部领导还没上班，值班的广播员边听他叙说边打来一盆水，递给他一块毛巾，让他把身上画的王八洗干净。三天以后开全场职工大会，场领导把长江及他的同谋狠狠的批评了一顿，领导还没说完，会场上大部分知青都很愤怒，齐刷刷的大声喊道：“长江站出来！”，幸亏这位顽皮的长江可能预感到了今天的大会对他不利，早早的就溜走了，否则知青们会让他这种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同伴痛苦之上的行为付出代价的。后来可能领导认为这算不上阶级斗争动向，只是小孩顽劣的表现，批评教育一下就算了。
我们在农场劳动时间正好100天，在这期间，领导和场部的知青们认为我表现突出，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开会积极发言，不管什么工作都表现主动、认真，不偷懒耍滑，因此选我作代表，参加全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最让我自豪的是，场部团支部批准了我加入共青团的要求，我是3610厂来农场劳动成员中唯一一个入团的青年。后来回到厂里，工厂领导根据我在农场的表现，直接让我担任车间团支部副书记并兼任组织委员。
青年到农村去，到部队去，到工厂去锻炼自己，这种形式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有点不可思议，虽然这种形式可能有些弊端，可还是也有益处的，我认为如果有条件，在不耽误学习文化知识的前提下，到这些地方去锻炼一下自己也一定会有好处的。现在不是有好多政治家、艺术家、作家等等不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吗？
1971年的7月30日，刘泽清等人乘坐和来时一样的大卡车，又是八个多小时的颠簸，晚餐前回到了厂里。
第二天离上班时间还有二十多分钟，刘泽清就走进了厂区，刚走到二车间南面，准备过桥时，抬头一看，热处理工房大门已打开，班长早已站在那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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