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一衣带水，便隔十重雾”，晚清诗人黄遵宪这句诗正是对如今中日关系的真实刻画。在影响中日关系的诸多要素中，“靖国神社”作为合祀东条英机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特殊场所，成为东亚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历任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都会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舆论反响。
正如中国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所言：“当前两国政治关系困难的症结是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如何正确认识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并深入探索其背后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因素，对两国学者而言已成为一道十分迫切的命题。
1869年，为纪念在戊辰战争中牺牲的保皇派士兵，明治天皇下令创建“东京招魂社”。十年后，这座神社正式更名为“靖国神社”，并将社格升为别格官币社，供奉为国家战死的军人，由军方专门管理。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靖国神社陆续合祀了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死的近250万日本战死者的灵位，包括二战中14名甲级战犯与约2000名乙、丙级战犯，将其奉为“靖国之神”，永久祭祀，以求“万代彰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军进驻日本，对其政治体制进行“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造，废除原有的《帝国宪法》转而通过新的《日本国宪法》。在这部新宪法中，确立了日本“政教分离”的原则。1952年，靖国神社脱离日本陆军省、海军省管理，成为“民间宗教设施”。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国家战略转向：在亚太地区扶持亲美势力以对抗苏联，遂放宽了对日本的限制。
此后日本右翼分子迅速抬头，公然宣称东京大审判乃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不公正审判，日本遗族会、自民党遗族会等团体打出靖国神社“非宗教论”的幌子，主张通过立法使其从“宗教法人”转变为“特殊法人”，谋划使其再度国有化，后遭失败。
1951年，日本首相吉田茂与其阁僚以私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开首相参拜之先河；1978年神社秋祭大典上，日本右翼分子将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14名二战甲级战犯与2000多名乙、丙级战犯的牌位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进行合祀；1985年，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率领内阁成员对靖国神社进行正式参拜，打破了战后40年来首相以私人身份进行参拜的惯例，在日本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靖国神社参拜问题”正式形成。
一、传统文化还是军国主义？
“靖国”二字出自《左传》中“吾以靖国也”，意使国家安定。靖国神社作为近代以降，政府为祭祀为明治维新而建功立业的国家“英灵”们的祭祀场所，与传统神道中的神社定义截然不同。
神道教是日本唯的一本土宗教，是日本社会中最为持久和普遍的特殊信仰。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7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日本先民们将自然信仰与巫术相结合，形成“原始神道”，在此基础上吸收佛学、理学等诸多要素逐渐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宗教体系。日本奈良时代，主张“神皇神统，万世一系”的神道教受到皇室重视，在民间广泛传播，明治维新后成为日本国教，即“国家神道”。
在日本传统观念中，关于灵魂有两种定义：“和魂”是善良的魂灵，而“荒魂”则恰恰相反。人们通过祭祀“荒魂”使其转化为“和魂”，这一过程称为“镇魂”。以此类推，日本文化中“神”也有两种，一种是与“和魂”相对应的“善神”，另一种则是与“荒魂”相对应的“恶神”。通过镇祀，将“恶神”驱逐出现世，使其转化为“善神”。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使日本社会自古便有为敌人下葬、立碑的传统，如元军幕、俄军墓碑等。
这种观念反应在神社中，便衍生出了两类截然不同的神社：一类是以伊势神宫为代表的祭祀先祖的神社（天照大神），另一种是为祭祀敌人而建的出云大社（被天照大神子孙们所消灭的大国主命）。这是出自对战争中失败的敌方、被处死的罪魁祸首等幽灵的强烈畏惧所进行的镇魂祭祀，并非是将其作为“英烈”对待。
以日本右翼分子，前防卫厅长官瓦力为首的一批人宣扬靖国神社参拜问题是中日两国传统文化与习俗的问题，瓦力认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是包含了日本所有文化、传统、习俗的国家应有状态。从广义上说，可以说是日本文化。日本人承认灵魂的存在，与慰灵和镇魂相伴而生。”这些说辞在日本民众中产生了相当的迷惑性，以至于在2013年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时，日本民众更多是从“这件事会导致中、韩对日外交压力”来考虑，而不去深究参拜事件本身的正义与否。
在日本传统文化中亡灵有善恶之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主持发动侵华战争，造成中国3500万人伤亡，无数平民流离失所的东条英机等14名二战甲级战犯与约2000名乙、丙级战犯为国际社会所公认的“恶灵”无疑，祭祀时应采用“镇魂”方式，可靖国神社却是日本政府为祭祀“英灵”所设，这不但背离了明治天皇设立靖国神社的初衷，更与所谓日本传统文化背道而驰。其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曾侵略过中、韩、蒙等数十个国家，倒在这场侵略战争中的各国士兵更是不计其数，按照日本传统文化，如要祭祀二战时死去的士兵，也理应祭祀这些亡者。
日本右翼分子以传统文化为由混淆视听、颠倒黑白，在本应祭祀“英灵”的地方供奉“恶灵”，并试图将其塑造成“靖国之神”。借传统文化之名，行军国主义之实，这是对东京大审判与人类集体道德的严重亵渎，更体现出其扭曲的战争观和历史观。
二、内政问题还是外交问题？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战后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率领46万美军进驻日本，对其政治体制进行“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造。出于稳定日本战后动荡的社会，维持亚太地区局势的需要，本应对战争负最大责任的裕仁天皇逃过审判，这使得日本民众的战争责任意识从一开始便被有意淡化。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为遏制苏联而放松了对日本的管控，一些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二战战犯被释放并重返政治舞台，这无疑对普通民众释放出一种“战争无罪”的心理暗示。与此同时，日本右翼分子积极活动，以靖国神社为号召，重新唤起战前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滥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利用朝鲜战争中美国的军需市场完成首轮资本积累，随后大量吸收先进技术，推行“贸易立国”和“科技立国”的发展战略，实现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GDP超过西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扩张，日本谋求政治与军事大国的行动也在如火如荼的展开，而在侵略战争中起过日本军人精神支柱的靖国神社，无疑成为右翼分子窥探大众舆论的一个重要窗口。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历届日本首相及内阁成员以私人身份对靖国神社进行参拜。197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30周年之际，时任日本首相的三木武夫参拜靖国神社，开创了在“终战纪念日”中参拜的先例。1978年10月，日本右翼势力在举行秋祭大典时，将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与2000多名乙、丙级战犯牌位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合祀靖国神社。
198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中曾跟康弘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公然参拜靖国神社，突破了战后日本首相以私人身份参拜的禁忌。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曾根内阁公开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与争取“政治大国”的目标。《人民日报》将其明确定性为“日本少数人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活动”。对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国政府历来持反对立场，但日本政府多对此事置之不理，在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任内，曾不顾国内外舆论压力，四次参拜靖国神社，将中日关系降至冰点。
日本右翼分子试图通过将参拜问题“内政化”来煽动民意，他们声称“日本对过去的侵略历史怎么认识，怎么评价是日本的内政，中国等亚洲国家在历史问题上的声讨伤害了日本人民的感情”。2001年，日本自民党干事长公开指责中国外长唐家璇就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一事表达的反对立场是在“干涉日本内政”。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日本右翼势力以靖国神社作为突破口，从首相私人参拜，到合祀二战甲级战犯，再到首相公开参拜，一步步撕下伪善的面具，扛起复兴军国主义的大旗。经济的复兴刺激了日本民众的民族优越感，进一步唤起了国家认同感，在右翼势力的刻意诱导下，日本人对日本战争责任问题越来越模糊，对日本国际地位与联合国对日本的限制却越发不满。小泉纯一郎任内四次参拜靖国神社，其支持率不减反增，参拜靖国神社成为其向东亚乃至世界展示手腕的一场国际政治秀。
日本右翼分子正是想借“靖国神社”这一所谓内政问题来打开外交缺口，实现其政治、军事大国目标，却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偷换概念，瞒天过海，企图以参拜问题“内政化”来逃避谴责，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侵略战争造成大量的死难者，这其中更多的是中国人、韩国人、东南亚各个国家的平民，他们的后代、族人仍生活在这片蓝天之下，日本首相公开参拜靖国神社绝非本国内政，是对千千万万死难者的不敬，是对国际公法的蔑视和历史责任的逃避。
三、战争之国还是祭祀之国？
受中国儒学影响，“忠”、“孝”观念在日本社会被广泛接受并延续至今。正如美国学者鲁斯·本尼迪克在其名作《菊与刀》中所说：“日本人的义务分为两种：对父母之恩的报答被称为孝；对天皇之恩的报答被称为忠，这两种形式的义务都是无条件的。”
与中国不同，日本社会中并没有引进“仁”的概念，“仁”在中国伦理道德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论语·微子篇》有言：“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即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君王有仁则臣子尽忠，父母有德则子女尽孝，一切被置于“仁”的价值体系之下进行衡量。而在日本，这种思想与“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度显然并不相容，于是“仁”被排斥在日本社会伦理之外，无论君王或家长是否正确，臣子和子女们都会遵从他们的意志。
时至今日，即便许多日本人认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非正义的一方，但他们仍会将自己参战的祖先奉为“英灵”，由此在社会中形成一种思维定式，从而造成对其侵略行径的否定，历任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正是这一思维定式的外在表现。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将神道教定为国教，确定“国家神道”与“皇国史观”，实现“祭政一致”，以此来向民众传播军国主义观念。而反观如今日本右翼分子，修改宪法、向海外派兵、蓄意在周边挑起争端、修改历史教科书、利用靖国神社问题大做文章，这一系列活动似乎都在表明近代历史上与军国主义密切相关的“国家神道”与“皇国史观”有着复活的危险。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目的在于借宗教外衣来实现其国家理念，靖国神社也必将成为日后日本发动战争时战死士兵的灵魂归宿，祭祀之国成为战争之国。
靖国神社作为日本国内祭祀英灵、缅怀先烈的国家神社，本应是让广大民众铭记历史，展望和平的所在，却被日本右翼分子利用，浑水摸鱼，成为其宣扬军国主义、美化侵略历史的前沿阵地。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正是出于对这段历史与国内三千五百万牺牲人民的尊重。
无论日本右翼分子的理由是多么的冠冕堂皇，都掩饰不了靖国神社中250多万侵华日军对世界人民犯下的血淋淋的罪行。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参拜靖国神社始终是日本右翼分子跳梁小丑般的行径，我们要把广大日本人民同少数军国主义者区别开来。中国与日本自古以来便是隔海而望、一衣带水的邻邦，其文化传统也有许多融汇之处，中日之间携手构建东亚共同体，是最有利于两国共同发展的方向，也是两国人民最为真挚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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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邓秀杰：《靖国神社和中日关系》[D].北京语言大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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