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划过夜空的流星——淞沪会战中的国军精锐部队
“中德合作”期间，国民革命军不仅大量装备德国制造的武器装备，也在学习德国陆军的军事思想。其中不能不提的就是这一时期的中国军队对学习“闪电战”理论的探索与尝试。
“闪电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军的惯用战术
“闪电战”（ Blitzkrieg ）是纳粹德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经常使用并且屡试不爽的一种战术，其创始者是著名的装甲战专家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大将（Heinz Wilhelm Guderian，1888-1954）。这一战术的三大要素是：快速、出奇、集中。早在1936年，张治中将军就提出过在上海地区动用6-7个师的兵力，以先发制人的主动进攻夺取战场主动权的方案。同一年年底，国民革命军首次将“闪电战”付诸实施，而执行这次任务的就是“德械师”的标杆——由桂永清中将指挥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
古德里安大将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在西安被他的结拜兄弟、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少帅”张学良扣押。桂永清派出教导总队9000余官兵赴陕西，于两天后抵达潼关。12月20日，教导总队在华县配合第28师对张学良的军队发起进攻，随后又参加了渭南战役。西安事变期间，教导总队凭借其过硬的军事素质迅速击溃了数量庞大、装备精良，但本质上仍是军阀私人武装打手集团的奉军。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后，教导总队于次年1月返回南京驻防。
教导总队部队长桂永清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随后，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抗战宣言》：“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年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沦陷，29军副军长佟麟阁中将、132师师长赵登禹中将相继在南苑、大红门的战斗中牺牲。面对日军咄咄逼人、得寸进尺的行径，且日军有沿平汉线南下、大举进攻的可能，国民政府遂在京、沪一带加紧备战工作——京沪警备司令部所属部队统一整编为第九集团军，以司令官张治中将军为指挥员；同时，苏浙边区部队改编为第八集团军，以张发奎将军为指挥员。国民政府原本的设想是：鉴于当时日军尚未开始总动员，17个常设师团里已经有6个被用于华北战场。就算日军有向上海增援陆军的应对方案，从批准到实施是有时间差的。那么，中国军队就有集中兵力在上海地区夺取主动权、进而分散华北地区的压力，并减弱日军对首都南京的威胁。同时，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的上海是英、美、法等西方大国势力集中的地区，中国军队在上海主动进攻日军可以在国际上引起更多的关注，并获得来自西方更多的援助和支持。
庐山谈话
中国军队向上海集结
8月1日，张治中将军命令第二师补充旅的一个团换上保安总队制服进驻虹桥机场和虹口，另一个团则化装为宪兵驻防松江（1932年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的正规军队不得进入上海市区）。加上警备司令部原有的两个最精锐的调整师——87师（师长王敬久中将）和88师（师长孙元良中将），一共十个团的国军被部属到攻击阵位上。8月11日，中国军队利用政府征用的火车和汽车进驻上海市区。第二天早上，当上海市民从睡梦中醒来时，惊喜的发现，全副德式装备的87师和88师已经作为先头部队率先抵达上海。一同前往的还有炮兵10团1营的八门s.FH18型150毫米榴弹炮（即俗称的“三十二倍十五榴”）。当时身在上海的著名中医陈存仁先生在《抗战时代生活史》中描述：“忽然看见无数军服辉煌的国军，威风凛凛地在闸北布防。闸北老百姓看到这种情况，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国军准备作战，惧的是祸及己身。数十万老百姓，扶老携幼地由闸北逃入租界，我坐着汽车想开进去。可是人潮正冲涌出来，车辆简直无路可走。”
淞沪会战中的中国精锐部队
中国军队在上海作战
“三十二倍十五榴”
在完成了调整计划的国军各师中，驻防京沪的本来是三个师：87师、88师和36师（师长宋希濂中将）。由于36师在西安事变前后被调往陕西，其空缺被迫由第二师补充旅填补。这使得原本12个团的攻击发起兵力被削弱。直到8月19日，36师才抵达上海参战。
宋希濂将军
王敬久将军
孙元良将军
淞沪会战开始前，日军在上海已经有一支实力强大的海军部队驻扎——根据《中国方面海军作战》记载，日军在黄浦江流域部署有上海特别陆战队（约2500人），吴镇第2特别陆战队和佐镇第1特别陆战队（约1200人），以及搭乘“出云”号装甲巡洋舰的陆战队（约200人）和隶属于第11战队的陆战队（约120人）。至“八一三”当天，第三舰队各部又派出约1500人的海军陆战队前往上海。日军地面部队达到五千人以上。与此同时，日军在海上占据着接近于“∞：1”的优势——除了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装甲巡洋舰以外，日军还投入了“鬼怒号”、“由良号”、“名取号”、“川内号”轻巡洋舰四艘，以及第2、9、21驱逐队（参战的1600吨级的一等驱逐舰在22艘以上）和第1、第2警戒队的总共11艘其他舰船。除了水面舰艇部队以外，日军还投入了第1（“木更津”航空队、“鹿屋”航空队）、第2联合航空队（第12、13、21、22航空队）和分别搭乘三艘航空母舰（“龙骧号”、“凤翔号”、“神威号”）的第一、二航空战队。即使把日军的水上飞机母舰（“神威号”）和巡洋舰载机排除在外，日本海军航空兵在上海地区的飞机数量也达到了惊人的212架。日本是世界上仅次于美、英的海军强国，尤其是其海军航空兵飞行员过硬的军事素质与视死如归的武士道精神更是举世闻名。也就是说，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的第一阶段就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
日本海军陆战队
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装甲巡洋舰
日军在海上和空中占据着绝对优势
与此同时，日军在华东地区也在加紧策划制造事端：这年8月9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一等水兵斋藤要藏在上海虹桥机场向我军挑衅时被击毙，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大将开始调动舰船向黄浦江沿岸集结。8月13日，近卫文麿内阁决定借此扩大事端，向中国大举增兵；同时，长谷川清下令，第三舰队下辖的航空兵部队空袭南京、上海、广德、南昌等地，并以压倒性的海军舰炮火力向闸北地区的我军阵地、乃至和平居民区射击——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八一三”事变。这天下午，我军88师262旅523团1营在八字桥与日军遭遇，长达三个月的淞沪会战正式开始。此役，国民政府总计先后投入78个师又10个旅、7个炮兵团，以及非正规军系统的保安总队、税警总团等，总计75万余人的兵力。与此同时，中国空军和中国海军的全部主力倾力参战。侵华日军除前文提及的海军以外，还投入了9个师团又一个旅团、总兵力在30万人左右的陆军。张发奎将军回忆：“那时，最高统帅部坚决地企图确保这个远东最大的都市，便尽量挹注兵力与淞沪方面，京沪、沪杭两铁路的军车日夜不间断的奔驰，把一师一师的部队送来，加入填补火线，其情况好像1916年法军为挽救凡尔登要塞的危机，从巴黎运送增援部队的状况相似。”
淞沪会战期间，中国陆、海、空三军主力倾力参战
淞沪会战期间，中国陆、海、空三军主力倾力参战
淞沪会战期间，中国陆、海、空三军主力倾力参战
然而，战争是实力的较量，纵使我军官兵凭借着爱国精神与不畏牺牲的决死姿态，以血肉之躯奋起反击，但敌人实在是太强大了。上海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黄浦江沿岸更是一马平川、易攻难守。由于道路、桥梁、铁路等基础设施的严重落后，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各路中国军队大多是徒步奔赴战场，连像样的防御工事都没有时间修筑。而日军凭借着海军优势和各种口径的山-野炮、各式轻-重型装甲车辆，甚至迫击炮与掷弹筒朝着国军防守地带倾泄雨点般的炮弹。坚守阵地的中国军队经常整连整营的被敌军的炮火毁灭。孙元良将军于淞沪会战期间率领88师坚守闸北阵地76天，所部先后补充过六次，“一杯再浓的茶，冲了六次开水也变淡了”。88师是国军最精锐的部队，而大部分中国军队的状况则如第三战区司令官冯玉祥回忆的那样：“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个小时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
对于中国军队来说，连机关炮都是奢侈品
淞沪会战期间，中国军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许多德国顾问在战前就已经指出、在全面战争开始后却并没有从实质上得到改进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抗战中后期仍然大量存在，并继续为苏联顾问和美国顾问所诟病）。例如，中国军队的指挥呆板，在过于依赖堑壕和堡垒的同时又没有足够的防御纵深。这使得中国军队的人员和工事大量的被日军批量装备的100/150毫米重炮杀伤。此外，中国军队虽然以“师”为基本单位，但是每一个师级建制仅仅是若干步兵团。除少数精锐部队外，大部分师级建制都没有侦察兵、工程兵、通信兵、野战医院、后勤兵等技术兵种单位，在战时则临时征募包括没有经过训练的青年学生乃至女性在内的非军事人员凑数，其战斗力可想而知。
中国军队最大的伤亡来自日军的炮击
中国军队最致命的问题则是人员素质极差，大量中国军队的官兵既没有见过飞机也没有见过坦克，平时连基本的隐蔽、疏散、伪装训练都没有进行过。中国军队在每次突击前总是习惯性的吹响军号（无异于告诉敌人“我要冲锋了”），随后则是一齐向日军投掷手榴弹，紧接着全团人员从战壕里蜂拥而出，高喊着口号，在日军的精确射击面前伤亡惨重。与之相对的是，日军对基础训练十分重视，加上“三八大盖”比较长，使得无论是射击还是白刃肉搏都占尽了便宜。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精湛的射术和拼刺能力连人高马大、武装到牙齿的美军、英军都畏惧之，就更不要说孱弱的中国军队了。
侵华日军曾嘲笑手榴弹是“支那军队”唯一能够自制的“重武器”
日军具有极强的拼刺和精确射击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中德合作”期间，国民政府的整军计划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中国实际，盲目照搬德军经验。例如：德军不重视白刃格斗，这使得国军在战斗中深受其害；87、88师等精锐部队过于“短小精悍”，很难经得起大规模的消耗。来华担任军事顾问的德国人大多是第二帝国时代的旧军官，对军事理论日新月异的变革缺乏最起码的认识，连最基本的步坦协同战术都没有教给国军。战斗中，虽然中国军队的坦克一度突破了日军阵地，但由于缺乏步兵的配合，使得装甲兵的牺牲付诸东流。此外，巷战对于德军自身来说就并非强项，遑论德国师傅教出来的中国徒弟了。加上中国军队的重武器严重不足导致的攻坚能力缺乏，在大型建筑鳞次栉比的街道上遭到了日军多个方向射来的火力的交叉杀伤。中国军队虽然在淞沪会战初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占据很快陷入了胶着状态。随着日军第十军的三个师团于11月在金山卫登陆，中国军队腹背受敌，被迫撤退。
“德械师”是国军的精锐部队，但距离德军的水准还相去甚远
但是，客观的说，淞沪会战的过程堪称壮烈。三个月中，中国军队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如“姚子青营五百壮士守宝山”、“八百壮士守四行-女童子军送国旗”•••等等，吴克仁、黄梅兴、蔡炳炎等高级将领在战斗中为国捐躯。这些故事大家都很熟悉，笔者于此处恕不赘述。
一寸山河一寸血
著名作家谢冰莹女士早年就读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淞沪会战开始后，她组织了战地妇女服务团前往上海支援国军抗战，曾被国民政府授予少将军衔。“某师刚接火两天，就到了七百多伤兵，天井里，街檐下，过道•••什么地方都躺满了”，“军医处无法为大量伤员及时救助或康复保障，四五个医生共用一把手术剪刀”。战况之惨烈由此可见一斑！谢冰莹回忆说，她当时已经顾不上正常的消毒程序，连手上的血也来不及冲洗就接着医治下一个：“战士的血是多么宝贵的，它染在我的手上，我好像亲自上过火线受伤似的感到荣幸，感到愉快。”
抗战时期的谢冰莹
德国顾问在呈送给德军最高统帅部的报告中称：虽然淞沪会战以中国军队损失惨重、上海沦陷而告终，但是这场持续三个月的会战“产生了一部非常光荣的历史”，“中国军队的英勇战斗与不计任何牺牲代价的精神为中外人士所钦佩”。淞沪会战是抗战期间的第一场大会战，粉碎了侵华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野心。从战略角度而言，淞沪会战使得日军的主攻方向由从南到北改变为从东向西，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设想具备了实现的可能。国民政府在宣布从上海撤军时发布的《告上海市民书》说：“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这几句话，可以说是对淞沪会战的价值和在此役中牺牲的中国军人最合适不过的赞誉了。
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第五部分 泣血金陵——惨烈的南京保卫战
淞沪会战结束后，中国首都南京便处在侵华日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日军凭借着近代工业化帝国的良好基础和高效的动员机制，集中了多达30万人以上的重兵，携带大量重炮，在海军的配合下很快便将南京三面包围。与此同时，从1937年11月中旬开始，国民政府军政高层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议，商讨南京的防御问题。其中，绝大多数高级军政官员认为，国军刚刚在淞沪会战中失血严重，战前斥巨资修建的“国防线”并未发挥实际作用。加上南京濒临长江（易于日军发挥海军优势），以重兵防卫一座必丢无疑的城市得不偿失。军令部作战厅厅长刘斐认为：南京如果非守不可，也只能作象征性抵抗。只有与蒋介石素来不睦的唐生智坚持以重兵防卫南京。随后，唐生智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司令官。一支看起来兵强马壮、且多为精锐部队的“南京卫戍军”的架子搭了起来。然而，这支首都卫戍部队的各个师、旅基本上都残破不堪（根据孙元良将军的估算，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期间付出了18万人牺牲、负伤的代价，日军伤亡则为五万左右），实际战斗力能有纸面数字的三分之一就已经不错了。当时担任首都警戍总司令部参谋处科长的谭道平将军回忆，保卫南京的中国军队仅有8万余人，其中有三万余人还是临时补充的新兵。敌我实力之悬殊由此可见一斑。
南京保卫战释义地图
尽管如此，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八万余国军官兵仍然义无反顾的奔赴前线。从12月1日开始，日军开始对南京进行空袭，中华门一带几乎被夷为平地。至12月6日，日军进抵南京外围。南京保卫战正式打响。首当其冲的是防守汤山-汤水镇-丁家山一带的第66军（当面之敌为日军第16师团一部），以及防守淳化镇-方山-牛首山-将军山一带的第74军（当面之敌为日军第6、9、114师团各一部）。战斗中，日军大量使用重炮轰击国军阵地。战至12月8日，日军攻陷了淳化镇，将51师的防线打得支离破碎，兵锋直指光华门。301团代理团长纪鸿儒负重伤，9名连长牺牲或负伤，排以下各级官兵有1400余人牺牲或负伤，几乎丧失了战斗力。加上汤山一线的国军反击失利，唐生智遂命令中国军队各部后撤到二线阵地。但是，58师一直坚守在牛首山、将军山阵地，305团团长张灵甫身负重伤，直到次日夜间才撤往麻田桥、水西门一带。
74军首任军长，俞济时将军
日后的74军军长张灵甫在南京保卫战时期仅仅是团长
12月10日，日军对南京发起总攻，向紫金山、中山陵、西山等地大举进攻。防守这一地区的正是“调整师”的样板、中国军队最精锐的部队——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日军投入中山陵之战的兵力、兵器空前强大——除第19旅团以外，还有一个战车大队和两个重炮兵大队。同时，16师团部队长中岛今朝吾中将还调动第30旅团的第33联队和第8野战炮中队攻打紫金山。面对汹汹而来的敌军，我教导总队第1、3、6团奋起反击。直到12月12日，日寇才在重型榴弹炮的支援下攻陷了西山。
中国军队最大的伤亡来自日军的炮击
与此同时，日寇为攻陷紫金山，不惜大量使用燃烧弹——守卫紫金山的是我军教导总队第三旅，凭借着掩体用轻机枪、迫击炮给予日军极大的杀伤。根据日军第33联队的部队史记载：“深知紫金山重要性的‘支那军’巧妙地利用山势的特点，构筑水泥碉堡等很多隐蔽的机枪掩体，配置数道用铁丝网包围起来的散兵壕，并配备以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约1个旅为主力的最精锐部队。紫金山背面是屏风般耸立的悬崖......攻占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通往中山门的主干道方面的战斗进展。”敌第35联队第3大队大队长菅原梅吉少佐和第9中队中队长野田耕一大尉先后被我军击毙。12日，南京城突然刮起了东北风，日寇趁机对我军阵地大量投放燃烧弹。《朝日新闻》曾报道：“大火借东北风之势，转眼间燃遍了整个山坡，并进一步向西面的山坡蔓延。作为敌军（中国军队）炮兵观测阵地的天文台也被大火包围，其景象十分凄惨。”风助火势、火借风威，而死守紫金山阵地的我军官兵面对冲天大火，宁折不弯、死战不退，向世人昭示：中国不可辱！连日军也为之肃然起敬——南京陷落后的12月14日，《朝日新闻》在一篇题为《英姿在中山陵逝去》的报道中称：“在我军（日军）精锐对南京实施大包围作战及完全占领南京的战斗中，在紫金山顽强抵抗到最后的蒋介石麾下的教导总队，其悲壮的奋战不禁令人想起与会津若松城一起逝去的白虎队那悲壮的场面，南京白虎队的临终场面也令我勇士在其战斗过的地方黯然泪下。”
南京保卫战紫金山阵地遗址
捷克造ZB-26式轻机枪是中国军队在抗战期间少见的几件能够用好的武器
《奈良联队战记》（“奈良联队”即第16师团第38联队）记载：中国军队为了死守南京，“以有力的兵团在光华门及其他各处苦苦支撑，描绘出一幅战火中厮杀的地狱图•••也勇敢进行防御，从月光映照的紫金山上不断有迫击炮弹射来”。坚守雨花台阵地的88师是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和“八一三”淞沪会战的英雄部队。根据南京之战的亲历者、原侵华日军第114师团步兵第66联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部队长西泽牟吉中尉在《我们的大陆战纪——步兵第66联队第三中队的历程》中的描述，面对日军泰山压顶一般的进攻（第6、114师团，两个装甲车中队、一个坦克大队、一个野战重炮兵联队、一个独立山炮联队，约4万余人），“蒋介石嫡系军中战斗意志最为顽强的第88师•••构筑了几道屋顶状铁丝网和战壕。在50米开外的手榴弹战是登陆以来最为激烈的战斗，本来战斗是以大队为单位，而在雨花台攻击战中可以说是以师团为单位了。向世界夸耀指挥系统多么完善的我军（日军）也陷入如此混乱的状态。”雨花台之战以被日军称为“修罗场”而载入史册。88师参战的6000余官兵中，除百余位伤员外，其余全部牺牲。其中包括：
第262旅旅长朱赤少将；
第264旅旅长高致嵩少将；
第524团团长韩宪元上校；
第527团团长李杰上校；
补充旅第1团团长华品章上校。
同时牺牲在雨花台阵地上的还有88师的11位少校营长（总共13个营参战）。
在南京保卫战中牺牲的朱赤将军（左）和高致嵩将军（右）
中国军队在南京保卫战中的英勇表现极大的出乎敌酋松井石根的预料，他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守城的中国士兵极为顽强，“炮兵也无济于事”。第30旅团部队长佐佐木到一少将则回忆，坚守中山门的国军87师“死战不退、死守阵地”。雨花台陷落后，日军在制高点上设立观测哨，凭借着炮兵优势对南京城区的国军防守阵地、乃至和平居民区倾斜火力。敌第9师团大量使用105/150毫米野战加农/榴弹炮、乃至240毫米攻城榴弹炮轰击依托城墙修筑的我军阵地。我第74军与日军展开了巷战，阵地几度易手。卫戍军副司令官刘兴中将于光华门一带指挥我156师、87师一部和教导总队第二团发起反击，敌36联队的一个大队长被击毙。然而，仅凭着“黄埔男儿最豪壮”的一腔热血的国军毕竟不是日军机械化的钢铁装备的对手。战至12月12日，中华门等阵地被日军突破。
侵华日军在南京之战中使用的240毫米巨炮
攻入南京的日军机械化部队
12月12日，日军再次调动五个师团攻击南京，卫戍军司令官唐生智却突然下达了撤退的命令。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此前一天（即12月11日），蒋介石曾致电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虽然南京沦陷已是不可避免，但守城的中国军队并非毫无战斗力。卫戍军司令部原本制定的计划是“大部由正面突围，一部随指挥部由下关渡江”。从理论上看，这一设想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问题是，这一命令是突然下达的，没有给守军各部提前准备的时间。更要命的是，唐生智于战前夸下海口，称“誓于南京共存亡”，摆出一副“破釜沉舟”的样子，江边竟然没有预留船只。加上在发布撤退令后，唐生智又添油加醋的称：江边如有渡轮，守军可乘船向滁州撤退。这显然加剧了中国军队撤退/突围途中的混乱局面。此时，日军已经将南京城包围，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的中国军队纷纷涌向长江边，溃败的国军官兵和难民混杂在一起，抱起一切可以浮起来的东西——木头盆子、木板、门窗，跳进水里试图游过长江。随后，日本海军的舰船便赶了过来，朝着拥挤在下关和江面上的中国军民开火。让人扼腕叹息的是，担任督战队的第36师和第1军（军长胡宗南中将，驻防浦口）并没有接到命令，大批中国军队官兵没有牺牲在战场上，而是死于混乱的溃退途中，甚至有不少人被自己人踩死或死于督战队的战友枪口之下。
宪兵副司令官兼南京市市长萧山令中将率领宪兵教导团突围至江边时，并没有船只前来接应，反而遭遇了日本海军。在日军炮火的两面夹击之下，这支突围而出的宪兵部队极少数人员负伤被俘以外，其余自萧山令以下数百人全部牺牲。66军、83军军部和156师从正面突围，159师代理师长罗策群少将、160师参谋长司徒非少将、156师参谋长姚中英少将在突围战斗中牺牲。
在南京保卫战中牺牲的萧山令将军
74军军长俞济时中将提前派人控制了船只，使得有5000余人得以成功撤退。另外。88师264旅辎重营于下关江面提前准备了木船，使得有一千余位官兵在师长孙元良、旅长廖龄奇的组织下撤离。南京沦陷后的第二天，日军第六师团在师团长谷寿夫的指使、纵容之下开始屠杀国军战俘，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开始了。
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第六师团，其结局是被美军在布干维尔岛全歼
谷寿夫在抗战胜利后被押回南京、随后被国民政府处决
诚然，南京保卫战没有实现较好的保存自身实力、争取充裕时间的目的，因而是一次失败的战役。但是，中国军队在南京保卫战中已竭尽全力。他们用不屈的鲜血和顽强的灵魂向世人昭示了中国军民誓死保卫国家、将反法西斯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80年过去了，历经抗战的老战士大多已经不在人世，健在的也多是风烛残年。抗日战争是中国军民神圣的卫国战争，既是反法西斯战争又是民族解放战争。“Freedom is not free.”72年前，全世界人民用生命和鲜血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敦刻尔克大撤退、被炸成废墟的贝尔格莱德、基辅合围、巴丹死亡行军、新加坡沦陷、迪耶普的死亡之路、勒热夫-瑟乔夫卡绞肉机、阿纳姆大桥陨落的红魔鬼•••我们如今能够信手拈来的名将也并非常胜将军——朱可夫元帅曾因欲弃守基辅而被免职；麦克阿瑟将军被日军打得连夜逃跑；蒙哥马利元帅一手策划的“市场-花园行动”遭遇惨败•••值得庆幸的是，正义最终压倒的邪恶，文明最终战胜了野蛮。在那场战争中浴血奋战和献出宝贵生命的军人们也得到了英雄般的纪念。
最后，请允许笔者献上《老兵》以结束此章：
飘扬的旗帜、嘹亮的号角，战斗的行列是他快乐的家！
一心一意、热爱着国家，更把生命献给了她！
道不完南征北讨的往事，诉不尽一身光荣的疮疤！
哪怕白了少年头，报国的心意就像一朵不凋零的鲜花！
哪怕白了少年头，报国的心意就像一朵不凋零的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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