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究没有去考证她的真名实姓,不知是叫“阿录嫂”还是“阿绿嫂”,在我老家的方言中“录”和“绿”同音,如果是叫“阿录嫂”,那应该是她的丈夫名叫录,但我更愿意她是叫“阿绿嫂”,这样她就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且更具女人味的名字。老家的老幼妇孺都叫她“阿绿嫂”,她犹如一棵不老的“长青藤”,她的这个称呼似乎与年龄无关。
自小知道老街坊有个“阿绿嫂”,不仅是因为常听到大人提起她,还因她在老街摆了一个炒麻时的小摊缘故。
她每天上午六七点就开始摆摊,将炒锅灶置在自家的门前,放上炒炉起火加热,并在灶边的小方桌上摆出麻时仔以及炒制所需的猪油、虾油、酱油、味精、料酒等配料,等炒炉烧热时加入猪油,放入麻时仔,进行温煎、翻炒,到麻时仔炒至有皮并起泡时,改大火,并倒入事先用虾油、酱油、味精、料酒、水调配好的料水,再炒至呈金黄色收水,撒上葱花起锅。这时香味扑鼻,颜色诱人,尝一口美不胜收。我们儿时常在灶前观看她的炒制,当料水加入锅里,伴随着“吱吱”作响声,一股热腾腾的香气扑面而来,触动你的每根味觉神经,垂涎即刻三尺,只叹囊中空空如也。她不烦我们在旁观看,有时在收摊时,还会给我们分享没卖完的麻时仔,“谢谢,阿绿嫂。”我们这样答谢这个与母亲年龄相仿的女人,她开心地应着,这是我们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刻。
那时她五十开外,中等的身材有点微胖,面庞圆润,盘着一个圆圆的发髻,脸和发髻总是油光发亮的,站在锅灶前,一边动作娴熟地炒制着麻时仔,一边笑脸从容地做着买卖,生意的空隙,端坐在那笑容可掬,但仔细端详过去,那笑容下有着丝丝的愁云,微闭的目光有点呆滞、黯然失色。
她原生活在一个富甲一方、家境优渥、生活无忧的大户人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土改中她的家庭被评为地主身份,田产被没收,从此也就开始了她的悲惨人生。在紧接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那一天老家枪毙了十八个地主,是她的一家以她公公为首就被枪毙了四个人,她的老公因经商在外虽幸免于难,但她那只有十八岁、刚从大学毕业回家的长子,抓去替他父亲抵罪,被枪毙了。
家境的坍塌,让这个原来养尊处优的长房媳妇,一夜间成了家庭的顶梁柱。从此,这个原来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她,开始操持家务,为了维持家计,她还学会了炒麻时仔,并以为生养家糊口。她每晚将粳米倒入桶内加满水,浸泡5小时后,将粳米淘洗干净,倒入木蒸桶蒸熟,倒入石臼中捣饭团,趁热把饭团搓成长条,摘成若干块将小饭团放入模形中,按压成形,供第二天用,每起早摸黑,忙得不可开交,农忙时节她提着篮子,把炒麻米时仔拿到田间地头去卖。
她的丈夫在外地被抓坐了几年牢,因在牢中偷饭吃,被人暴揍,打伤了身子骨,狱满回家后无法劳作,但之后的历次运动他做为头号地主总是首当其冲,特别在文革期间,每次批斗会他都有份,有一次被剃了个阴阳头,抓去游街示众,最后推到公路上,赤脚进行百米冲刺,脚底脱皮,鲜血染红了公路上的沙石,因受不了批斗他跳井自尽,被人救了上来,还再背上一个“自绝于人民”的罪名,因身体过于虚弱卧床不起,从此,她老公身上的罪名全由她来承受,脖子上挂一个打倒地主婆的大牌子,顶头烈日站在椅子上,低头认罪,接受群众的批斗,被路人指指点点,不准上厕所,有一次还尿了一身;她的女儿因此被同学取笑、侮辱、谩骂,而神经失常发疯;她的小儿子在一次批斗中被打瘸了腿,在床上躺了半年后,在一个深夜她给了他十元钱和一条半旧的毛毯,他离家在外流浪了十几年,直到她老公死后半年、“四人帮”打倒了才回家。
既要接受批斗,又要照顾生病卧床的老公和精神失常的女儿,即使生活如此悲怆,但她每天都把自己精心打扮,头总是梳得油光发亮,即使是没东西吃,她每天也要起火烧点开水,不让别人看出她今天没饭吃。
夏天她还兼营凉饮。每天起得更早,把薜荔(凉粉果)的籽挖出装进布袋,在脸盆用凉开水不断揉捏,挤出胶质过滤后加入石膏粉做成凉粉冻;还用石花菜与杏仁混合再加糯米磨浆,加水煮沸后待凉冷凝结成杏仁冻,再用尖刀割成小块,做成杏仁豆腐,她认真地做着每道工序,做出的凉粉冻和杏仁豆腐口感极佳,凉粉冻二分钱一小碗、五分钱稍大一点的碗,杏仁豆腐一毛钱一碗。我们用口袋仅有的二分零钱买一小碗凉粉冻,她那装凉粉冻的小碗,小巧玲珑,美而精致,大人说那是以前大户人家才有的,握在手里,光滑油润,我们用调羹慢慢地将碗底的白砂糖和薄荷水搅均匀,然后再撅起嘴慢慢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吸吮着,至今还记得那微甜冰爽的凉粉冻,慢慢地沁入心脾,清爽至极的感觉;至今还记得她翘着兰花指用小勺子小心翼翼地舀凉粉冻的优雅动作,小勺子轻轻捣碎凉粉冻,碰撞小碗,发出的清脆的银铃般的响声,常常回荡在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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