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妖師
杜预，字元凯。对今人而言，并非家喻户晓之人物，然而在古代却是举足轻重，特别是唐代倍受推崇。
如唐穆宗李恒即云，‘在昔有晋，厥功平吴，惟茂先（张华）决策于中，惟元凯（杜预）整旅于外。’《唐文拾遗》中李靖亦尝言，‘仲尼儒术，始流芳于沂水之湄；元凯战功，方挂美于岘山之顶。’皆对杜预之战功推崇备至。
同时《全唐文》中张说有云，‘猗欤杜侯，发挥孔圣。《春秋》既立，王道以正。’却更加赞叹杜预的儒学地位。
史实亦却是如此，杜预可谓是中国历史上同时进入文庙和武庙的唯一之人。
参《新唐书·志五》载，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诏令历代先贤先儒二十二人配享孔子，即有杜预。而建中三年（782），礼仪使颜真卿向唐德宗建议，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设庙享奠，亦有‘晋镇南大将军当阳侯杜预’。
而诸葛亮则是三庙，不仅进入文庙、武庙，更是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从祀帝庙。
但是诸葛亮开元十九年（731）被唐玄宗入选武庙十哲后，直至清·雍正二年(1724)，方以先儒之名从祀文庙，两者跨度接近一千年，与杜预之性质完全不同。
《杜预传》载，‘预身不跨马，射不穿札’，杜预既不会骑马,也不懂射箭。且有‘病癭’，即大脖子病。
灭蜀之战，杜预已是年过四十，然官职不过‘镇西长史’。至灭吴之战，杜预已是五十有七。《晋书》所载杜预所参与战役，亦唯有灭吴一战而已。
可以说，就战绩而言，杜预是大器晚成，甚至是一战成名。却能够以此而晋身享奠武庙，与诸葛亮相比，应该说非常幸运。
灭吴之战杜预并未担任主帅，咸宁五年（279）十一月，晋武帝调集大军二十多万，兵分六路，水陆齐进，而杜预仅是其中一路。
杜预负责西线指挥，自襄阳向江陵方向进军，而后南下长江、湘水以南，直抵交广。虽功勋卓著，史载共斩杀、俘虏孙吴都督、监军一类的高级官吏十四人，牙门、郡守一类的中级官吏多达一百二十人。
但即使整个过程精彩至极，如果仅是普通战役，杜预仅凭一战亦难以晋身古代六十四名将之一，设庙享奠。
关键在于灭吴之战结束了汉末三国以来分裂割据的状态，使中国重归一统，是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唯一成功的一次统一战争。可以说，此战意义深远。
而如此经典之战，却由杜预一力促成。杜预前后三次上书力主向东吴开战，反复劝谏司马炎，方才促成此战。如此方才是杜预能够‘设庙享奠’之关键。换言之，言杜预是三国之终结者亦不为过。
而另一方面，杜预能够享奠文庙，却是真正的名至实归。
以清代学者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是“十三经”中注释最为完善之版本，其中《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即是采用晋·杜预之《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是《左传》注解流传至今最为权威地版本，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而杜预能够达到如此境界，除却天赋异禀外，亦与其青年时期不得志有关。
早年其父杜恕过于忠直，《三国志》载，‘推诚以质，不治饰，少无名誉。及在朝，不结交援，专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纲维以正言……’而与司马懿此类权臣互不投合，杜预亦是因此而‘久不得调’，年过而立，尚郁郁不得志。
《三国志·杜恕传》载，‘甘露二年（257），诏封恕子预为丰乐亭侯。’又《晋书·杜预传》载，‘文帝嗣立，预尚帝妹高陆公主，起家拜尚书郎，袭祖爵丰乐亭侯。’
直至嘉平四年（253）其父过世后，杜预守孝三年，转而投入司马昭麾下，至此方才‘遇难呈祥’。
然杜预确实称得上博学多通，《杜预传》云，‘在内七年，损益万机，不可胜数，朝野称美，号曰"杜武库"，言其无所不有也。’即杜预不仅通经文、善兵略，更是晓百家之长，可谓‘通才’。
譬如，著名之《晋律》即由杜预为之注解。其上承《汉律》，下启《唐律》，对后世之封建法律影响深远。
其中‘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是我国法律史上明确区分律、令之最早定义，即刑法制度与规章制度之区分。杜预主张条目省减、文字简明通俗。
《隋书·刑法志》曰，‘内以平章百姓，外以和协万邦，实曰轻平，称为简易。’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唯一通行于全国的法律，并被东晋、南朝宋、齐、梁所沿用。
例如，《杜预传》载，‘预以时历差舛，不应晷度，奏上《二元乾度历》，行于世。’即精深历法，发现时历有差不合晷度，并修订《二元乾度历》，且通行于世。并力排众议，主持修建了富平津河桥，且复制出久已失传的周庙欹器，一种计时器。
又如，咸宁四年（278）秋，《杜预传》载，‘大霖雨，蝗虫起。预上疏多陈农要。’ 杜预曾前后两次上书陈述救灾策略。
再如，杜预在荆州兴建水利。《杜预传》载，‘激用滍淯诸水以浸原田万余顷，分疆刊石，使有定分。’
同时‘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开凿了从扬口到巴陵的运河一万余里，使夏水和沅、湘两水直接沟通，既缓解了长江排洪，又改善了荆州南北漕运。
并解除了荆蛮之凭仗，故而南土歌赞之曰：‘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
故而杜预在朝中甚为受司马炎之倚重，但亦因此险些招来灭顶之灾。参《杜预传》载，‘司隶校尉石鉴以宿憾奏预，免职。’泰始六年（270）年初，杜预因得罪司隶校尉石鉴，被解除守河南尹的职务。
同年六月，杜预任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而石鉴又以安西将军之职都督秦州诸军事，成为杜预上官。
在此期间，虏寇陇右，石鉴杜预出兵击之。杜预以“五不可，四不须”拒绝出兵。石鉴则以‘擅自修饰城门官舍，滞留耗费军需’为由，将杜预交付廷尉治罪。幸杜预是皇室驸马，在“八议”的赦免范围，最终以爵位赎取性命。
参《晋书·石鉴传》载，‘石鉴虽出自寒素，却雅志公亮。仕魏，历尚书郎、侍御史、尚书左丞、御史中丞，多所纠正，朝廷惮之。’即石鉴虽出身寒微，却是志趣高雅且公正亮直。
又《晋书·束晳传》载，‘束璆娶石鉴从女，弃之，鉴以为憾，讽州郡公府不得辟，故皙等久不得调。’束晳之兄，束璆因抛弃石鉴之侄女，石鉴因而心生不满，并暗示州郡官府不得征辟束璆家人。
由此可见，石鉴尝有因私废公之举，但亦仅此而已。杜预身为皇室姻亲，石鉴虽官居高位，却对杜预穷追不舍，非致其死地一般，显然不合情理。
而上述推论并非凭空猜测，正史载录尝留有线索。参《杜预传》载，‘泰始年间，杜预任河南尹……受诏为黜陟之课……’即奉诏制定罢免、升迁之规则。
此事却是非同小可，即司马昭亦看到了世家豪族的巨大威胁，并试图调整。但此举却是动了世家的根本，杜预作为马前卒自是遭到世家严厉反击。
而河南尹在东汉时隶属于司隶校尉部，曹魏沿置河南尹，尹治都城内，另置司隶校尉部河南尹。
故在太康元年（280）前，河南尹应归属司隶校尉管辖。换言之，石鉴因官职之便，作为世家集团的代表对杜预发难，二人并无私仇。
然依杜预之才能，又岂会就此沉沦，而是于泰始七年（271）被任命为度支尚书，职掌全国赋税收入。
《杜预传》载，七年任上，杜预‘奏立藉田，建安边，论处军国之要。作人排新器，兴常平仓，定谷价，较盐运，制课调，内以利国外以救边者五十余条，皆纳焉。’就采纳数量而言，杜预绝对是超越同时代的存在。
期间杜预借机向石鉴发难，《杜预传》载，‘石鉴自军还，论功不实，为预所纠，遂相仇恨，言论喧哗，并坐免官，以侯兼本职。’最终结果是，二人是各打五十大板。
但杜预不过数年，复拜度支尚书。反而是石鉴在都督陇右诸军事、以及担任镇南将军、豫州刺史期间，两次因论功时虚报而被罢官。司马炎下诏曰，‘遣归田里，终身不得复用，勿削爵土也’即终身不得录用，直至杜预亡故。
如此而言，双方势力——世家集团与外戚集团地政治博弈，是杜预一方更胜一筹。但其实不然，太康五年闰十二月，即285年初，杜预被征调任司隶校尉，却在行至邓县途中，突然病故。
又《晋书·石鉴传》载,‘久之，拜光禄勋，复为司隶校尉，稍加特进，迁右光禄大夫、开府，领司徒。’
显然石鉴任的司隶校尉是在杜预死后，再次被世家势力扶植起来。如此不得不让人怀疑杜预死的时机暗藏蹊跷。
《杜预传》有云，‘预在镇，数饷遗洛中贵要。或问其故，预曰："吾但恐为害，不求益也。"’即使杜预天纵之才，亦难以抵御世家豪族倾天之势，而不得不贿赂以安其心。
然司马炎的一纸调令，再次将杜预推到了风口浪尖，最后以杜预之死预示着世家集团的再次胜出。虽然杜预无力阻止世家豪族的疯狂，但世家豪族的疯狂却造就了杜预的青史留名，香火长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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