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一个墓地独行的赶尸人

曹丕———一个墓地独行的赶尸人

  人们大多以为，曹子桓生在王公权相之家，又身为嫡长，立为太子，后来又称帝践祚，一定心满志得。但是，在他的诗赋里却常常很少看到那种帝王的雄心霸气，相反老是萦绕着某种忧郁、伤感的调子。

  其中最明显者，莫过于《感离赋》：

  “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居守，老母诸弟皆从，不胜思慕，乃作赋曰：

　　秋风动兮天气凉，居常不快兮中心伤。出北园兮徬徨，望众墓兮成行。柯条憯兮无色，绿草变兮萎黄。感微霜兮零落，随风雨兮飞扬。日薄暮兮无悰，思不衰兮愈多。招延伫兮良从，忽踟蹰兮忘家。 ”

  建安十六年秋七月，曹操西征马超、韩遂。子桓之母卞氏及弟弟们都跟随而去。而子桓则独留邺城守家。子桓在这时写下了这首《感离赋》。

  正是“秋风动兮天气凉”，子桓心情相当不愉快。他独自走出北园后，满目萧索，意绪迷茫。只见前面的原野上坟茔累累成行，树枝在风中瑟瑟颤动，原本葱绿的野草也变得一片萎黄。秋风中，他甚至感到了一些纷纷漠漠的霜雪在空中飘扬。西边的夕阳正在消隐，头脑中的纷乱思绪却越来越多，理不清头绪。身边的忠实的随从在向我招手，该回去了。我徘徊良久竟忘记了回家。

  这个在墓地、斜阳、衰草间徘徊的孤独的男子，为什么这样心事重重，忧郁感伤？

  要知道，建安十六年春正月，子桓被天子任命为五官中郎将，还有了自己的府第，同时还是副丞相。这摆明了他有着继承魏王事业的世子地位。父母和诸弟都去了西凉之地平叛，显然朝廷这边就由他和父亲的一帮老臣来主事。

  可他为什么还会怏怏不乐呢？

  再看他写的另一首《莺赋》：

　　“堂前有笼莺，晨夜哀鸣，凄若有怀，怜而赋之曰：怨罗人之我困，痛密网而在身。顾穷悲而无告，知时命之将泯。升华堂而进御，奉明后之威神。唯今日之侥幸，得去死而就生。托幽笼以栖息，厉清风而哀鸣。”

  堂前有一只困在笼中的莺，每天早晚都会发出声声哀鸣，子桓顿感凄凉，心生怜意。他好象听到这只鸟在埋怨当初人们将它捕获后困在笼中，身陷密网而不能自拔。自知命运不济，以为行将就死。哪知却到了高门官宦之家，得到主人的眷顾。

  好在今日侥幸未死，聊借这幽幽鸟笼作为栖息之所，在劲厉的清风中发出哀鸣。

  锦衣玉食的子桓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感叹？难道仅仅只是诗兴所至、就事论事？

  建安十七年，阮瑀因病去逝。子桓多次去其家看望其遗孀和儿子，还写下《寡妇赋》：

　　“陈留阮元瑜[与余有旧，薄命]早亡，每感存其遗孤，未尝不怆然伤心，故作斯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并作之。]：

　　惟生民兮艰危，于孤寡兮常悲。人皆处兮欢乐，我独怨兮无依。抚遗孤兮太息，俛哀伤兮告谁。三辰周兮递照，寒暑运兮代臻。历夏日兮苦长，涉秋夜兮漫漫。后[微]霜陨兮集庭，燕雀飞兮吾前。去秋兮就冬，改节兮时寒。水凝兮成冰，雪落兮翻翻。伤薄命兮寡独，内惆怅兮自怜。”

  建安二十二年，发生了一场大瘟疫。

  在曹植《说疫气》一文中这样描述：“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就是在这场瘟疫中，建安七子几乎全军覆没，王粲、徐干、陈琳、应玚 、刘桢均染病去世。孔融早在208年被杀，阮瑀在212年病死、蔡琰在215年左右辞世。

  这种生死须臾之间的残酷现实，让曹子桓颇为伤感：“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倾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死亡的阴影，始终在子桓心头挥之不去。这让他想到，生命既然是那么脆弱易折的，那么人怎样才能不朽呢？

  他在《与王朗书》长叹道：“人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雕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 （帝初在东宫，疫病大起，时人雕伤，帝深感叹。）

  在《典论*论文》中，他再次说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乐荣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末若文章之无穷。”

  原来，子桓早将自己留下的文字当作了生命的延长。千年之后的子桓，又化身为文学界的“湘西赶尸人”，以帝位为法衣、以文论为三清铃、以诗赋为招魂幡，疾步如飞地奔行在人们或感伤或悲戚的情感之路上，将一代代文人心中由于种种原因而行将破灭、抑或是早已破灭的梦想“赶”活。

  俗话说：男人有千面。曹子桓的面目，也让人应接不暇：权相之家的翩翩少年佳公子，文人的领袖，多情的诗人，矫情自饰的权谋家，清冷孤傲的独行侠，威权自重的帝王。

  而他表现出来的人格特质也似乎让人捉摸不透：时而击剑弹棋，赏乐游宴，显得风流倜傥；时而愁肠百结、彷徨伤感，俨然柔情诗人；时而心计多端，城府深藏，犹是弄权高手；时而刻薄寡恩，铁腕无情，赫然铁血君主。

  历史是复杂的，人性是复杂的，如此复杂的人格特质，如何入手呢？

  还是从一张白纸入手吧。

  我们知道，魏文帝曹丕于东汉中平四年冬（公元187年）生于谯郡（今安徽亳州）。

  据他的《典论自序》称：“初平之元，董卓杀主鸩后，荡覆王室。是时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恶卓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山东牧守，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兖豫之师，战于荥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卓遂迁大驾，西都长安。而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并。会黄巾盛于海岳，山寇暴于并冀。乘胜转攻，席卷而南。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余时年五岁。上以四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知骑射矣。以时之多难，故每征，余常从。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张绣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从兄安民遇害。时余年十岁，乘马得脱。夫文武之道，各随时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间，是以少好弓马，于今不衰，逐禽辄十里，驰射常百步。日多体健，心每不厌。”

  这是关于曹子桓青少年时代生活情况最直接的一手资料。

  从上面我们可以得知：

  曹丕生于汉室最危险最动荡的年代，“家家思乱，人人自危。”董卓肇乱，军阀割据，黄巾四起，“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百姓死亡，暴骨如莽。”这样的社会环境是很不利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这个时候，子桓五岁就开始跟着父亲学习骑射，八岁就比较精通了。此后就跟着父亲南征北伐。真可谓是“兵家儿早识刀枪。”建安初，征伐张绣时却发生了一件让子桓终生难忘的事情：“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张绣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从兄安民遇害。时余年十岁，乘马得脱。”

  我想，无论对于谁，以十岁幼龄遭遇这样生死大劫都不是一件小事。

  “家家思乱，人人自危”、“百姓死亡，暴骨如莽”的社会环境，死里逃生、骨肉遭戮的惨痛经历，对一个年仅十岁的未成年人人格最初的形成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战争、死亡，惊险的杀戮场面、亲人的瞬间消逝，对一个十龄孩童来讲，无疑太沉重了，对其人格心理的塑造影响不可小看。

  根据马斯洛的人的需要层次理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是人最基本最重要的心理需要。人一旦失掉安全感，心理所产生的恐慌、畏惧、无助感是足以摧毁其心理意志的。当一个幼儿置身于一个陌生环境时，他们本能地会急切依附自己熟悉的亲人。突然的惊吓、黑暗或不熟悉的动物都会让他们恐惧不安。因此缺少安全归属的人，心理上是会产生异常甚至是疾病的。子桓年方十岁，由于出身官宦之家衣食无忧，但随军征战安全是不一定有保障的。因此，十岁时的那次安全感遭到严重威胁的事件，一方是酿成了他的精神创伤和心理危机，另一方面，潜意识为了补偿和平衡这种创伤带来的心理阴影，在外界安全威胁消除后乃至到了他成年后，此事又成为他比较得意，时时可以人前称道的事情。

  然而，那次事件或者还有诸多类似的事件（如建安诸子先后凋零，邺下文人集团土崩瓦解），使子桓性格在成长阶段就天然带有某种恐惧和焦虑的特点。长大成年后，这种恐惧和焦虑在平时都被无意识所压抑（无意识具有压制令人不快不爽的各种生命体验的本能），一旦到自由抒写诗文时会有沉郁、悲伤等情绪流露于笔端，或是遇到生死攸关的事件就会出人意料地突然暴发出来。

  从史料来看，这种恐惧和焦虑在子桓身上通常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表现在他的诗文辞赋中，多是一种悲患忧郁的底色。

  他的诸多赋作都充满悲凉之气。如《柳赋》因昔年所种之柳而悲世事之变易，《感物赋》因所种甘蔗涉夏历秋后的凋亡而伤感，《感离赋》因父亲诸弟等亲人一时分离而骤感孤独无助；对堂前笼中鸟的悲啼而起怜惜之心作《莺赋》，对老友故去留下孤儿寡母而作《寡妇赋》，在旅途中生孤寂之感而作杂诗二首。“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展转不能寐，披衣起仿徨”， “愿飞安得翼，欲济河无梁。向风长叹息，断绝我中肠”，“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这些诗句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孤独而忧郁的灵魂。

  与他许多游宴欢快之作相比，以上沉郁之作却显得真实而有力。更何况，他的许多原本欢快之作往往在结语时突然来一句伤感之语。如《与吴质书》抒写浮瓜沉李、清夜游园的欢快，最后却来一句：“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丹霞蔽日行》极写“丹霞蔽日，采虹垂天。谷水潺潺，木落翩翩”之美景后面却来一句：“孤禽失群，悲鸣云间。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大墙上篙行》前面铺陈：“排金铺，坐玉堂。风尘不起，天气清凉。奏桓瑟，舞赵倡。女娥长歌，声协宫商。”后面却无端来一句：“岁月逝，忽若飞。为何自苦，使我心悲?”

  在欢乐时总难忘记悲伤，总担心欢乐时光易逝，可见心底那种沉郁感伤之气绵绵不绝。

  二是对于自身继嗣嫡长子地位的高度关注和敏感。

  自从异母长兄曹昂在那次征张绣一战中夭亡，曹子桓就成了自然的嫡长子，按当时的法统和观念那就是父亲地位的当然继承人。然而，曹操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想按传统办事。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子桓异母之弟曹冲因病于建安十三年夭亡。曹冲无疑是相当有异禀的神童，智商远高于常人，放在今天就是超常儿童。故而曹操的悲痛异乎寻常，以致于冲着曹子桓忿忿道：“这下你们是最开心了！”我想，曹孟德这话是说过头了。对于天生敏感而自负的子桓来说，父亲这句话对于其自尊心的打击是异常沉重的。显然，曹操对曹冲将来继承自己事业寄予了很大希望。这当然对身为嫡长的子桓是迎头一棒，他当时的神情应是极为难堪的。

  这还不算，建安十六年春，子桓以嫡长子身份被朝庭授予五官中郎将一职，并兼领副丞相，协助父亲处理政务。这个时候他的地位应当是稳固了吧？但是并不然，建安十七年春，在铜雀台兄弟同台吟诗作赋时，弟弟曹植的文章冠绝一时，压倒所有人。当下让曹孟德起了易储的心思。在杨修、崔琰等人大力活动劝说下，此事愈演愈烈，子桓内心的恐慌和焦虑自是难言，真是一场难捱的煎熬。好在他自我的控制力了得，没有让这种恐惧和焦虑乱了自己的方寸。倒是曹植不自雕励，放纵胡来，失去了父王的信任。

  但是，子桓的这种恐惧和焦虑在其大权在握时，就会变成另外一种异常的心理动能。

  三是放大了自身的安全焦虑，对宗室兄弟过度压制。

  子桓在以禅让方式登上帝位以后，对于同宗兄弟诸侯王进行了严厉的压制，将他们全部赶到封地，派驻监视的官员，严格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而对于一度是对手的曹植更是刻薄寡恩，其他兄弟都封了王，曹子建却只是侯，并且多次将他封地迁徙。派给他的随从也是一百五十多人的老兵病卒，致使子建维持一家老小生活都差点成问题。而曾经与曹植来往密切的丁仪兄弟等均被灭族。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有“邺下黄须儿”之称的任城王曹彰竟莫明地暴薨于黄初四年。而曹彰在曹丕继位后曾对曹植暗示，父亲有诏传位于曹植，而曹植听后忙让他不要妄动，提醒他袁氏兄弟的教训。在自身的生存恐惧和焦虑支配下，子桓成了无情的冷血君王。而他对曹氏宗族的过分裁抑也埋下了异姓势力后来夺去江山改朝换代的隐患。司马氏后来夺去曹魏江山时，其宗室几乎毫无抵抗之力。

  还有一个，那就是对他早年宠爱的甄妃采取了极端的处置。《三国志》正史的说法是因曹丕宠爱郭女王、李夫人、阴贵人等人，甄氏受到冷落口出怨言，曹丕大怒，遗使赐甄氏死.还不解气，命令手下在装殓她的尸身时，以发覆面，以糠塞口，使她在阴曹地府也不能开口骂人。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如此处置不得而知，但登上帝位后的曹丕性情已不能以常人度之。有心理阴影的帝王对臣下和百姓来讲，无疑是猛于虎的。

  这种生存的恐惧和焦虑伴随了曹子桓一生。黄初七年春正月，子桓驾巡许昌，而“许昌城南门无故自崩，帝心恶之，遂不入。”夏五月丙辰，子桓就生了病，而且还很重。丁巳，子桓死于嘉福殿，时年四十岁。

  然而，曹子桓虽有公子气、文士气，但作为一代豪雄之子、将门之后，倒也不并不缺乏英雄气。他的诗笔一旦投向沙场，也带上金戈铁马之声：

　　“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将怀暴怒，胆气正纵横。

　　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不战屈敌虏，戢兵称贤良。古公宅岐邑，实始剪殷商。

　　孟献营虎牢，郑人惧稽颡。充国务耕殖，先零自破亡。兴农淮泗间，筑室都徐方。

　　量宜运权略，六军咸悦康。岂如东山诗，悠悠多忧伤！”

　　 ---------《广陵观兵》

  黄初六年(225年)八月，魏文帝曹丕“为舟师东征。”冬十月，行幸广陵，(今扬州)故城，在长江边举行了一次规模宏大的阅兵式。曹丕临阵阅兵，诗兴激涌，于马上吟成此诗，故又题为《至广陵于马上作诗》。阅兵原本就为了炫耀赫赫武力。而此次阅兵又在与东吴一江之隔的长江边，摆明了要给孙权一点颜色看看。

“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将怀暴怒，胆气正纵横。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这八句堪称先声夺人，气势非凡。

  起句局面阔大、情怀悠悠，为全诗奠定了雄壮的基调。浩荡千里的大江之畔，当年曾是“火烧赤壁”的旧战场。而今十多年过去，曹魏将士在此一振军威，正是洗雪前耻之意。据史载，此次阅兵“戎卒十余万，旌旗百余里”，声势非同小可。以“山林”形容戈矛齐举的壮观，以“日光”照耀那连绵数百里的“玄甲”(黑色战甲)金光闪耀，使这盛大的阅兵更添壮色。在一员员叱咤风云的战将身上、脸上全都蓄满“暴怒”之色；他们的“胆气”即英勇气概纵横沙场，显示出一种咄咄逼人、不可抵挡的力量。子桓置身其间不觉为此景象所感染，脱口吟出:“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 （《诗经·卫风·河广》有“谁谓河广，一苇杭(航)之”之句）这真是：漫道大江是天堑，百万雄师一苇航！

  足见此时子桓心旌激荡，辞气直有干云之势！

  “不战屈敌虏，戢兵称贤良”，以下诗的气势出现了跌宕，变得迂缓深沉。孙子兵法有“久暴师则国用不足”、“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之教。曹操申说此意，也曾指出:“兵犹火也，不戢(收藏)将自焚也”(《孙子注》)。

  此刻，子桓大约记起了乃父教诲，沉入了对于昔贤“不战屈敌”古事的缅怀之中。“古公宅岐邑”，说的是古公亶父迁于岐下(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修建官室、发展耕作的故事。周之文、武剪伐殷商，虽在数十年之后，但其基业，实在是由古公迁岐所开创，故曰“实始剪殷商”。“孟献营虎牢”的事，则发生于春秋时代的鲁襄公二年(前571)。当时，中原霸主晋国率诸侯之师讨伐郑国，采用鲁卿孟献子(即仲孙蔑)的建议，在形势险要的虎牢修筑城防，终于迫使郑国不战而俯首(稽颡)称服。“充国务耕殖”，说的是西汉宣帝时镇守边境的名将赵充国，坚主“罢骑兵”、“合万人留屯田”，使先零(羌人之一部)失去盘踞之所，不战自乱，四万余众降附汉庭。诗人以此六句，盛推昔贤创建之奇勋，借以披露积极备战是为了“不战屈敌虏”的怀抱。思绪悠悠，陈辞徐徐，甚有一种恢宏的气象。而且这种积极备战、文武兼用的战略思想无疑是正确的。

  据说，子桓刚刚继位不久就想对吴蜀用兵，在向贾诩征询意见时，贾诩表述的正是建议他先文后武，修文德以悦近怀远。当时子桓急于事功而未听，后来数度军事行动失利，才让他真正理解了贾诩所言的高明之处。其实，这种先固根本而后征伐的战略今天一样管用。台海战争迟迟引而不发，大陆军方一直“以军事斗争准备”为指导积极备战，却不轻易用兵，以威慑之,待机而动,正是这一“慎战”原则的体现。

  再看最后六句，诗情复又一振。“量宜运权略”说的是子桓曾作了三年多的准备，其重点放在存问孤鳏、振贷贫民、发展耕作方面。对于孙吴政权的用兵，曹丕亦极其谨慎。

  在给群臣的诏书中，他作过如下规划:“吾欲去江数里筑宫室，往来其中，见贼可击之形，便出奇兵击之。若或未可，则当舒六军，以游猎饗赐军士”。八月间到徐州，还特为修筑了“东巡台”。“兴农淮泗间，筑室都徐方”二句，说的正是这些重大决策。正因为如此，魏之将卒无久役之苦，六军为之悦康。子桓大约以为，自己的运略之方正合于昔贤“不战屈敌虏”之训。故“兴农淮泗间”四句，吐语从容，踌躇自得。

  想到当年周公东征，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士卒归乡之际所唱的《东山》歌(《诗经·豳风》)，毕竟吐露了久役不返的深切忧伤。相比之下，子桓的东征，却出现了“六军咸悦康”的局面。因此结句高吟:“岂如《东山》诗，悠悠多忧伤”，表现了一种志在凌越周公的一代帝王气派。

  子桓之诗，素以“清绮”、“轻俊”见重。这与他常写游子、思妇、男女之情的题材有关。但当他将目光转向戎马、军旅生活时，亦有雄壮之辞，颇见乃父之风。

  这首《广陵观兵》写景抒情，视野开阔，气象宏大；运笔之间,纵擒抑扬，跌宕有致。与此类似的，还有《饮马长城窟行》、《黎阳作》之三等篇。

  由此观之，曹子桓不光有花前作赋、月下吟诗的风雅柔情，也颇有金戈铁马、建功万里的丈夫豪情。

  更叫人称奇的是，子桓似乎有着通天的法术—————他的生命只有40年，却能于千年之后为每一个心中盛满着文学情怀与梦想的人带来新生，让后世一个个由于种种原因被拦腰斩断文学之路的作家们重燃生机与希望，连同一篇篇被埋没的文章也重绽华彩。

  曾听说，优秀的自由撰稿人吴玉霞，从小就是才女，长大成人后更是写出不少针砭时弊的好作品。她原本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却因迷信邪教而梦魂欲断—————从那之后，她再写不出斐然的文章，身边也再没有了丈夫的相濡以沫、儿子的天真可爱。幸运的是，就在此时，曹丕所作的《典论·论文》点醒了她，让她找到了自己多年来文学创作失败的原因，最终将她带离了黑暗的深渊。

  生活回归正轨后的玉霞，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新生；她除了读书学习，还勤奋笔耕，践行着她新生时的诺言；最终，她在《典论·论文》的启发下写出了广为流传的反邪教小说《天国梦》，以为明镜警示后人……

  看到这里，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

  “哐——哐——”“哐——哐——”

  “阴人赶路，阳人回避；要避不避，阁下自理……”

  深更半夜……荒郊野地……小路尽头……月亮透过乌云边缘，向地面洒出灰白的光线，一群白影在地面上缓缓地移动着。仔细一看像是一小溜人，为首的是位一袭青衣、宽袍大袖的苗族老司，只见他一边走，一边口诵文天祥的《正气歌》，左手持一双红绳铜铃，右手挥一面长条三角杏黄招魂引路幡。铃声一起，招魂幡随之一挥。

  老司身后还跟随着一队行动怪异的人，这群人的行动，异常一致，一致得如同是一个人，而且一个个走起来都是同手同脚，非常的机械！其走路的力道也异于常人，每步都踩得相当生硬，似乎缺少我们平素行走时的那种轻盈、有弹性的步子。那些人个个身着白袍，脸上贴着黄纸，黄纸上还画着符。他们是或战死沙场、或蒙冤而亡、或突遭横祸客死他乡的湘西汉子，而那个青袍老司就是——帮助他们从异土回归故园、让他们离开是非之地回到温暖家乡的“赶尸匠”。

  这，是在湘西凤凰城一场篝火晚会上，当地艺人表演的舞蹈《英魂归故乡》中的情景。可以说，它就是湘西地区传说中的最为普通的赶尸场景。

  然而、细细想来，对吴玉霞那死于万恶的“法轮”之下的文学梦想而言，子桓正如那位青袍老司，而他《典论》中的真知灼见也正是他手中的铜铃和引路幡。正所谓征服了人、却征服不了灵魂，吴玉霞纵使横遭祸难，她从小便根植于内心深处的文学梦想是始终颠扑不破的。兴许正是如此，她才能被子桓远隔时空的千钧笔力引回心灵的故乡吧。

  据说《典论》诞生于月光下的邺城，那个夜雾迷蒙而又悠远的夜晚————夜晚就像冬天一样，看似阴暗、寒冷、死寂，实则隐隐蕴蓄着下一天、下一季的生机。也许这便是子桓要在夜晚作《典论》的原因吧，就像赶尸匠要在夜间赶尸一样，都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并将它们转化成摧伏死难、守望重生的力量。

  然而，据说赶尸人不得成婚，否则必遭天谴，且无法享受天伦之乐。作为文学爱好者们梦想的“赶尸人”，子桓亦不例外。

  黄初元年后的中秋月圆，您有几何能与您的家人团聚呢？奈何月圆人不圆，您那雄才大略、文藻过人的父亲已成为您遥远的追忆。

  宓妃的魂魄碎在洛河，您又可否为当初的所作所为而悔恨？奈何时光不可倒流，往事皆以化云烟。

  现在仍然有许多人在网络上搜索“湘西赶尸”，但是，他们只关注其表面的灵异怪诞，把它当成免费僵尸电影看来消遣，甚至对其大加责难和非议，妄称负责赶尸的老司借封建迷信行骗、剥削，而忽略了其背后湘西人最真挚深切的家国情、最光辉灿烂的智慧、最勇敢无畏的精神。

  同样，《世说新语》的记载以及后世许多话本小说的描述，使得曹丕这位文学梦想的“赶尸人”总是以荒淫卑鄙、争权夺利、阴险狠毒的形象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中，让人们忽略了曹丕真性情的一面、仁爱的一面、雅致的一面、充满智慧的一面。放眼贴吧、QQ群等网络社区，尽皆是“曹丕那些破文章”、“曹丕历史上还不如阿斗，起码阿斗不作妖”、“曹丕猥琐到家了”、“连城墙都不待见曹丕”、“正在吃人的老鼠得知吃的是曹丕，悔恨不已”、“曹丕给老爹戴绿帽子，玩女人还玩出病了”之类不堪入目且令人瞠目结舌的粗鄙之语。而我想说的是，我们应该摒弃这种偏见。

  首先从《世说新语》开始谈起，《世说新语》具有很高的文学成就，但对它的普遍定义是“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最早为此书作注的南齐人敬胤 就批评道：“《世说》苟欲爱奇而不详事理”，而此时离《世说新语》成书不过才过了五十年。而传世的 刘孝标 注本也多次质疑《世说》虚构，穿凿附会。并且从隋书开始，几乎历代书目都把《世说新语》列为小说部，我们不能否认《世说新语》的历史价值，但我们更应该认清它的史料价值是有限的，许多事例都是孤证，最多只能算野史的性质。鲁迅先生曾将《世说新语》和《幽明录》这种小说视作同流。

  具体来说，《世说新语》共有十则故事涉及到曹丕。但其中演义虚构的成分不少，值得推敲。

  且不说七步诗的真伪至今仍争论不休，只是曹操攻打邺城的目的是为了得到甄妃就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还有曹操刚死他生前的侍妾就被曹丕所占有也是不足为信的，因为曹操死在洛阳的时候曹丕还在邺城，并且最初还不知道曹操的死讯。

  至于曹丕用枣子毒死任城王一事，叶嘉莹先生曾指出黄初四年，诸王来朝的时间为农历五月，此时枣子还未熟，用枣子毒杀曹彰是不可能的。而且有的史料中记载曹彰是忿惧而死。（吴人孙盛所作的《魏晋世语》“初，彰问玺绶，将有异志，故来朝不得见，有此忿惧而暴薨。”）

  不可否认，曹丕有他的污点，杀甄姬、罪曹洪、讽于禁等等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我们也应看到，曹丕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冷酷无情。曹植与曹丕的关系并不总是那么水火不容。建安十六年，曹植随军出征时曾作《离思赋》表达对兄长的思念之情，而留守邺城的曹丕也创作《感离赋》与之相和。甚至在曹丕被立太子之后，曹植还称赞曹丕“翩翩我公子，机巧忽若神。”（《侍太子坐》）。此外，曹丕还曾为夭亡的曹冲写《弟仓舒诔（lei）》的悼亡书，为他的姐姐考虑合适的婚事，悉心照顾年幼便父母双亡的弟弟曹幹。

  从另一个角度说，曹丕又是一个率性敏感的文人，鲜衣怒马少年时，他充满了“策我良马，被我轻裘”（《善哉行》）的快意，他享受着“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与朝歌令吴质书》）的闲情，同时战争的残酷又触发着他的神经，让他发出了“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终制》）的慨叹。他武艺高强，练得一手好剑法，以甘蔗为剑与邓展比武，三中其肩；他钟情美食，在给御医的诏书中大谈自己品尝葡萄的乐趣。

  而在文学地位上，更是应该为曹丕“伸冤”。在历史上，由于“褒刘贬曹”或是“扬植抑丕”的心态，或是假禅让真夺权的史实，让人们对他的文学评价也受到了影响。因此我觉得刘勰的评价，“文帝以位尊减才，子建以势窘益价”（《才略》）是比较客观的。曹植为文才思敏捷，而曹丕思虑过详作文耗时，可是写文章又不是赛跑，何必以时间为定论？我并不是说曹丕要比曹植文学水平高，但说他“去植千里”就有些没道理了。另外对于曹丕的文学地位，王夫之曾大赞“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耶？”甚至有学者提出在建安年间，尤其是曹操设置“五官中郎将”官署之后，实际的邺下文人集团领袖应当是曹丕，（胡大雷《中古文学集团》、潘啸龙《邺下风流》）他对建安文学的精神架构起到了关键作用，由此形成的“建安风骨”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曹丕所作《燕歌行》是中国最早最成熟的文人七言诗，所著《典论》不仅是中国最早的文艺理论批评专著，也抒发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及功业追求。创作了不朽的杂言体诗歌《大墙上蒿行》，成为后世无数长篇歌行的师承始祖。

  王夫之评价《大墙上蒿行》：“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

  此外，曹丕还下令编纂中国第一部类书《皇览》，以及他以《与吴质书》为代表的散文和对汉乐府诗歌的批判性继承，无不体现着他的文学水平。

  回过头来，仔细想想，曹子桓其实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人物。身为一个建安文人，风流才子，他敢爱敢恨，自由放达；而身为曹操长子，储君人选，他又不得不动心忍性，“矫情自饰”。他渴望当太子、当皇帝，渴望在生死忽然一瞬的魏晋时代，“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他韬光养晦，明争暗斗，当上了皇帝，留下了一世的骂名，于是生性“慕通达”的曹丕又进入了层层罗网之中。文人的性格，让他虽有进取之心却最终只是守成之君，二世之后江山拱手让给司马王朝。

  他年少时的理想，成了他永远无法真正抵达的异乡；然而，在千年之后，他却以另一种形式，将怀揣文思敏才的人们带回心灵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