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狂傲指数爆棚，自称最懂庄子第一人

刘文典：狂傲指数爆棚，自称最懂庄子第一人

怒斥蒋介石的狂人

刘文典，字叔雅，安徽怀宁人，早年加入过中国同盟会，并留学日本的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凭借《淮南子鸿烈集解》与《庄子补正》两部巨著震动文坛，一跃成为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的文史大家。

1927年8月，刘文典受安徽省政府聘请，筹办安徽大学，并行校长之职。他虽是文人，却很有办学头脑，请来了许多名人朋友相助，学校很快初具规模。

安徽大学学生与隔壁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的学生发生了冲突。安徽大学学生打伤了女中师生。

经几天协商，刘文典代表安徽大学表示，愿意道歉和赔偿损失，但不同意立即开除肇事学生，遂引发女中学生请愿。

恰巧此时蒋介石到安庆视察，于是立即召见刘文典。

“你就是刘文典吗?”

看到头戴礼帽、身穿长衫、面无惧色、昂首阔步走进门来的刘文典，蒋介石明知故问。

“本人字叔雅，文典只有父母长辈可以称呼，不是谁随便可以叫的。”

刘文典见坐在椅子上的蒋介石冷着脸，立即反唇相讥。

蒋介石不接刘文典的茬，单刀直入：

“教不严，师之惰，学生夜毁女校，破坏北伐秩序，是你这学阀横行，不对你撤职查办，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

孰料刘文典这样回答：

“提起总理，我和他在东京闹革命时，根本不晓得你的名字。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不能以三十而立看待，些微细事，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如果我是学阀，你一定是新军阀!”

刘文典当过孙中山的秘书，似乎比蒋介石更有资格摆谱。

蒋介石何曾受过如此顶撞，声称要把刘文典抓起来“枪毙”。

刘文典则大声呼喊：“宁以义死!不苟幸生!”

鲁迅讽刺当局，即以刘文典“不肯称呼蒋介石为‘主席’而被关押多日”为案例。

胡适也写文章说，刘文典“因语言上顶撞”被拘禁，其家人朋友“只能求情而不能控告(蒋介石)，这是人治，不是法治”。

刘文典的老师章太炎听罢此事，抱病挥毫写了一副对联赠之：“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赠联巧妙借用汉末狂士祢衡击鼓骂曹的典故，颂扬了刘文典的气节。

迫于蔡元培、胡适等人的声援和安徽大学师生游行示威的压力，1928年12月5日，刘文典被释放。据说，当来人打开关押刘文典的后乐轩的楼门，恳请刘文典下楼时，刘死活不肯出来：“我刘文典岂是说关就关、说放就放的！要想请我出去，请先还我清白！”来人哭笑不得，只得好言相劝，刘文典这才罢休。

刘文典后来告诉冯友兰，当被蒋介石囚禁时，他已经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心理准备，“我若为祢正平，可惜安庆没有鹦鹉洲。我若为谢康乐，可惜我没有好胡子。”

刘文典：狂傲指数爆棚，自称最懂庄子第一人

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

刘文典精通英、德、日、意等语言，学贯中西，尤精国学。他刚到北大当教授时，年仅27岁。

刘文典受邀北上到清华讲学时，很多学生慕名来听课。

但刘文典总是穿着脏兮兮的半旧长衫，两颧高耸，双颊深陷，目光浑浊，形容憔悴，头发蓬乱，衣着破烂，嘴上似叼着一支永不熄灭的香烟，一副邋遢相，全然不见知识分子的儒雅。

往往等他开讲时，众人才确信原来这就是那位和蒋介石顶撞的刘叔雅。

刘文典潜心研究庄子多年，1939年，他出版了《庄子补正》（附《庄子琐谈》）一书。此书由陈寅恪为之作序，陈在序中毫不吝啬赞美之辞。此书一出，刘文典便有了“庄子专家”的美誉，刘自己亦当仁不让。

据说刘文典在讲授《庄子》课时，开头第一句总会自信地说：“《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言下之意是如果他不懂《庄子》，别人就更不懂了，足见其自负。

有人问刘文典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时，刘口出狂言说：“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

教学期间，刘文典开的课很多，在北大时达10门之多，主要有《文选学》、《校勘学》、《先秦诸子研究》和《庄子研究》等。

刘文典讲课也别出心裁，自成一格，在众多教授中是难得一见的“另类”。据说，每逢上课，先由校工先提一大茶壶，外携一根两尺来长的竹质旱烟袋，端放在讲台上。刘文典讲到得意处，一边喝茶吸烟，一边解说文章的精义，从不理会下课铃响与否。

最让当年的听课学生津津乐道的是刘文典月下讲课。

在一个月圆之夜，只见清扫一新的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一身长衫端坐桌前，在一轮皓月之下大讲《月赋》之韵味。许多教授闻讯纷纷前来看个稀奇。文典一看听课的人越聚越多，非常得意，就像集市上的说书人一样，神情激昂，时起时坐，引经据典，侃侃而谈。瘦削的身子前仰后合，长衫衣角左右摆动，一番仙风道骨的模样。听课的人是如痴如醉，大呼“过瘾过瘾”!

学生向他讨教如何写好文章。

他信口说：“只须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

学生不解其意，刘文典解释说：

观，乃是多多观察生活；

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

音，就是文章要讲音韵；

菩萨，就是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

诸生听后恍然大悟。

刘文典：狂傲指数爆棚，自称最懂庄子第一人

西南联大只有“两个半”教授

他讲课的时候，吴宓等重量级的教授也常常跑去听。这样的狂傲，使得他常常不把一般教授放在眼里。他是旧文学的坚守者，对一切新文学者嗤之以鼻，毫不留情，于是看不上从事新文学写作的沈从文。

当他得知西南联大要将沈从文提为教授时，勃然大怒：“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后来教务会议讨论沈从文副教授转正教授，大家都举手同意，只有刘文典表示不满。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对于学问如渊似海、精通十四种语言的陈寅恪先生，刘文典敬重有加，不敢有半点造次。他公开承认他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多次对学生说：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万分的敬佩。

他曾经多次在课堂上竖起大拇指说：“这是陈先生！”然后，又翘起小拇指说：“这是刘某人！”他说：“陈先生连波斯文、突厥文都会，跟他比，我还差得远哩。”

他说西南联大文学院真正的教授只有“两个半”，陈寅恪便是其中的一个，冯友兰是一个，他自己只能算半个。

有一天，日军轰炸机来袭，昆明城内拉响了紧急警报，西南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折回来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学生要搀扶刘文典，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寅恪先走。

而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于是他对同行的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

这样的刘文典，在如今看来，难免率真地有点过了，也幸亏沈从文性格平和，不然换个火爆脾气的人，早发飙了。

刘文典：狂傲指数爆棚，自称最懂庄子第一人

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1930年，刘文典的夫人张秋华患病，高烧不退，情况甚是危机。这次又是胡适为刘文典排忧解难，为刘文典介绍首善医院的院长方石珊。经过医院的细心诊治，张秋华转危为安，不久便痊愈。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方欲请其出山担任伪职，面对引诱与威吓，刘文典不为所动，坚称“国家民族是大义，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且自始至终不说一句日语媚敌(刘氏学贯中西，本精通日语，然在此种情况下，却以“发夷声为耻”)。

1937年底，在友人的帮助下，刘文典辗转千里，取道天津从海路到香港、越南，历时几个月来到西南联大。

一路上，他心中反复默念着文天祥的诗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当他抵达云南蒙自与西南联大会和时，禁不住泪流满面，他对梅贻琦戏言：“只剩这一身衣裳了！”

当梅贻琦看到满面尘灰的刘文典出现在他面前时，泪水差点夺眶而出。当时的刘文典，头发已有点花白，身着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袖口和领口上沾满了油渍，黑得发亮。肩上挎着的一个小包袱，就是他的全部行李了。

1949年，昆明解放前夕，友人胡适劝其移居美国，并为其全家办妥入境签证，联系好具体居所，刘氏婉言谢绝，理由是：“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刘文典知道自己狂傲，他曾反省自己：“以己之长，轻人之短，学术上骄傲自大，是我的最大毛病。”

有一年，刘文典到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会议间歇时，刘在走道里遇到郭沫若，他斜着眼睛看了郭一眼，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走远了。

全国解放后，刘文典以惊人的毅力戒掉鸦片，改抽大重九。他抽烟甚多，有时一天两包。当时大重九旧币三千元一包，能抽得起大重九的人并不多，学生抽的都是一千五百元一包的大公烟。

刘文典对学生平易近人，所以学生常到他烟盒里摸一支烟，刘丝毫不以为意，因此深受学生爱戴。解放前后，刘文典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兴奋地说：“今日之我，已非昔日之我！我‘再生了’！”

1952年，对旧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汹涌而来。刘文典是狂狷的学者，放浪惯了，一贯目中无人，自称是三千年来唯一真正懂庄子的人，自然不会“改造”自己。他拒不检讨，对于学校当局将他当作批判靶子也毫不在乎。

在批判他的大会上，他风骨铮铮，公然宣布：

“我是一个国民党同盟会的会员，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如果说我的政治思想错误，那就是孙中山的错误。至于我的学术思想方面，正如你们所熟知的，完全渊源于庄子。倘若你们觉得庄子的思想有问题，你们可以不选读或是取消这一门功课。你们要清算我的思想，不如请你们先去清算孙中山和庄子。这才是正本清源。如果孙中山和庄子都是反动和应该被打倒的，则我的存在与否，也不值一谈了！”

1957年，刘文典被认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亦遭到批判，当时有人对他批判的“罪状”之一就是，系里组织开批判会，他竟然“靠在沙发上睡大觉”

“寿则多辱”，语出《庄子》，刘文典深谙其中的真味，他没敢多活，1958年，刘文典在昆明逝世。按照他的遗嘱，家人将他收藏的文物全部捐献给了安徽博物馆。

按照夫人张秋华的意愿，刘文典逝世后没有立即火化，而是用棺木土葬在了云南大学后面的圆通山上。

一年后，由儿子刘平章取出骸骨，火化后送回祖籍安庆安葬，开始简葬于古月庵，后来正式安葬在怀宁县总铺高家山（今属安庆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