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跑在去投标的路上。
坐在后排,一直沉默寡言的工程部副部长王刚终于开口了:“反正甲方要求最低价中标,再说这个活也不大,第二轮我们就直接报老板说的底价,还不成,咱也没法了。”
他自从知道D公司也要来投标,基本就不抱中标的希望了。其实,作为他的老部下,坐在前排的我对这次投标也信心不足。
好多年了,凡是和D公司共同竞标,还从来没有赢过人家的记录,尤其上次,D公司竟然以低于我们一万五千元的总价,从我们手里夺走了一个一百五十多万的工程。
进入甲方会议室后,我发现D公司来的还是早已熟悉的刘经理和李强,另一家是从来没听说过的一家公司,因为我们没找,我便估计那八成是D公司找来的陪衬。
如果不出意料的话,这家找来的公司应该是第一轮报价最高的,而且第二轮报价小降或不降才对。
按惯例,甲方招标至少有三人以上,其中一人宣读招标文件及注意事项,三家投标公司悉数提交投标资料后,便全都退出,在附近等候,准备着被第二轮召见。
一般情况下,参与投标的公司,第一轮报价都是虚高的,真正的底价都踹在兜里,备着第二轮报价的厮杀。
甲方对这行规也都心知肚明,先大体检查一下投标单位提交的资料是否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再统计比对分析各家的总价构成,最后确定各家优劣排序。第二轮先被召见的往往是准备淘汰的公司。
果不其然,我们和D公司之外的那家公司先被请了进去。
D公司俩人守在走廊最东头的窗口,俩人一直都戴着蓝牙耳机,像是认真的在听着什么,还偶尔嘀咕几句。
我和王副部长守在走廊的最西头,几乎无话可说,还能说什么呢?老板来之前就已说了:这个工程低于85万元,不干!
这明摆着是老板不太想干这活,85万元的总价说高也不算高,说低也不算低,算是正常的市场价,但是,有了D公司的掺和,这个价中标的概率就太低了。
“过会,你一个人进去,把老板说的底价报上就行啦。我有点不舒服,先去车上躺会儿。”王副部长不容我多说便径直走了。
这样的交代,无疑卸光了我的责任,一身轻松的我,便悠然的候着甲方的召见。
很快,第一个被召见的那家公司的俩人就出来了,他们迈着轻盈的步伐,一边隐秘的朝着东头的人,点了点头,一边头也不回的走了。
第二个被召见的是我们公司。
当我鬼使神差的来到D公司李强刚才坐过的那把椅子旁,调整好角度,正欲坐下的同时,右手不经意的触到椅子背面的一个东西,待我仔细触摸后,很快确认是一部粘贴在座椅背面的手机;这里怎么会有手机呢?
尽管别人不承认,但此时我自认为我是个反应敏捷的聪明人。在心里止不住的骂道:“孙子!给我玩这套!走着瞧吧!”。
于是,我一边给甲方要回第一轮那份93万元的报价单,一边口头给他们解释着总价的来由;一边说着不能降价的话,一边又在报价单上算来算去。甲方见我久久得不出个结果,便让我出去算,可我一直磨磨蹭蹭的拖着,待到D公司的人进了会议室的门,才一边说着“这个价够低了,没法再降了”,一边显着忧虑的样子,走出了会议室。
待到D公司的俩人从会议室出来并有说有笑的走远了。
我便胸有成竹的又坐回到刚才那个座位上,先用手摸了摸那个手机,发现已经不在了。便大胆的说出了第二轮的报价:86.5万元。
在回公司的路上,我给半躺在后排的王副部长汇报的是进可攻退可守的85万元。
等到第三天,我们收到了中标通知书:86.5万元!中标!!
事后了解到,D公司投标价87万元,另一家公司投标价92万元。
之所以当时没拿回那部手机,主要是为了以后的将计就计,又何况老板给的五千元奖金足够买部新手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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