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慈善教育事业（二）

初步发展期：维新运动至新政时期

　　维新运动兴起后，社会各界普遍意识到中国慈善事业要走向近代化，应该师法泰西各国，重视慈善教育。由此，传统善堂开始由重养轻教趋向养教并重，而新式慈善公益团体则更重视教的功能。近代中国的慈善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897年冬，经元善邀集梁启超、施善昌等人捐资创办中国女学会书塾，除基础的中西文学习外，还专设算学、医学、法学、师范科，陆续延请教习纺织、绘画等技艺，以期培养自立之本。1898年夏，罗振玉、经元善等人拟办余姚、上虞两邑农工学堂，向桑梓贫民招收艺徒，推广中国传统工艺，并创兴中国未有之工艺，且中外技艺兼习，颇具实用价值。

　　上述经元善等人设学堂教贫困者以谋生技艺之举，乃维新运动前鲜有之。而在新思潮的鼓荡下，慈善界一改过去重养轻教的旧习而趋于教养并重。

　　进入20世纪，清政府为挽救垂危统治而推行新政。在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思潮大张旗鼓之际，“慈善教育”的呼声也愈加高涨。1903年，《新民丛报》发表《中国之慈善教育》一文，认为当下经济竞争之势日剧，中国应大兴慈善教育，传授有用之学造就实业之民，以工商业为民谋生之路。

　　作为首善之地的北京，乃官方慈善教育先行的试验田。1903年，京城工艺局成立，以“收养游民、开通民智、挽回利权、转移风气四端为宗旨”，除收容游民外，“有孤贫幼童者，愿来习艺者亦准取保挂号，挨次传补。”并分雇各种教习数十人，因材施教，教与书画、数算、镌刻、织布、织绒毯、珐琅、铜铁、瓦木诸作之类。“学徒俗例三年为满师”，“或不拘常例，俟学业有成即可出局自谋生计。”

　　1906-1908年间，经民政部核准立案，北京还相继创办了京师内城贫民教养院、外城初级教养工厂、外城中级教养工厂、外城教养女工厂、外城贫民工厂、内城公立博济初级、中级工厂等多所慈善教育机构。这些贫民教养院、工厂均“以收留贫民兼施教养、勿任失所为宗旨”，实属于慈善教育性质的机构。

　　而在天津，1903年，北洋赈抚局总办毛庆蕃将办赈的余米变卖用于“设半日学堂一所，招集极贫子弟入堂读书，定额二百名，分列四班”。不久，又同“工艺局酌定厂地，为天津贫民子弟设工艺厂一所，招幼童学习粗浅工艺，与半日学堂相表里”。令聪颖者习织布、织毛巾、造洋桌椅等事，椎鲁者则学编柳条、织簸箕、提篮等艺。

　　在此前后，直隶也开办工艺局、广仁堂女工场、习艺所等多处；岑春煊在成都设局，成立四川通省劝工场。此外，两广、东三省、河南、湖北、云南、新疆、热河、甘肃、安徽、陕西、浙江、福建、山西等省都建立了类似的工艺局（场）。

　　虽然这些工艺局（场）、习艺所创设的初衷是为解决日益严重的流民问题，但在救助内容与手段上都较注重教养兼施，传授贫民孤童以手艺，希冀通过数年之功，使人人习得一业而能自养。

　　清末，慈善教育事业的发展除体现于全国各地遍设的带有官办色彩的工艺局外，在经济发达的上海，慈善教育机构的民办性质则更为浓厚。沪上收容、教育贫民子弟的慈善组织主要由地方绅商和社会名流来创设和经理。其中该时期创建并于有广泛影响的慈善教育机构为上海孤儿院、上海贫儿院等，这两家均向孤贫儿童传授多种技艺，更颇具各自的特色，因而不仅在民国时期获得较大发展，且一直延续到建国初期。

就该时期的慈善教育事业的发展来看，其始终与清末的政治风云及社会问题息息相关。维新期间，中国发展慈善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带有保种强民的意味，冀此渐图国家富强。新政推行后，慈善教育又与消弭流民为宗旨的工艺局相交织，既向贫民传习工艺，又便于社会控制，是这时期慈善教育最显著的特点。而上海绅商名流建立的贫儿院等机构，其慈善的本意、教育的内涵似乎更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