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在《庄子·人间世》里借孔子之口说，天下有两大戒，一个是命，一个是义。两大戒，包含了三大事：子爱亲、臣事君、己事心；涉及三个问题：孝、忠、德。
原文是这样的：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
但这里的“戒”，与孔子在《论语》提出的“戒”是不同的。《论语·季氏》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庄子的戒，是大戒；孔子的戒，是实际生活中的“小戒”，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小戒不小，拿来教育现在的孩子，很有必要，很多人就是毁在这三个字上。
孔子说我告诉你，天地间有两条大戒律，不管你是谁，都要遵守。第一条大戒是“命”，要懂得天命，要认命。第二条大戒“义”，凡事要遵从义。这两条大戒，“命”和“义”，是两个重大的哲学命题，包含的内容实在太广，而庄子在这里列举了两条，一是子之爱亲，二是臣之事君。这两条，都不可解于心，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都是为人臣、子者所不得已的问题，也是“命“和”义“中首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是属于“大戒”的问题。由这两个问题引申开去，庄子说到了个人的修养问题，即自事其心问题，也是属于“大戒”的问题。
一
庄子说做儿女的要爱父母。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这是天命，是道。天命不可违。为什么？《易经》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其次，从人生的经验说，父母把子女拉扯成人，要经历怎样的苦难？要费多少时间和精力？每个人都会深有体会。为父母不易，因此，要把爱父母时该放在心上，不能“解于心”，也逃不出天地至理。
爱父母就是孝。如何做？庄子说，能做到不择地而安之，就是做得最好了。“不择地而安”，就是无论何时地何，都要把父母放在心上。不能说我今天心情不好，懒得管父母；我今天没钱，没法给父母饭食；我房子还没买，没法安顿父母；等等。庄子是大而化之之人，具体如何做，他不说了，但关键的一点是时时刻刻不要忘记，时时刻刻去做。
孔子因材分类施教，关于如何做到孝，针对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这些答案，对于现在的人来说，自己哪条没做到，就对号入座吧。这里先简单罗列一下《论语》里有关孝的记载：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孟懿子问什么是孝。孔子说:“孝就是不要违背礼。”后来樊迟给孔子驾车的时候，孔子告诉他:“孟孙问我什么是孝，我回答他说不要违背礼。”樊迟说:“不要违背礼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父母活着的时候，要按礼侍奉他们;父母去世后，要按礼埋葬他们、祭祀他们。”这是根据文字记载直译的，但这条记载涉及的东西非常多，以后再谈。——孝，要按照礼的规定去做。也就是说，有些已经成为规矩、风俗，甚至制度要求的，该做的就去做吧。否则，后果自己想。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孟武伯问孝。孔子说：“要努力做到父母健康长寿，要关注父母的身体，好好照顾他们，别让父母生病。”——孝，要关注父母的身体健康。这是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也是最基本的孝道，即孝敬父母之身。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游问孝道。孔子说：“现在人讲的孝顺，只是能养父母就算尽孝道了。但是狗和马，一样有人养。如果对父母没有恭敬的心，养父母跟养狗、养马又有什么分别？”——孝，要用心。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子夏问孝。孔子说：“侍奉父母，难在永远保持和颜悦色。有事时，由年轻的负责服务操劳；有了酒食，先为父母陈设，请父母先吃。你认为这样就算是孝了吗？”——孝，要真心。
以上是有学生主动问的，还有孔子主动讲的。
比如，他说闵子骞这个学生很孝顺。怎么孝顺呢？“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人们对于他的父母兄弟称赞他的话，没有什么异议。说明什么？父母、兄弟都认为他孝顺父母，邻居们也都认为他是个好孩子。
再比如，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评价一个人应该这样：父亲在世的时候，要看他的志向；在他的父亲死后要看他的行为。如果他的父亲死了三年以后他依旧还是像他父亲生前那样坚持固有的为人准则，那么这个人就算是做到了孝道。
还有。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这个很重要。父母的年龄你得知道啊。父母年龄大了，“一则以喜“，父母身体健康、长寿，该高兴；”一则以忧“，年龄大了，离离世的时间越来越近，怎么不让人忧虑呢？这种孝，比仅仅对于饮食供应来说，是从内心生出的，是真孝。
总起来说，你说要做孝子，孝子干什么？就是爱父母，就像父母爱那样爱子女那样。
《论语》把孝的问题上升到政治和国家治理的高度。因此，上述几个关于孝的问题，都放在《为政》篇中了。中国人说，“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凡是大忠臣，必然是大孝子。换句话说，忠是什么呢？就是扩充了爱父母的心，而爱国家，爱天下，爱别人。这也就有“仁”的意思了。佛也讲孝道，所以佛家也有《父母恩重难报经》。“子之爱亲也，命也”，儿女爱父母是天性，“不可解于心”，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一个大孝的人，必然是个忠臣；同样，一个孝的人，其家族也必然兴旺发达。《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而不行孝的人，必然违反天命，违背人伦，其结局也必然不会善终，“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荀子》说，人有三不祥，其中一条就是“幼而不肯事长“。
幸福，永远是从孝顺父母开始的。不要只感叹“树欲静而风不停，子欲养而亲不待“，却把孝敬这件事搁浅，或者成为不孝的托词。
二
中国过去是帝国制度，皇帝是国家元首，代表着国家，因此，过去的人讲忠，是忠于这个国家（常说的忠于朝）廷），而不是帝王本人。政权可以常变，帝王可以常变，但国家可以看作是不变的，虽然国和家都是由掌握政权的人所建。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可以称作国度。所以爱君尽忠，也就是爱国家民族。“臣之事君，义也”，忠于国家民族，就是大义；“无适而非君也”，生在国家土地上，整个国家就是我，任何地方都是我的国家，并不在于谁当皇帝；“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你逃避不了的，就算是出国去了，你逃的是帝王、政权掌握者，你的心里终究是中国人，每一个国家的人都是一样。所以，“事君”，事的不是当皇帝的那个人，是国家。皇帝只是个代表。就像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中国的政权发生了更迭，一些人于是离开了中国，但在他们心里，那个“中国”是不变的，故乡是不变的，变的只是政权，只是掌握政权的那些人。中国这个称号沿用了几千年，所以这些人对中国的感情是始终如一的。
子也还曾经曰过:“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君子对于天下人，无专主之亲，无特定之疏，惟以道义是从，即不问亲疏，但以道义是亲，亦即以义为处世准绳。
那么，什么是义呢？《浅论儒家之义》（夏海，《光明日报》，2017年4月23日）作了易懂阐释，可以参考。
在君臣关系上，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子之事上也，上，谓君也。进思尽忠，进见於君，则思尽忠节。退思补过，君有过失，则思补益。将顺其美，将，行也。君有美善，则顺而行之。匡救其恶，匡，正也。救，止也。君有过恶，则正而止之。故上下能相亲也。下以忠事上，上以义接下。君臣同德，故能相亲。“（《孝经注疏·事君》）
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庄子道家思想之“义”与儒家思想之“义”是相通的。虽然《庄子》也强调：“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引自《诗经·击壤歌》，原文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但那是后人牵强，庄子真正思想则主张是这一大戒的。
而庄子与儒家的关系问题，历史上也争论不休。比如，庄子到底是道家还是儒家问题，从唐朝的韩愈到清末民初的章太炎，吵了一千多年。而《庄子》书中，大量借孔子之口来阐述其主张，确是实有的事实。2017年《文史哲》第二期，刊载了中山大学杨海文的论文《“庄生传颜氏之儒”：章太炎与“庄子即儒家”议题》，对此进行了分析梳理。有人也认为，“庄子与儒家的关系，与其说庄出于儒，不如说庄子对于儒家的思想进行了学习吸纳，吸收其中自己认同之思想，来发展自己的思想”（学科网，张曦文，《庄子》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三
庄子说：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这里讲的是个人修养问题。实际上，在《庄子》一书中，多次讲到哀乐不入、安之若命的问题。
《庄子·养生主》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老聃死了，他的朋友秦失去吊丧，大哭几声便离开了。老聃的弟子问道：“你不是我们老师的朋友吗？”秦失说：“是的。”弟子们又问：“那么吊唁朋友像这样，行吗？”秦失说：“行。原来我认为你们跟随老师多年都是超脱物外的人了，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的。刚才我进入灵房去吊唁，有老年人在哭他，像做父母的哭自己的孩子；有年轻人在哭他，像做孩子的哭自己的父母。他们之所以会聚在这里，一定有人本不想说什么却情不自禁地诉说了什么，本不想哭泣却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如此喜生恶死是违反常理、背弃真情的，他们都忘掉了人是禀承于自然、受命于天的道理，古时候人们称这种作法就叫做背离自然的过失。偶然来到世上，你们的老师他应时而生；偶然离开人世，你们的老师他顺依而死。“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时候人们称这样做就叫做自然的解脱，好像解除倒悬之苦似的。”
在《庄子·大宗师》里，用了同样一句话。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个人在一块聊天，“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相与为友”。不久子舆生了病，子祀前去探望他。子舆说：“伟大啊，造物者！把我变成如此曲屈不伸的样子！腰弯背驼，五脏穴口朝上，下巴隐藏在肚脐之下，肩部高过头顶，弯曲的颈椎形如赘瘤朝天隆起。阴阳二气不和酿成如此灾害！“可是子舆的心里却十分闲逸好像没有生病似的，蹒跚地来到井边对着井水照看自己，说：“哎呀，造物者竟把我变成如此曲屈不伸！”子祀说：“你讨厌这曲屈不伸的样子吗？”子舆回答：“没有，我怎么会讨厌这副样子！假令造物者逐渐把我的左臂变成公鸡，我便用它来报晓；假令造物者逐渐把我的右臂变成弹弓，我便用它来打斑鸠烤熟了吃。假令造物者把我的臀部变化成为车轮，把我的精神变化成骏马，我就用来乘坐，难道还要更换别的车马吗？”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至于生命的获得，是因为适时，生命的丧失，是因为顺应；安于适时而处之顺应，悲哀和欢乐都不会侵入心房。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解脱了倒悬之苦。然而不能自我解脱的原因，则是受到了外物的束缚。况且事物的变化不能超越自然的力量已经很久很久，我又怎么能厌恶自己现在的变化呢？”
《庄子》一书前七篇的排列是《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一般认为，这七篇，是庄子本人的作品。庄子在这七篇中，分别在《养生主》《人间世》《大宗师》里讲到这个问题，可见庄子对这一思想的重视。
安时处顺，就是要求遵循道的规律去为人处世，特别是在逆境中能够达观地面对人生，在困苦中求得生命的安顿。但是，安时处顺，并非消极的逆来顺受，也不是不思进取，而是主张适性而为，各尽其才。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社会位置，做到才无所弃，各遂其性，则幸福自来。只有安时处顺，用一种平和、坦然的心态对待自己的生命，对待生命中的得失成败，你还有什么哀呢？还有什么能让你乐得狂呢？只有做到安时处顺，才能正直实现人生的快乐。
因此庄子在这里说，自事其心者，就像子之事亲、臣之事君，不择地，不择事，哀乐不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因为这是天道，你只要顺其自然而为就可以了。那么，这样你就可以说是修养到家了，“盛德之至”了。
与安时处顺的主张相承的，还有“用心若镜”以及“物物而不物于物”。
用心若镜出自《庄子·应帝王》：“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修养高尚的“至人”，其心思就象一面镜子,对于外物，是来者即照去者不留，不把一些事放在心里，所以不因此损心劳神。现在的人所谓的烦恼，就是因为把心意太小、境界太低，不该关心的事情太多。宋朝慧开禅师有一首诗说：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物物而不物于物“出自《庄子·外篇·山木第二十》，原文抄录如下，不作解释：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此神农、黄帝之法则也。若夫万物之情，人伦之传则不然：合则离，成则毁，廉则挫，尊则议，有为则亏，贤则谋，不肖则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乎！”
《荀子》论述治气养心之术说：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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