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前最后一日，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某条例，起草部门不同意法制办意见准备另行提供起草文本，好在文本不知是怯场还是其他原因未及时供上，只好审议了法制办提供的稿件。由于立法程序上的混乱，办领导主张坚持原则在会上说清一二，而我这时却并不想坚持，因为昨天说了我应该不是个意向立场者，虽然想为法制事业鞠躬尽瘁，但毕竟一个人的地级市立法处也翻不了大浪。会上，法制办跟起草部门并没有什么太冲突，因为分管市领导和起草部门一把手给我们领导打了电话希望通融，如此，如果我们太过坚持，既不尊重领导，也显得不近人情。但是会上某市领导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出现明显偏差，我的领导解释后仍无法说服。值得点赞的一点，市长一眼看出某全面禁止的限制性规定无法实施，经讨论后决定删除。会议虽然不长，但若以我的标准，可以入选本市十大法治事件，可惜我还远远达不到制定标准的资格。
深夜无眠，看了法制人王学堂刚发的《69年共和国风雨兼程，69年法治中国执著前行》深有感触，刘少奇面临生命危险时曾拿着宪法保护自己，但是他自己却曾说过：“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来实际上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参考。”历史不会重演，却会惊人的相似，行政管理中无法妥善解决的问题，仍然会突破法律的边界来达到目的。
69年法治进程中的共和国走到今天，我们庆幸没有经历那些付出惨痛代价的日子，而且地方政府开始关注地方立法，只是对地方立法的边界还不够清晰，多是想把更多的行政措施纳入到地方立法中。所以，最近我总劝我的立法前辈阮姐和张主任，我们孤独的立法事业进入了一个被关注却不被理解的时期，这个时期需要承担压力还要反复的讲解，当然如果认为政府无所不管的领导们能够主动学习立法法，建立起恐惧的边界，我们的社会就会更早的管精管好，祖国也才会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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